一、陷阱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谓的“爆炸”，在我的理解中就是大众媒介的出现一面使得信息的流通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一面又使得真话假话满天飞成为可能。互联网使得做研究变得容易，又会使得无数离开了学校的人从此不再读书看报，只靠互联网信息过日子。很多过去有很大影响的报纸杂志消失了，剩下的没有不感叹日子的艰难。因为如此，这些留下来的媒体也就认识到他们必须靠着给人们提供更为可靠详实的报道才能获得存活的机会。《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就是我心目中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两家报纸，而它们又同时是竞争对手，不过它们的竞争是在比谁的报道更深入更可靠，尽管它们都免不了有时也会犯错。
媒体人的价值，在美国不是体现在能够在电视台上念稿子，而是能够在电视台上做出“电视杂志”，就是在电视台上做专访，通过这样的节目表现出媒体人的知识与见识，不仅给观众提供了知识，还能引导观众关注重要的问题。媒体人不是没有自己的价值观的中性人，而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对不同的价值观予以报道，让大众对于报道的事件有全面的了解。所谓“客观公正”指的就是这个事。报社记者的价值如今更加体现在能够对于大众关注的问题作出揭露事实真相的报道，尤其是在对于权力的监督方面，运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来揭露当权者的腐败，《时报》与《邮报》的竞争就是体现在这方面。《邮报》当年挖出的水门事件新闻，改写了人们对于总统权力的信任；不久前《时报》揭露的韦因斯坦的性骚扰问题，让人们知道了一个推出过为妇女权利说话的电影制片人，暗地里却在干着什么。人性的丑恶，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没有人可以例外。
所以连监督别人的媒体人也不能没有监督，否则也会一样腐败。一篇深度的社会问题的报道会给记者带来巨大的声誉和影响力，也会使人滥用它而陷入腐败。最近被揭露出来的资深媒体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性骚扰问题，使得这位老资格的电视专访主持人被国家广播公司（NBC）在他75岁之年把他解雇了。以政治观点论，我以为罗斯算是左派，但揭露他的问题的又是同样被认为是左派的《邮报》，这样的事情体现了媒体的真正价值。
除此以外，媒体人如果陷入对于名利的追求，也会忘记自己的职业操守而陷入腐败。被监督的权势人物当然也懂得这点，除了说监督他们的媒体是“假新闻”，有关的利益集团还会利用这点给记者设置陷阱。
不久前《邮报》挖出了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参议员竞选人摩尔的性丑闻后，《邮报》又再次陷入被权势集团的攻击，其中以极右派的“假新闻”的攻击最为喧嚣，摩尔本人甚至放话要把《邮报》告上法庭。《时报》昨天报道说，它的难兄难弟的危险其实并不是这些攻击，因为它们早已对此有免疫力了，真正可怕的是极右派给他们设下的假新闻圈套。
《时报》的故事说，一位姓菲利浦斯（Jaime Phillips）的女性主动找到《邮报》，说她有关于摩尔的重大性丑闻要披露给《邮报》。邮报女记者麦克鲁姆（Stephanie McCrummen）接待了菲利浦斯女士，对其进行了详细问询（见下图，右边是菲利浦斯）。
菲利浦斯女士说她与摩尔有过一腿，1992年还怀了摩尔的孩子等等。麦克鲁姆对于这样的爆炸新闻保持着高度的职业谨慎，不为对方的说词所动，而是集中在新闻的事实求证上，结果发现菲利浦斯的故事不仅有破绽，还将谈话往政治靠。《邮报》接下来的调查发现，菲利浦斯走进了保守组织Project Veritas的办公室，这是一家专门搞偷拍的机构。如果《邮报》急于获得爆炸新闻，发表了不可靠的报道，后果可想而知。
《邮报》接着找到Project Veritas求证，但Project Veritas不予接待，最后想出了一个以攻为守的办法，以向《邮报》提出问题的办法接受采访（见下图），使得《邮报》记者无法提问。《邮报》记者只能录像后无功而返。Project Veritas的老板O’keefe对《时报》的报道发推特说，“看看是谁采访谁”（下图），一趟浑水又搅混了很多人的视线。这就是如今真正的媒体人所面临的世界，也是通过媒界了解世界的所有人面临的困境。
二、川普经济
川普一直宣扬的政绩是他上台后美国经济的增长，很多人也相信老川经济上干出了成绩。读者如果还记得笔者所说的老川很多政策的“非疯即骗”的分析，再对照目前他的那些疯子政策是否施行了，就会发现，其实美国的经济自老川主政后主要还是沿着前面的轨道运转。老川许诺的那些如对中国产品加收30%的关税，逼迫人民币升值，对墨西哥产品征税来修“长城”，对把工厂办在国外将产品内销的美国公司产品征税，逼迫美国公司把在外生产厂家撤回国，要给欧盟国家产品加税等一系列政策，没有一项真正实行了。而美国失业率则是自2010年1月起就一直在下降，已经持续了超过90个月，不是川普政策的效果。下面是美国劳工部网站上今天（2017年11月28号）公布的失业率百分比的统计数据：
在外贸方面，川普的确有可以做的事。例如美国牛肉出口中国，中国对其征收的关税是12%，澳大利亚的牛肉关税却是4%。不过川普到了中国后，只要中国人给他几顶大帽子戴上，再给他几项品牌专利，如果再有几项其他好处，川普就不说话了。所以他在中国改口说，“要给中国领导人为了本国利益占了他人的好处加分”，这样的话虽然是向美国人交差，但不知道央视是否把它原文翻译给中国人听了。
川普到了越南，又立即改口，说对于占了美国便宜的绝不放过，当然这话又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我们等着看吧，看看总统是否真的能够跳出现有的国际贸易框架来弄出一个新的“川普经济”。
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目下正在进行的“税收开革”法案的讨论，是一件大事。一来美国税收的确不仅麻烦而且漏洞很多，二来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尽管不断增长，但是贫富差别却越来越大，所以税改的确是必要的。现在在讨论的方案的争论要点在于“减税”，其中有两个大问题：第一，给不同收入的人各减多少；第二，减税后各种支出如何维持。
关于第一个问题，事实是富人减税远比中产阶层多。但是支持的一方说这样做了后，富人更有钱，于是就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最后大家得益；反对的一方说，现在不是没有钱投资，而是投到哪里去的问题，有钱人不会轻易扩大生产，所以给富人减税不会增加新的工作。关于第二个问题，支持一方说，减税后，一方面工作会增多，同时大家花钱会更多，收的税也更多，所以不用担心；反对的说，减税后，工作未必会增加，美国人本来就储蓄不够，加上中产阶级的实际纳税反而可能增加，所以不会给政府增加更多的税收，结果必然要消减各种社会支出，本来的社会分配差距只会加大。政府的预算委员会的测算说明，十年内美国的财政赤字将增加1.5万亿以上。
减税法案目前众议院和参议院各有一个。众议院的已经在众议院通过，参议院想要通过自己的法案，或许本周会有第一次表决。结果如何对于川普总统十分重要，因为自他上任后所有通过的法案里面都没有关于他竞选时许诺的法案，至于他签署的行政命令，那不是法案，可以被下届总统随时修改。川普希望圣诞节前可以“给美国人民一件礼物”，后面只有三周的时间了。
三、俄国门问题
俄国门问题为什么一直是一个话题？除了因为有特别检察官在调查此事，实在是因为此事对于美国的前途可谓性命攸关。
1、“冷战2.0”
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由于多种原因（其中包括西方的政策制定的失当），美、苏、中、欧主要几个大国中，冷战思维又在一定程度上复苏了。所谓冷战思维，其表现就是把国家关系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俄国领导人普京认定西方要搞垮俄国，中国人中也有类似的西方要搞垮中国的想法，西方也有人不相信中国与俄国。加上中、俄的政治体制与西方的差别，西方人中也有一些人对于中国的发展心怀恐惧，这种恐惧在我看来又分为对于中国政治运作不透明的恐惧，以及习惯性地误认为美国应当永远领先才对，不懂得现代化是一个最终要拉平所有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演进过程。
普京政府要重塑俄国在苏联时代的辉煌，但是俄国经济对于能源的依赖以及俄国人口经济规模都远不如中、美的事实，加上普京的KGB出身，使得普京把搞乱美国人对于现有体制的信任从而削弱美国作为赶上美国的策略，导致俄国采取了利用互联网干扰美国大选的做法。
上次大选又恰好有川普参选，于是事情就变得格外复杂起来。为什么川普参选事情就格外复杂呢？笔者下面根据英国《镜报》资深记者、曾经派驻莫斯科4年统领该报驻俄记者的卢克-哈丁（Luke Harding）先生的新书《合谋：秘会、脏钱、以及俄国如何帮助川普胜选》的分析做点介绍。（原书名：Collusion: secret meetings，dirty money，and how Russia helped Donald Trump win the election）
2、1977年
川普的第一任妻子依凡娜（Ivana）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于1977年与川普成婚。当时的捷克是苏联阵营的国家，秘密警察握有大权，且受苏联KGB的控制，他们对于公民的监督很严密，尤其对于与美国人有联系的公民。依凡娜与川普的婚姻使得她家立即成为捷克秘密警察的注意对象，并一定会报给KGB。
到80年代，川普开始在纽约曼哈顿地产业出头。1986年5月，苏联新任驻美国大使多勃宁（Yuri Dubinin）上任，不久便访问川普大厦，对于川普大加赞扬，多勃宁女儿回忆，川普对于多勃宁的赞扬的反应是“心都化了”。1987年，苏联由KGB控制的国家旅行社安排川普夫妇访苏，一切费用由苏方赞助。川普自己在自传《交易的艺术》里也说到他那次的旅行，说他会见了苏联官员。下图是川普夫妇访苏时在列宁格勒的合影：
川普回美后，开始进入政治，在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批评当时的总统里根的对苏政策。哈丁说，尽管我们不能说川普与俄国人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KGB 是不会放过川普的。KGB 对于好出风头，对于婚姻不那么看重的人一向不会轻易放过。川普尽管没有在俄国搞成功地产交易，但是他的川普大厦后来没有断过与俄国人的交易，包括被美国警方逮捕的俄国黑社会头子都在那里居住过。
2013年，川普在莫斯科由当地经济寡头资助办环球小姐比赛（见下图），再次将与莫斯科的联系升级。
川普那年下榻的旅店是“国家大酒店”（下图），住进总统 套房，后来奥巴马访问俄国也是住此套房。但是，2013年的川普并没有美国安全部门的保驾，无法排除不被SFB（KGB的后身）监视。哈丁分析，俄国人一定有川普的录像带。后来传出的“达西亚”（笔者在本评论的34集里有过介绍）的作者，从事了30多年对俄情报工作的斯蒂尔也认为达西亚里关于这方面的情报的可靠性很高。特别检察官专门派人会见了斯蒂尔。
3、单独会见普京
今年7月德国汉堡开的20国经济会议期间，川普曾经屏退身边所有人，连翻译都没带，与普京单独会见一次，内容不在任何记录里面，只有两人知道。美国公民有法律保障的权利会见任何人，总统也是如此。所以川普与普京的会见完全是合法的，在法律层面无懈可击。
但是，问题在于川普对于普京的态度总是与对于其他无论任何人的态度都不一样，从来是只有好话没有批评，不仅没有批评，还要为普京辩护。不过川普这样做又是法律保障的权利，在法律层面无懈可击。
著名的川普雇请为他辩护的哈佛教授Alan Dershowitz（下图）一直坚持说，川普有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可以开革手下任何人，包括命令FBI局长停止调查，不管是什么调查。该教授说的也不错，总统的确有这个权利。
那么，穆勒又有什么必要调查呢？
穆勒们一向有的权力就是“根据已有的证据对于可疑对象进行秘密调查”。也就是说，尽管公民的活动是合法的，但是在法治国家里，这只是说公民有权利从事法律允许的活动，并不等于受到怀疑时警方不能调查。所以，警方可以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如果发现了证据，就可以起诉调查对象，没有证据就结案。川普开革FBI局长合法，但是可疑在于为什么要开革科米。如果是因为科米在调查与他有关的案子，那么总统就犯了“阻碍司法”之法。如果川普与普京的交往里有同谋问题，那也是犯法。
可是，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会发生警察滥用职权的事？当然有可能。于是，法律规定对于公民的秘密调查要经过特别法庭允许，也就是规定FBI如果要调查某个公民的话，首先要向特别法庭提出理由，说明秘密调查的必要性，得到法官的同意后，有了法庭的许可证方才可以启动秘密调查。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攻击穆勒的理由就是警方对于公民的合法活动进行调查, 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攻击穆勒的理由就是警方对于公民的合法活动进行调查,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但是，川普也知道他作为总统没有阻止司法调查的权利，他作为总统没有阻止司法调查的权利，所以他要说“这是当总统的不幸”。
所以司法部的职业法律人以及各级法官才是美国法治的最后守护人。如果他们的信念守不住了，总统就可能命令他们进行总统希望进行的调查。川普讲了无数次要调查希拉里，司法部长也是他任命的，但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参议院作证时还是只能说，启动调查要有证据。塞申斯是希拉里的政治死敌，如果有理由启动调查他如何可能按兵不动？其他的职业法律人如果真的拿到了希拉里的犯罪事实（包括可以作为犯法的嫌疑事实），又如何可能放过希拉里。科米去年的做法就是例子。
4、福林将军与川普
福林是川普最早开革的最高白宫官员，受到警方调查后。福林的律师一直与川普的律师保持联系，交换信息，这当然是法律允许的。不过上周福林的律师突然中断了与川普律师的互通信息。道理何在，外界不得而知。在已经有三个川普阵营的顾问被检察官指控，一人已经认罪的情况下，福林将军还有他的被卷入的儿子的命运当然不妙。福林的律师不再和川普的律师玩了，对于川普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福林律师的做法不排除福林开始与警方谈判合作，以换取宽大的可能。
俄国门还在演化这。哈丁在他的书里说，这次的俄国门事件，对于美国是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重大事件，它已经引起了所有政治人物的关注。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不仅关系到现任总统的名誉地位，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人们会如何看待自己未来选出的最高领导人，以及自己的整个体制是否值得信任。这就是俄国门调查一定会有个交代的根本原因，也是穆勒们不会罢手的原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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