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群叛国者说说我对香港人的认识过程

我是89年初经深圳去香港的。虽然88年去过一次，那是有人接机和安排的。这次常住，一切都靠自己了。

一下红磡轻铁，我就迷失了方向，徘徊在几个公交车站之间，不知道该搭哪路车去中环，见几个港大的学生去问，却没有一个懂得“中国话（普通话)”的，叽里呱啦的英语，我又一句不懂；终于看到有挂中环终点的牌子，忙挤上去，才好不容易的找到“单位”，接待我的老者，也远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笑容，只是冷冷地告诉我：老总在午休，你坐待吧。我想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也被拒绝了“因为电话费是要记账的，你还没有帐号。”我只得跑到同学处去“诉苦”，他们是更早由更高部门派出的“商人”笑道“这就是香港人的习惯”。确也给我上了一堂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习课。

因为是做公家生意，所以很快就有了利润，忽然发现从那接待我的老者，到公司老总对我都充满了“甜蜜”。尤其是财务部经理，特意请我吃饭，还拉来了日本三菱银行的客户经理作陪。原来我只用18天就还回了银行的几百万美金的贷款，他们觉得是“奇葩”。我替同事还清了20万港币的“日常费用”的行为也让他们“赞叹”；至此，我对香港人的了解还是一片空白。唯一有印象的是，在商业往来中，“老板”间吃吃喝喝是习以为常的事，偶尔请员工吃一顿，他们却是那么“欣喜若狂”。滑稽地是我这个老板月薪才2700港币，员工却要3200起价。向港英政府报税时说我的工资上万，具体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当我二次开公司时，税务部门却通知我要补交所得税50000港纸。我跑回原单位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只笑笑说，没关系，我们替你交吧。

赚钱后，我的待遇也提高了，新调的宿舍既有空调还有吸湿器，淋浴室也加了澡盆。最想不到的是属于太子党的同学还送给我五万港币的“生活费”，代价是我在香港不可以经营煤炭，因为他太太（也是同学）是做煤炭生意的。

这一切我都接纳了，并构筑了我对香港的印象：拜金，小气，礼貌，无厘头。老实讲至今我也看不上周星驰的表演：夸张加无聊。我在三不的律条中（不揣错钱，不走错路，不上错床）过着“表叔们”（香港人对我们的称谓）自己的日子。

忽然，北京出事了；电视和报纸铺天盖地的全是天安门的报道。而香港新华社（港澳工委）却没有什么指示。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揣度当局，白天一本正经的上班和打麻将，晚上偷偷跑去中环码头看香港人的表现。每个人回来时的眼睛都经常是红红的。终于，我被电到了。七号风球的夜晚，数万港人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连续几天上百万人的集会呼喊着中华民族的声音：打倒邓李杨！为死难的学生报仇。

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和他们才是同根同种的中国人。

在中国汉族的历史上，有两次异族统治，都被儒家学说同化得消化了。唯一这次是马列主义学说占领了儒家学说的地盘，60年后才发现，那马列主义的学说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二货，最终还是被封建主义置换了内容。奴才文化真他妈的不可战胜。

当时香港也有代表民意的三个人：邓李杨。嫌英国政府给的50万英国国籍太少了，几次跑到伦敦去请愿，他们说“香港人不是想到英国来居住，因为几百万人来英国即使坐飞机也要排队几十年，我们只是想得到安心，一旦共产党翻脸了，我们或许会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这种赤裸裸地叛国行径我居然觉得可怜与同情，甚至暗地里因为自己没有资格申请英籍而羡慕，因为它打破了我爱国必须爱党的樊笼。

1996年，经某名人的介绍，北大某系想聘请我当客座教授。考核谈话的题目是：你怎么看邓小平提出的在中国建50个香港的指示。我笑笑回答“毛泽东曾经指挥大炼钢铁，说如果我们每个人生产一吨钢，那就是6亿吨了。”其实他们要的不是客座教授，是赚钱多一条门路。

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演17年了，似乎还有33年的残喘。然而利用政治和政权赚钱的大亨们和太子党们都赚得直打饱嗝，开始转移资本去新的地方了，港人的工资也翻了一番。可是总幻想自由的叛国者们和总幻想独裁的治国者们分歧越来越大，听说要上演“占中”和反占中的戏码。我担心六四又会重演。

出尔反尔从来就是政治家与时俱进的产物，想当年西藏和平解放时，那制度也是要保持多少年不变的；1956年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也是要20年不变的；结果被裹挟的人们还不是只有喊万岁的欢迎改变？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都是靠欺骗得逞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还可以杀人不偿命。

国家是什么？普京和马英九都有论述，国家就是为公民福祉服务的机器。当国家成了一小伙人分赃的工具时，无论打着何等庄严的名称，它都只是个屁。

我酷爱生我养我的那山那水那人，那才是我心中的国家。如今那只是个需要清理的垃圾山。

我建议香港人还是别去占中而做顺民的好，因为皇后大道也是可以跑坦克的。别忘了，二十五年前血染的风采后面是天安门母亲们长年凄苦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