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记事：在被抢劫中，要学会“感恩”。

我的父亲是资本家吗？他是1956年第一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职工，一台破汽车作价人民币13800元，交给了沈阳市汽车运输公司二队使用，换来了四级汽车修理工的待遇：月薪52元8毛7分钱。可是这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帽子是属于“组织内部监控的档案材料”，对我和我家都属于“绝密材料”，是不允许打听和分辩的。于是，我只好认命，到那位曾经宣判我“没救了”的中医大夫何先生处当学徒，一周后，王老师忽然打发同学告诉我，“你被39中学补充招生录取了，快去报到吧。”我喜极而泣。开学后我的学号是50号，俄语老师铁玉庸说：50号以后的学生都是，白捡来的。

1959年是政治和经济同时“大跃进”的一年，为了完成钢产量翻一番（535万吨到1070万吨）的指标，家家户户捐献锅碗瓢盆去大炼钢铁；我家因为原来养过汽车，所以破零件被街道干部拉走了一大车，也就因为被捐献得多，又成了怀疑我家“开地下工厂”的理由，于是我父亲又被“灭资兴无”学习班抓去关了20天，家里也被部分查封了，就是除了睡觉可以进屋，其余东西一律贴封条。20天后，沈阳市公安局四处把我父亲放回来了，却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留下的是一纸清单记录，没有任何理由。58年啦，东西被没收，理由却从来没有。父亲活着的时候每每去公安局打听都是“没押你就是好事，还想翻案那？”我不敢去替父亲说话，因为怕被说成“立场有问题”，为此父亲没少骂过我，我被逼急了会冒一句“谁让你那么傻，老被抓典型。”回忆起来，我要对父亲的在天之灵道歉“爸爸，对不起，面对强权不只是你傻，我们都不得不傻呀。”

1960年开始了大饥荒，沈阳市有几个月每天每人只给二两粮食。理由是“大水封城，粮食运不进来。”我只好到野外扒草根，捡稻粒，野菜也卖到了三块五一斤。这时母亲浮肿，弟弟感染了肝炎，全家都在挣扎着活，为此父亲卖掉了自行车。夜里妈妈求爸爸“把车赎回来吧，你骑车上班还得40分钟，走着去怎么行啊。”凌晨，母亲陪父亲去赎车了，我在被窝里流泪发誓“今后无论如何，我都要对得起爹妈和这个家。”

1961年有个口号叫“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是逼那些成分不好的家庭妇女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我爸妈的意思是“无论任何也不分开”，于是街道干部就借“大办工厂”的名义，征用了我家49平方米房子的“白天使用权”，本来隔成的三间小屋，一间被征用做“小卖部”，另两间做“托儿所”；我妈为了白天有个歇脚的地方，只好当起了义务的阿姨。终于太多的折磨，使母亲得了间歇式的歇斯底里精神病。于是小卖部撤走了，搬进来了街道主任邸桂兰一家三口人，托儿所也撤了，还给了我家两间小屋的使用权。我爸妈忙三叠四地“感谢政府，感谢党。”但是，母亲的病却在加重，我不得不放弃学习时间陪她。因为只要她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会怀疑有人害她，于是跑出去找我，引来一群孩子围着打闹。为此，我和妈妈在她精神好的时候，做了一番掏心掏肺地聊天，那是在沈阳中山公园的水池旁，我问“妈，你还害怕吗？”妈说“有你在跟前，我不害怕。”我问“如果我是个窝囊废，怎么保护你？”妈说“你孝顺，有志气，不会是窝囊废。”我说“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我们家依然会被人家看不起，我想不窝囊废也不行。所以，妈，你要支持我考上大学，尽量忍着不犯病，让我全身心学习。”妈长出了一口气说“好，我忍着，不犯病，你安心学习。”

1962年八月，我终于以平均80分的成绩考上了第一志愿的学校“北京矿业学院”，可惜又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分配我到机电系，而是到了采煤系，开始了后来“反动学生”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