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贸易理论的误区

西方贸易理论的误区

一、马歇尔—勒纳条件

在之前的《货币战争——殖民经济下的危机特征》一文中，本人提到以无限市场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不能正确揭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里就来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

西方经济学是实用主义的工具学，而不是科学。在违背现实的无限市场前提下，甚至不能构成一个有如有限市场经济学和耦合市场经济学那样统一完备的逻辑体系，而只有无数互不相干甚至相互矛盾的分支和零星孤立的数理证明。在西方经济学漏洞百出的数理论证中，有关贸易理论的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可算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作。它是一国货币的汇率变化实现对外贸易平衡所需的必要条件。这个条件满足时，贸易逆差会导致本币贬值，并改善贸易逆差。这个非充分的条件经常被反过来应用，证明汇率贬值有利于出口贸易，反之则反之。

这一说大家就会想起西方国家经常指责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原因是中国有巨大的外贸顺差。所据的理论就是这个马歇尔—勒纳条件。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数学推导可谓是形式逻辑的杰作。在多种假定条件下的逻辑推理几乎无懈可击。这种形式上的完美给了应用者很大的信心。众口铄金权威定调，不少人因此相信降低汇率有利于出口；中国是为了扩大出口才有意压制人民币汇率的。不幸的是从战后到现在的许多国际贸易数据并不能证明它的准确性。不少作者在统计中国的外贸数据时还发现所谓“出口悖论”的现象，即便在定理成立的条件满足时，人民币升值反而增加出口。

二、显性假定的局限性

那么西方外贸理论中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到底是什么？是出口和进口的需求弹性(这里的弹性一词可通俗地理解成变化范围或波动振幅)之和必须大于1。这个假定只是西方汇率和外贸理论的显性假定。当马歇尔—勒纳假定条件不满足时，汇率变化对外贸收支的影响则有可能完全相反。

需求弹性(实际上还包括供给弹性，故应是供求弹性)大是什么意思？就是市场要足够大。只有基数大才会有大的波动。这和西方经济学中无限市场的隐形假设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马歇尔-勒纳定理的推导中也没有考虑实际市场的规模极其对外贸的影响。所以马歇尔—勒纳条件还同时假定供给弹性趋于无穷大，这样就把供求弹性简化成显在的需求弹性。这个有违现实的无限市场假定难免与事实上的有限市场贸易有出入。即便后来有人以一方的贸易平衡条件来取代，这个新条件同样不现实。

在贸易市场趋于平衡后，进出口的需求弹性都不会很大。汇率的改变并不能对应地改变市场需要。除了产量较少的高档商品外，生活必须品的消费量与人口密切相关。在流动人口较大的旅游地区之外，汇率不能直接和马上影响人口和购买力。这时贸易顺差的存在不能证明汇率被压低。反过来降低汇率也不一定就能增加出口。这便是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弹性悲观论”(Elasticity Pessimists)。许多独立的统计数据表明即便是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二战后西方国家的需求弹性基本上都小于1，大致在0到0.5之间。

有人不服提出针锋相对的弹性乐观论和新算法，但新算法仍然不能获得统一的结果。较大的弹性只有在长周期中才能获得，而单一有价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周期特征。这些周期性与资本积累造成的第二剩余价值和分配不公造成的市场虚假饱和有关。而汇率以及相关的贸易变化与供求弹性的变化一样，都可以是经济周期的反映。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以及新的工业国家的不断兴起造成的市场竞争和价格竞争，都会显著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其作用远远超过汇率的影响。所以一些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收入弹性对进出口需求的影响比(汇率变化造成的)价格弹性大得多。这些事实说明以马歇尔—勒纳为条件的贸易与汇率理论在真实市场上的意义不大。

三、隐形假定的作用

除了显性假定，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推导中还使用了隐形假定。例如在两国两商品模式中，两国都有足够的同类商品可供选择；贸易量只受汇率的影响；当汇率变化后，进出口价格没有对应的调整；两国的货币都可自由兑换；国际贸易是等价公平的等。事实上，国际商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这在一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另一国的货币时尤其明显。在满足供求关系的基本要求下，汇率的改变可以通过价格调整而轻易改变。例如一国想通过本币贬值来扩大出口时，另一国可以压低出口价格来对应。在这一过程中，货币贬值的效应被别国的商品减价所抵消。

所以西方经济学不得不承认马歇尔—勒纳条件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不断修补，补丁叠补丁越补越不像。除大马、中马、小马外，还有什么全球马、区域马和国家马等。不但杂种繁多，还有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走马灯五花八门川流不息，就是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于是又有更加复杂的新条件，如用比克戴克—罗宾逊—梅茨勒条件来代替马歇尔—勒纳条件。但这些新条件都不能排除原有的隐形假定，因此不可能避免那些非现实的假定带来的误差。

图一引自刘尧成等的文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差额的动态影响》，是用中国1994年至2009年16年的原始数据计算的人民币汇率(取指数对数，横坐标)与中国的贸易差额(与GDP的比值，纵坐标)之间的相关性(用直线表示)。图中的直线斜率是正的，说明人民币升值增大外贸顺差。这恰好与马歇尔—勒纳条件所表示的结果相反。当作者滤掉影响贸易的其它因素后才能消除这种“出口悖论”自圆其说，得到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的负相关图式。

由于未经加工的数据表现出相反的相关性，那些被过滤的因素对贸易的影响大于汇率变化，并足以掩盖汇率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同时因为加工后的数据离散度依然很大，少数样本对微弱的相关性可以有较大的影响。另外汇率变化通常是对经济状态的调整，因此被过滤的因素与汇率也可能有某种间接的关系。留下的所谓“单纯的汇率因素”很难定义并因此失去实际意义，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不能单独存在。这在长期过程中更是如此。所以马歇尔—勒纳条件在这个例子中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遗憾的是三名作者在结论中没能指出这些方面。

其实不需要实际数据，从马歇尔—勒纳条件自身的逻辑即可发现它的问题。根据这个条件，在西方经济学无限市场的前提下，只要有贸易逆差或顺差就会引起汇率变化并减小原来的不平衡。其结果就是达到某种“公平”汇率使贸易逆差或顺差完全消失。否则就是有操纵汇率的问题。这就是说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受制于汇率，而不是供求关系和国民收入等更基本的经济要素。因此只要改变汇率就可以改变供求关系和劳动报酬，消除市场饱和或虚假饱和的现象，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有点本末倒置，至少很难说服人。可见数学上的等式不一定给出因果关系和演变方向。

贸易平衡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不只是汇率。汇率甚至只是次要的因素。除了市场规模必须足够大、供求充分和购买力充足外，还需要在贸易国之间存在完全竞争时才有可能达到贸易平衡。一个制造业大国与一个非制造业国家就不存在工业品的完全竞争，只能以资本输出来代替商品输出实现平衡，因为非制造业国家的销售商无法从本国采购到足够数量的替代品。只不过在西方话语权中，贸易只代表商品交易，而不包括资本交易。另外在商品价格悬殊的国家之间也很难达到贸易平衡。这些影响贸易平衡的因素远比汇率重要得多。

四、作为工具的理论

既然提高汇率对减少出口的作用不大，那末为什么美国一再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本人在《货币战争——殖民经济下的危机特征》一文中提出投资国可以通过施压殖民地货币升值来增加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并通过不等价的交易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因此在全球化后，几乎被西方经济学抛弃的贸易和汇率理论又被重新改造，为达到所需要的结果而不断改变计算方法和设定的参数，对原始数据加工再加工。虽然如此，得到的统计结果依然自相矛盾莫衷一是。中国学者对中国贸易数据的统计结果也一样。说到底汇率的适当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即便有也不一定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很容易被其它更多更重要的因素所反转或改变。

事实上单纯的贸易不平衡对美国的影响不大，因为美国不再是制造业大国，并对中国实行军火和科技制裁。除了制裁产品外，美国不存在严重的产品过剩问题。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历次的经济危机都与出口产品的过剩无关。2008年美国的危机是本国的房贷违约引发的金融危机。现在美国还想限制中国人投资美国的房地产。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造成的危机也不是出口产品的过剩造成的。可见强迫人民币升值只是对美国剥削殖民地和转嫁危机有利罢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全球化的资本输出和产品回购这种新的殖民模式中，由于殖民地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国际货币，而只能通过交易过程转变成国际货币，进出口商品的定价便可以与汇率完全脱节。因此资本输出国可以肆意压迫殖民地货币不断增值，迫使出口经济型的殖民地廉价出口本国的产品获取被人为贬值的外汇，以至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低于国内价格。资本输出国甚至还因此以反倾销为借口，随时对殖民地实行贸易制裁，迫使殖民地出让更多的利益。这种畸形的汇率破坏了国际贸易中公平等价的规则，从而使马歇尔—勒纳条件和汇率理论完全失效。

这个道理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大多数新兴国家推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严重依赖海外市场和资金；同时本国的货币都不是国际货币，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自由兑换美元。资本投资国会因此故伎重演，不断以贸易顺差和马歇尔—勒纳条件为依据，强迫新兴国家的货币升值。受害国还以为本币强硬是一件好事，在自我陶醉中任人宰割。实际上只有当本国货币可以与国际货币自由兑换时，汇率才会对国际商品的价格波动有重要的影响，或国家间形式上的公平汇率和贸易才有可能。在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压迫别国货币增值后，别国会用升值的货币买到更多己方货币。

五、形式逻辑害死人

一个逻辑严谨的公理体系并不能就此证明它的科学性，因为公理体系本身不能自证所需前提或假设的正确性。许多唯心主义者在别人的提示下也能承认这一点，但在自己研究和论述时常常“忘记”这个基本的道理。最近否定实践(或实验)检验的标准就很时髦。

自马歇尔—勒纳条件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问世以来，由于它在逻辑上的严密性，近一个世纪里无数学者花费了无数时间和资源企图论证、修补和完善以它为条件的外贸理论，但最终仍然获得不确定的结果。这些努力只是白费，因为没有为创立新科学提供有益的贡献。这样的事例在西方经济学中俯拾皆是，以致西方经济学至今不能成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公理体系，哪怕就宏观或微观经济的一个方面而言。这个教训值得有心人深思。

西方文明以系统的形式逻辑理论为傲，并因此继承和发扬了自亚理士多德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形成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十七、八世纪欧洲体制外的先行者用生命建立了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实证科学，并颠覆了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开创了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成就促使德国思想家从哲学上反思和总结使实证科学获得成功的、有别于古典形式逻辑的思辨经验，从而提出了辩证法或辨证逻辑的基本概念。

辨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是有关创立和验证形式逻辑所需前提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形式逻辑体系成为科学的必要补充。如果说人的逻辑演译是人类的一种先天功能，那么辨证思维则需要更多的后天经验，因为是大脑的逻辑思维与外部世界相连的必经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外部形象(或信息)进行辨识、与记忆或预测的形象(或信息)进行对照、以及对形式逻辑的推演结果加以验证。在验证过程中又要用到前两个辨识和对照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是单纯的形式逻辑思维不能完成的。

但在古典形式逻辑的影响下，德国哲学家，如康德和黑格尔，总想用形式逻辑的定律来表达或论证他们的辩证法原理，如二律背反和否定之否定等，并借此赋予辩证法在思辨哲学中的合法地位。因此马克思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作为连接人类意识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必须是、也只能是唯物主义的。它的唯物性不在于承认外部世界的独立存在，更在于强调外部世界是人类经验的来源；是逻辑推理具备科学价值的试金石。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有必要重新诠译辩证法和辨证逻辑。在新的诠译下，经典的辩证法原理中形式逻辑式的规律总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觉承认与真实世界的切合是一切有价值的科学和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这样我们就有了判断某种理论真实价值的简单方法，政治学也好，经济学也好都一样。首先不是去验证形式逻辑的结果，而是检视形式逻辑使用的前提或假设是否有效。在目前的讨论中，不难发现现有的贸易和汇率理论所用的显性和隐形假定或者不成立，或者对贸易的影响超过汇率。这就足以否定这个理论的有效性，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些资源用来开发新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更有价值。这不是否定形式逻辑，而是否定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因此小标题本该是形而上学害死人。只是为警醒起见用了夸张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