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始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矫枉过正

国内‘近代史研究’刊物发表文章，其中有些内容是颠覆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一贯的说法，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

‘近代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刊物，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刊物。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文革中红卫兵的惨无人道的行动的理论指导，也是红卫兵的精神支柱。红卫兵的全社会的打砸抢，惨无人道的批斗方式其根源都是来自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现在共产党的刊物能够有这样一点认识，虽然还是隔靴抓痒，总是有点进步，讲了一点真话。

摘要如下：

中共“五大”之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败?

我只说一句，中国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在东方战线上重要的阵地。这个革命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决策的失误。莫斯科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顾问，他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来指挥中国的大革命，从头到尾都是“左”的。

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说是“右”，是因为陈独秀“右”了，所以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实不是陈独秀“右”了，陈独秀也“左”了，只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只是个小伙计，只能在大革命当中做苦力。他们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是由莫斯科培养而武装起来的。

蒋介石羽翼丰满之后就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不客气。他认为，苏联人是在染指中国中东路的特权和外蒙古主权问题，扶持外蒙古的独立实际是使其变成俄国的附庸。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也是为成立亲苏的政权，来维护俄国在东方边界的安全，牵制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完全是从苏联本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也就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让中国人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维护苏联的安全，实现东方战略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得清楚，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当初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斯大林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推给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大杂烩，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确的写到：我们以后要用顾问、总顾问把这个大杂烩能够固定成一个政党，就是我们要实行保姆制度，把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全部控制，没有保姆这个党将一事无成。他们是这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他们认为，是中派、“左”派，有能力和帝国主义抗争，所以要给武器和经费，用顾问来控制它。信中还写到“我们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把它挤干，然后再把它甩掉。”其实，斯大林对蒋介石也是同样不信任。总之，苏联对中国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种利用，斯大林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改造又经过斯大林的曲解异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斯大林主义。

1943年5月21日，在通过“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讲了一句真话“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在世，还是我们今天，都不可能用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我们当初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导致了当时革命的失败。”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说世界革命是一种主观的、速胜的，甚至说是盲动的战略。共产国际曾经主张的“由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就把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已经是垂死的、是敲响最后丧钟的，只要发动世界革命、各国工人阶级都起来帝国主义就完了。”是完全主观的、盲动的对世界革命的估量。最后苏联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怪中国共产党、不能怪陈独秀，中共、陈独秀都有自己的问题，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的抗争，四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斯大林说，绝对不能退出，你们都是要为国民党服务。

共产国际做出要在大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是荒唐的。国共合作初期，在孙中山在世时，两党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北伐战争的期间，对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是两党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共方面也有这样的决议，都有档案可查。毛泽东原来也不是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那样激进，把地痞流氓当成革命先锋，农民协会可以在农村里随便抓人、杀人，不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的七次扩大会议之前，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减租减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这是孙中山既定的方针，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抢，这是对的。后来台湾的土改也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是一种赎买。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我经历过旧社会，看到的地主一分钱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攒钱买土地。所以中国的土地情况不同，绍兴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东北的模式、华北的模式都不一样，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样，有恶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劳动、自己的经营发家的，而且这不在少数。我们今天重新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土地问题，和以前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突破这个界限、突破了两党的共识在农村里乱来，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要在中国全面的实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这个指示传过来，很多人一下子180度变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鲍罗廷以前同意主张减租减息，这时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这是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鲍罗廷的一次演讲说“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后来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也是这样的提法，“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农民革命的先锋，把他们发动起来再带动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矫枉必须过正。当时一定要在农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这样做农民发动不起来，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使党的路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后来在十年的内战时期，在所谓的苏区里“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廉价的口号，人家的东西可以随便的予取予夺、轻易的拿来，这最能够发动、煽动群众。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败的，过激的群众运动授人以柄。

蒋介石在北伐进军当中对两湖的工农运动非常称赞，两湖的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讲话中讲到这点。他后来变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农运动把北伐军的后方搞乱了，农会规定不许谷米出境，北伐军的粮饷后勤供给怎么办?“左”派扣押军饷，宋子文那时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万军饷不给蒋介石。城市的工人运动过激，工人要双薪、一年要放两个月假、每天四小时工作。随便抓老板、封店，农民可以进城抓资本家游街、游斗甚至杀人、无法无天。所以根子是从这来的，延续到后来的无法无天，其源头在那时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