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智’是为封建主义血统论服务的。一方面考虑君王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考虑百姓的诉求。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要靠‘智’来化解。
‘二桃杀三士’ 就是典型的案例。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三人,都曾经为齐景公立过功。为此,他們恃功而骄,扰乱社会安宁。晏婴深知,这三人是国家隐患,对他们讲道理无济于事,只能除之,还必须给景公留面子。于是,利用三个人的‘气性’设下了这个计策。成功的关键在于,先要使国君看清他们的危害,且这个‘杀’字不能出自王者之口,而三个人的确把‘名节’看得比命重要。可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又必须惩罚,那么, ‘智’ 就无能为力了。
现代人的智慧表现在宪法上面。它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恒久准则,不须要任何条件。比如,根据等价交换原则,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三人立过多少功,就给予多高的报酬。之后他们再做什么事情就要另外负法律责任,但在没做任何事情之前,也不必处死。封建主义政权既然是枪杆子打出的,就必须有一伙人违背常规干这种事情。做了非常之事,就有非常的功劳,就有不遵守法律的理由。懂得厚黑学的皇帝为了恢复法治就要大杀功臣,所谓,兔死狗烹。不杀功臣的代价就是国家混乱。(比如文革前,高官任意玩弄女性。文革中,为林彪修别墅,连炸两座古庙,让里面的和尚还俗等。)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封建权贵只能相信,自身的安全,来自对百姓的恫吓;他们不必考虑财产,因为,有了枪就有一切。资本主义强调平等,没有权贵,人人都是公民,一切以财产衡量。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唯一保障,来自对于他人生命、财产的尊重。任何人都别想在这个问题上投机取巧。恰恰是封闭的中国使得洪秀全和毛泽东有机会利用外国说教的某些章节,偷天换日,否定了这个基本原则。这俩人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当时没人相信骗子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人说‘六四枪响,变偷为抢’,这话不对。自打湖南农民运动以来,共产党什么时候不抢老百姓?如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十万红军的给养、药品、装备哪里来?但是,严密的组织纪律使各种消息被完全封锁。同时,也正是这种有组织、有纪律说瞎话的作风导致今天,上行下效,没人说真话。
封建主义的‘智’是冷兵器时代的偶然性手段,适合战争。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却是如何过好日常生活;两者根本不是一种思路。战争的可怕不仅在于物质上的摧毁,还有心灵的扭曲,所谓:兵者诡道也;毛实际上是利用诡道对付没有戒心的常人。他自认是真理的化身。只要一忽悠就能从百姓身上刮油,所谓‘阳谋’。百姓愿意被忽悠是因为‘力好其不出于身’却依然可以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于是,出现一场史无前例的明骗。结果就是以说实话为耻,说假话为荣。一个好好的国家,你也毁,我也毁,人人却都说‘我爱国’。西方国家为了防止这种现象而制定的宪法,是为了寻找各自利益的平衡点。只要不平衡,发展下去就是流血。美国的精英们骗人,老百姓可以用选票告诉他们骗人的下场。中国的上层骗人,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怠工。这种含黑社会色彩的‘智’在文革后期已经达到顶峰。今天,当一部分人有了一点钱,财富就与科技结合在一起,出来害人了。
资本主义的科学必须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相互信任时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任何西方国家的做法移植到中国都成了东施效颦。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对封建主义的厚黑学就好比阿法狗对棋王一样。如果中国人不能确定基本坐标,即使学了一些皮毛,也只能是沐猴而冠。德国政府为了民心和士气,不断的向犹太人赔礼。日本为了二战的错误,持续向本国亡灵谢罪;不惜冒犯邻国。没有这种气魄,怎么玩也只能是小‘智’。好比是孙悟空与如来佛斗法。而中国的舆论似乎特别支持这种‘精彩’的故事,比如,《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