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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的土壤

作者：苏诚忠于 2017-8-19 17:33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韩愈的《马说》这样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文章说得痛快淋漓。但很遗憾，韩愈一生没有发现一匹千里马。反倒是后世的欧阳修发现了不少人才。唐宋八大家中，有四家是欧阳修发现的。为什么欧阳修做得到，韩愈做不到？因为欧阳修把学术与政治分开。学问再好，和当官没关系。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习的目的；从体制上打击创新。直到汉灭亡，才出现了学而优不仕的学者。比如陶渊明、孔稚珪、葛洪、刘徽、祖冲之、裴秀以及魏晋竹林七贤等等。目前中国这套院士制度，来自建国初期统战的需要。如今物换星移，它已成为科技创新的绊脚石；一个纯粹的官僚机构，却挂着学术的名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一切都根据领导的心情和认识水平决定。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必定有限。有了权力就爱听顺耳的话，那一定犯错。大跃进就是例证，毛以为，精神变物质，就这么简单。而党封的顶级学者钱学森为了回报党的恩情，就附和‘亩产过万，毫无问题。’俩人都没把科学当回事。毛不想听‘人口学说’，就让马寅初闭嘴。既然有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圣人，那么要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改革开放以后，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退休。一批听党话的知识分子走上舞台。可问题在于怎样才是听党的话呢？党的路线天天变，党委书记经常换。紧跟刘少奇的成了走资派。忠于林彪的，沦为反党分子。追随中央文革的等同四人帮爪牙。傍上华国锋的化作凡是派。几经折腾，所有的人都学会了逢场作戏，别为真理而斗争。这些人既然在学术上无法出头，那就在待遇、特权和享乐上找感觉。表现出来的就是政府拨款变成了豪华的建筑，富丽的办公室，高档轿车和特供的进口药品。寒门子弟，却难以维持学业。屡屡爆出来的潜规则，仅能说明冰山的一角。古人和西方人都懂得，养知识分子是为了给领导提意见的。唯独共产党认为，养知识分子是为了让他们听话，帮助党搞统战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心胸的问题。中国院士的生活待遇远高于其他国家的院士。高出的这部分正好和成果成反比。这能说明什么呢？在生活没有保障的年代，以富养廉还有意义。当人们无不需为生活担忧的时候，学者需要的是发挥特长的机会，过高的物质待遇就是‘策之不以其道’。1990年，著名的华裔心脏病专家张任谦为澳洲首富克里·帕克做了一例心脏搭桥手术。这种手术在当时领先世界十年。帕克送给张医生三百万澳元作为酬谢（那个时候，在悉尼买一处带有一千平米院子的两层小楼也就二十万。）被张医生婉拒；如果要了，那么，以后再有穷人来治病，还能像过去那样信任他吗？最后，帕克将这笔钱为新南威尔士州每台救护车安装了电击心脏去颤器。拿破仑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给将军们过多的财富，致使他们不愿意再去拼命了。高校也一样，学者应该有平等的交流。但校方希望拉开档次，便于管理，却又没能力负责，于是，不断加强审查。这就打击了创造力。因为，任何可操作的标准都是限制创新的标准。所以，韩愈认为，技术层面的竞争，是给天才穿小鞋。那么该如何分辨人才呢？只有靠自觉。如果生活待遇上面的差距不大，有自知之明的人，会让出位置来，留给有兴趣的人来干。一位留美的博士，从小立志攻克癌症，出国后，发现自己没那个奇思，于是改行做生意，干得风生水起。试想，多年后，他成为亿万富翁。他的一位同学，解决了某种类型的癌症。另一位同学考上了终身教授。三个人之中谁没有虚度此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