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能量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它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苏轼在《晁错论》中，第一句就是：“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一个说的是科学，一个说的是治国，道理却是一样的，找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但中共近来发明了一套理论：强调正能量。人们有了新想法不许说出来，结果，形成一种人云亦云的风气。西方人把这个叫做hive mind 蜂群意识，是一种心智的功能障碍。中国人却把它吹捧成集体主义，它是中国一切非理性思维基础。只要它依然存在，真正的初创成果就不会出现在中国。长期的蜂群教育，使人竟提出：解决问题比提出问题更加重要：

从此看出中国的学术沦落，它使得中国人完全不懂的自主创新的意义和价值。永远附着在一个固有的思路上面无谓的拼命。1、如果没有哥德巴赫去猜测偶数与素数的关系，再过一万年也不会有人证明它。2、上面所指的问题，是由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不是人人都想得到的，提高产量的问题。这里最值得中国人重视的就是‘个人’。党性反对突出个人（领袖例外）。因此，中国人做出的事情也少有特色。1960年7月，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他发现其子代有不同性质。注意，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不同的水稻，提出了猜想，并形成文字，才有后来的一切。如果是一位党性极强、只说正能量的人，看到同样的水稻，一定会用原有的正能量去解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3、爱迪生在任何发明前，一定先想到了某个问题。比如发明电灯，他一定想到，既然化学能可以发出光，那么电能是否也会发光呢？有此一问，才有了电灯。如果他生在清朝，或是中共的官场，只能引来一片嘲笑，“这小子整什么幺蛾子？学会人情练达才能办大事，不懂关系学就甭想爬上社会顶层。”

西方社会的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根据现象，由一个人提出一些假设，经过一番证实，最后成功的。没有这个提问的人，后面就什么都没有。《老子》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是常道？人人都认为是对的规律就是常道。什么是非常道，违背常识的思考就是非常道。只有非常道才值得说，才是道可道。常道是正能量，非常道是负能量，强调常道就是强调废话。按照韩愈的说法是：物不平则鸣；所有的新思想都来自，从某个个体的角度感觉到的不平。

创新是需要环境的，一个人只能完成一点。如果人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把问题如实地反映出来，那么，事情就会好很多。诸葛亮曾经发明过‘一弩十矢’和‘木牛流马’，但都失败了。而西方人发明的机关枪和火车就可以成功。根本原因是在西方人，从与两者毫不相干的角度提出了能量守恒定律。实用主义的中国或者纳粹德国，即便有人想到了它，也不敢提出来。仅仅这么一念之差，就决定了成功与失败。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么一个国家，那么，今天一定还沉醉在‘吴钩剑’和‘金刚伏虎刀’之中。诺贝尔奖，一般只对初创能力进行奖励。因为，如果没有人把问题提出来，没有人将一个个负能量与问题变成文字，那么，人类恐怕还生活在狩猎时代。但今天，中共治下却不许表达负能量。拿什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正是西方接受了无数思想家认真对待负能量，才有了普世价值。顺从这个价值观，就可以为它添砖加瓦，反对它，等于积攒负能量。好比齐威王纳谏数年后，负能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