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和他的70年守墓人

2017年的清明节前，我们家中数人千里迢迢，赴乡间为外公外婆扫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母亲家的族谱里，并不会出现外孙们的名字。可外公外婆对我们来说，有着同样的血缘和亲情关系，更有一段刻骨铭心及不能忘却的历史。乡间的小路，泥泞不堪，周围一片寂静。我们在思绪中，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话题要回到50年前的文革，更早还要追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

1968年，我正在上小学。有一天，学校的老师把我叫到了校长室。进去后，里面已坐满了十多位着军装人员和几位学校的老师。班主任本身是个红卫兵，但她温柔地安慰我，不必紧张，有啥说啥。原来这些人是父亲专案组的。那个年头在这个重要军事单位，被专案的人多如牛毛，大家见的多了，并不见怪。所有人都打开本子，认真地记录着，而我的好奇心，远远胜过紧张，不知这些人想调查什么。他（她）们转完抹角地套问我，何时见过外公等问题。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外公曾当过国民党军医，并在“解放前”去世，自然回答的天衣无缝。后来，又来了几批不同单位的红卫兵，我干脆用背”老三篇”的方式，把他们挡了回去。不久外婆遭批斗，她挂的牌子是“历史反革命家属”。我听到她和小将们激烈地辩论:”他是革命军人，抗日英雄！”。小将们不停地嘲笑她，挥舞着拳头。我则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远远地观望着。几年后，老父才告诉我，因为没有找到外公的坟墓，红卫兵们坚信他去了台湾，或者潜伏了下来，所以一定要追查到底。我们都无可奈何的笑了起来，这件事也不愿意再重新提起。

转眼到了80年代，国内政治形势好转，而外婆身体已每况愈下。她一生的遗愿，就是和外公葬在一起。大家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开始寻找外公的坟墓。文革前，农村经历了多次的政治斗争，公社化及平坟造地运动，行政和地貌已面目全非。我在农村下放时，也亲眼目睹了多起挖坟抛尸，破四旧的闹剧。“解放后”，我们下一代都散居在各地，加上长辈们从不同地点得到相同的外调红卫兵证词，大家对找到外公的坟墓，根本不抱任何希望。

又过了几年，外婆已经去世。正当希望快要破灭的时候，家人通过村村拜访，取得了乡民的信任，找到了当年曾参与为外公处理后事的当地农民。由此，揭开了一段让我们百感交集的血泪护墓史。从他们的口中，也了解到了真实的外公和他经历的艰难岁月。如今第一代守墓人，卞家的祖父早已去世，可他已成为我们全家人的传奇人物。直到今年清明，我才第一次看到他的遗像。

卞姓老人，时年90余岁

在守墓人家里，我们畅谈了很久。隔壁一位80多岁的沈老太太，她清楚地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她讲述了“解放后”和文革的经历。外公当年国军高官的身份，周围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加上他的宗族族长，后来逃去了台湾，因此整个家族是新政府的眼中钉。幸运的是当地一位领导，“解放前”曾是外公的病人。所以外婆当年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还有幸成为全省的第一位女西医。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的历次运动中，周围熟人无一能逃脱被整肃的命运。那位当地的首长最后也被抓了起来，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外婆不得不离开乡里，并成为多个外地子女的随军家属。对于“解放前”的历史，外婆一直守口如瓶，自然也和乡下断绝了联系。文革的到来，这个小村庄，再也不安宁了。一批批的红卫兵和军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寻找和核实外公的坟墓。清楚了解外公历史和为人的卞家和众乡亲，串通起来，一口咬定不知道外公的坟墓，以防遭到外人的破坏。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会和当地党政军部门的压力，冒着查出后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及被判刑的危险，经历了数年最黑暗的时期。幸运的是卞家长子，在文革期间成为大队书记，并巧妙地躲开了上面多次要求的平坟造田运动，保住了坟墓。卞家并不知道坟墓主人后代的下落，但凭着善良和直觉，认定这是一件必须代代守护的事情，否则愧对墓的主人和先祖。

直到90年代的一天，卞家终于等到了墓主人后代的到访。卞家和我们的家人来到了墓地，并哭成了一团。不久外婆的骨灰，也顺利地归葬故里，完成了她一生的心愿。如今卞家的第三代继续看顾着墓地，但老人们的离去和时间的推移，让两家的后代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越来越模糊，也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和不解。这次清明，在众多长辈的帮助下，我们大致还原了外公的全部历史，并简述如下。

外公出生在这里，家境一直贫寒。曾外祖父是个地道的农民，没有田产，农闲时靠当轿夫养家糊口。他自小聪明好学，受到宗族祠堂的栽培。在李鸿章创办的新式学堂完成学业后，受到北洋政府的资助，完成了大学学业。没有当年许多保定军校学生的豪情壮志，外公学的是医科。毕业后，他回到乡下开办了“德生医院”，回馈社会和乡间。在那个年代，外公是方圆百里，唯一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相信风水的乡民们认为，外公祖先的坟头冒了烟，才让宗族祠堂屏蔽生辉，出了个“大秀才”。

1948年“德生医院”旧址的一部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中正在庐山发表全民抗战的宣言。几个月后，从沪宁等地逃出的大学同学找到外公，转达了时局的变化，商量着一起报国从军。外公卖掉医院房产，让外婆和其弟妹等数人，从水路沿江而上，逃往四川。外公加入了国民革命军装甲部队（后考证为戴安澜的第120师），作为军医，开赴广西。路上，他发现患上了肺结核，已无法适应军旅生涯。在贵州离队后，他徒步前往重庆，成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医生。巧合的是外婆等三人因为懂医疗技术，在西逃的路途中也加入了该组织。一年后，全家出乎意料地在四川保育会重逢。由于工作繁忙，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四个子女也分别送入了各地的保育会，并随后升学，参军等。因此，他(她)们对家族的历史所知甚少，也造成了和乡里的生疏及后续的诸多故事。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亲自参与，国内诸多名人发起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外公再次加入国军，服务重庆“江北医院”，很快晋升为上校军医（国军医科最高军衔）。他与国共两党高层，政商名流都有交往。抗战中后期，日寇加紧向中国战时首都进犯，外公一家经历了数次重庆大轰炸。外婆曾回忆，每次轰炸完毕后，防空洞口清扫的皮鞋，可堆成一座小山。因此，外公的医务工作非常繁忙。不久国民政府命令他赶往下游的丰都，参与组建“陆军后方医院”，已便更快地抢救长江前线抬下来的伤员。这里靠近“宜昌战役”的主战场，胜负关系到国民政府的安危和整个抗日的大局。他先后任医务长，副院长，院长，直到抗战胜利。作为丰都一带最高的军事长官，外公在那里主持了抗战胜利游行和聚会，无数伤残军人和家属打着火把，狂欢了一整夜。

因为参与抗战有功，蒋中正代表国民政府，向外公颁发了嘉奖令。外婆秘密地保留了这份历史文件，直到文革时被突然抄家抢走。我当时在现场，是所有后辈中唯一的嘉奖令见证人。外公随后在汉口，参与了日军遣返工作。作为医生，他开始为日军俘虏服务。战后，国民政府曾决定送外公去美进修。但长期的劳累已拖垮了身体，他决定退役回乡休养。1946年，政府派美军登陆艇护送他和全家沿长江水路，从汉口返乡。

当地军政部门热情欢迎外公和家人回归故里，他参与抗战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四乡邻里，族亲宗祠也以他为荣，并且分担了子女在外地的教育费用。此时内战时局紧张，而外公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他努力支撑着复办“德生医院”，并由抗战中训练出的外婆主持日常工作，惠泽乡里。1948年农历2月16日，外公病重，撒手人寰。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乡民百姓都来送行。国民政府再次嘉奖，并颁发了长期抚恤金。他去世后的安葬，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仪式举行的。卞姓老人正是当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们的往事回顾，只能暂时停留在这里。谨以此文，感谢卞家三代70年的无私奉献和友谊。老人们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卞家老宅

卞家设席款待我们，并准备了大量有机蔬菜，让我们带回城里

当年德生医院门联:

德义隆重仁风广被  生机活泼寿域同登

（外公遗像和墓碑，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