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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教授反问教育部长:究竟谁是中国的"敌对势力"

京港台:2016-12-13 05:37| 来源:蔡慎坤 | 评论( 181 )  | 我来说几句

人大教授反问教育部长:究竟谁是中国的"敌对势力"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教育部长近日坚称,“敌对势力的渗透首先选定的是教育系统”。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微博中反问:“教育界既然是被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那么,能不能说说,这个敌对势力,包含哪些国家?教育界的敌对分子,到底占教师的多大比例,到底有哪些人?

  “敌对势力”在中国,总能找到可乘之机,大至民族问题乃至上层权力之争,小至公民维权乃至爆炸起火垮桥拆迁城管打人之事,事后总有声音发出来,跟所谓“敌对势力”扯上关系。

  包括我们呼吸的雾霾(专题),我们所吃的有毒食品,没有免费的义务教育,大病得不到救助,养老得不到保障,甚至于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特别是从上到下有目共睹的腐败,或许都跟“敌对势力”脱不了关系。

  今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列举了美国正利用5大“敌对势力”阻碍中国崛起,包括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

  按这位袁所长的分析,估计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属于“敌对势力”了。所谓异见人士,无外乎是对党和政府抑或某个人提出批评的人,在毛泽东时期,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甚至是朱镕基都是异见人士。而所谓的弱势群体,除了权贵一族,数以十亿的人恐怕都是弱势群体。袁所长的思惟或许依然停留在阶级斗争敌我分明的时代,也难怪,他的看法其实很可能只是权贵的想法。

  何谓“弱势群体”?官方没有明确界定。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卸任前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及(或是恢复)了“弱势群体”的字眼,当时主要触及四种人: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个表述其实并不准确,弱势群体可以延伸到更宽泛的范围。

  从下岗职工可以延伸到失业者、半失业者和待业者。“待业”这个名词,官方已很久不用了,指到达就业年龄而未能就业的人,现在据说已经纳入失业者的范围。大学生毕业,相当时间找不到工作,也是失业者。半失业者,一般是指其职业不固定和收入不稳定,时有时无,时多时少。这些与下岗职工,本来有业,现在无业,来历不同,现状无异。

  从进城农民工,可以延伸到相当多数的农民。农民工进城打工,其收入比务农多,就业机会也好一些。但他们干最累、最苦、最脏和最危险的活,拿最少的工资,并且多数、长期被拖欠。而那些未离开农村的农民,其处境同样艰难,他们种少量的田地,只能艰苦度日。还有那些失去田地农民,补偿有限,早就沦为弱势群体。

  所谓“体制外”的人,其实也是无业者,不是失去了职业,而是从来就不在任何单位工作。这些人基本上没有收入,有也不常常,除靠家里养活外,生活无来源也无保障。一旦失去赡养或养活者下岗,其困难更大。这类人在城镇和农村都很多。

  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是指拿养老金(退休工资)不多的老人,其困难可想而知。后两种人,又包括一大批老弱病残者,同样是收入不多或无收入的弱势群体。

  

  下岗职工是这个时代最为悲痛的弱势群体,属于国企改革和政府政策的一个产物。他们中的一些40、50成员,从“铁饭碗”到打工族,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攻坚破难的不容易。但他们普遍生活困难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还有更多混迹于城市的蚁族,他们是当代中国最年轻的弱势群体。他们大学毕业,年龄在岁,属于80后、90后,是所谓的高知一族,在城市里却过着像蚂蚁一样的群居、搬家、奔波、拼命、弱小的低微生活。他们“蚁居”在城市的边缘或中间,却很难融入城市,也很难买房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

  当中国庞大的社会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掠夺所瓜分,这个社会处处出现出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即所谓的弱势群体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当弱势群体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抛弃的时候,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就会变得愈来愈脆弱。

  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演变了的中国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突起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广大弱势群体。是弱势群体的奉献忍受牺牲换来了中国的繁华和发展,而不是弱势群体干扰抑或影响了中国的崛起。

  当利益集团打着各种旗号忙于瓜分权利和财富时,弱势群体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面对分配制度不公造成的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的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面对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弱势群体除了失望懊丧,不仅连呐喊的权利也没有,即便通过正常途径上访乃至批评,也常常被视之为攻击体制甚至是危害安全。

  而假借稳定和谐之名,极力维护现行体制的权贵,实际上干的都是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邋遢勾当,甚至早就将掠夺的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并且纷纷把家人和亲属移民(专题)到海外,他们掏空了中国的社会财富,毁灭了中国的自然环境,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败坏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在炮制了极少数权贵的同时让近十亿人沦为弱势群体。而袁鹏反污弱势群体是“敌对势力”,请问世界上有几个政权敢把绝大多数人民当成所谓的“敌对势力”来看待?

  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200多人,包括党和囯家领导人以及一大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这些腐败分子帮派势力才是真正的“敌对势力”,从已经曝光的案例来看,“敌对势力”敛财的手段千奇百怪,其攫取的财富早己超过世人的想象也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贪官!教育部长是否意识到,对中国教育系统渗透最深危害最大的就是这样的“敌对势力”。

  相关报道:教育部长:敌对势力的渗透首先选定的是教育系统

  

    微博截图

  作者: 陈宝生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就教育战线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核心工作。在教育战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要结合教育战线的实际,围绕教育战线、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

  第一,要从全局上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历来都事关全局,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都有明确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专题)同志从治国理政和意识形态工作对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个高度,对意识形态工作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论述。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具体理解:

  第一点,教育系统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教育系统有两个生产过程:一个是思想的生产过程,即理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一个是人的生产过程。两个生产过程交织在教育战线。第一个过程影响现在、塑造未来;第二个生产过程直接培养未来的接班人、建设者。二者的结合,事关党和国家的未来。所以,教育战线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从社会情势来看,很多意识形态的错误东西都出自教育战线。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力量也是在教育系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80%多的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社会上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大都是从教育战线走出去的。

  第二点,教育系统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所谓前沿阵地,就是社会一有什么思想出现,有什么风气,生活方式发生微小的变化,都总是要首先传导到校园,传递到学生。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首先选定的是我们教育系统,是校园。总书记讲,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搞乱你的未来,首先搞乱你的学校。前沿阵地,斗争非常激烈。应当看到,“文化大革命”对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了巨大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党完成了拨乱反正,重建了党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不可避免地也失去了一些阵地。尤其在教育战线,在某些前沿阵地的某些空间、某些段落,斗争是尖锐的。

  第三点,教育战线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独特战线。这个独特战线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方面替代不了的。可以说,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最直接的是教育系统。它独特就独特在:既生产思想又消费思想,既生产舆论又消费舆论,既生产理论又消费理论,既生产文化又消费文化。有时,这种生产和消费是同时的,各种情况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教育战线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就意识形态工作来说,就在于它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就是致命的。所以就教育战线的意识形态工作来说,不容许发生颠覆性问题,而这个地方发生颠覆性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问题,在教育系统具有累积性,它是点点滴滴累积下来、潜移默化的。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造成质变,就发生颠覆性错误。

  第二,要从政治上把握。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就是政治,是政治的独特表现形式。一些所谓的大V、公知从不讲具体,只在抽象意义、一般的意义上去讲教育,从一般的、抽象的方面攻击我们党。比如说,攻击我们党的教育方针,说我们关于教育的这一套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大而无当的空话、套话。说“培养什么接班人?叫什么接班人?没有接班人!!”,教育就是教育“人”,让人回归自由,等等。他们不讲具体,讲具体他们没有说服力。所以说,教育就是政治。它既事关当下的政治,它更塑造未来的政治。我们把握教育战线意识形态工作,要学会从政治上去把握。政治上去把握主要是把握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教育宗旨。这个方向就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这个原则,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宗旨事关教育的目标。我们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讲“二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而攻击我们的片面观点只讲“一为”,不讲“二为”。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关系到教育的性质,关系到教育的兴衰成败。因此,做好教育战线的意识形态工作,要从政治上去把握。

  第三,要从能力上把握。这里的能力是指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不是指教学的能力、学习的能力。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既有硬件方面的,这是支撑性的;但更重要的是软件方面的。能力是要解决靠谁去战斗这个问题。靠谁去战斗?显然,我们在能力建设方面,特别是软能力建设方面,做得还不够。而恰恰是在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错误的东西生长起来、繁衍出来、蔓延开来了。思政课问题不就是这样的吗?现在高校重点人,不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就是我们引进来的。他们养成了那样一种思维体系,形成了那样一种看问题的角度、那样一种教育方法,已经形成一种类似于生活方式的东西。学生们一旦接触到,就很容易被蒙蔽,就相当于白布进了染缸。能力建设搞不好,上不去,教育战线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拿着工资在那里演戏。讲台上面照讲,下面学生该干什么干什么。从效果上看,内容似乎很丰满,效果其实很骨感。

  从软能力角度讲,我们除了师资、教材之外,还有方法甚至还包括语言体系,都需要考虑。在教育系统,就意识形态来说,马克思主义学科失去了部分话语权。就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话语体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话语体系后面是个“道”。话语仅仅是个“术”,核心是话语后面的“道”。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也是这样,那是一个“术”。双语教学也是一个话语权问题,但关键是它后面那个“道”是什么。那个“道”是过时的、已经被实践证明的陈旧的那些陈词滥调,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活生生的理论?甚至包括讲市场经济,是18世纪的市场经济?是三十年前的市场经济?是2008年大危机之后的市场经济?还是信息化时代的市场经济?这是不同的。这后面的“道”是什么?所以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当然,从能力上把握还包括队伍问题。队伍就是力量。我们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前线指挥部建立起来了没有?前线指挥部指挥意识形态战斗的人有没有战斗意识,有没有必胜信念?有没有政治定力、政治鉴别力、政治洞察力,能不能在蛛丝马迹中发现意识形态新动向?这两年我们管理比较严格了,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文体。有的时候在主流媒体上没有,但在一些比较边缘的报刊上面有,网络上就出来了。他们用这样一种特殊文体,来攻击我们党的一些理论。用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来抹黑我们党的奋斗史、革命史。他们成熟地运用网络语言,比如说一段论述之后,似说非说、若隐若现,然后后面来一句“你懂的”,让你去琢磨,这就达到了他的效果。现在明目张胆地跳出来振臂高呼的人少了,但是这样一种特殊文体从我们教育战线源源不断地流向社会。这个不可小看,不能低估。像这样的蛛丝马迹,我们一线指挥部的人发现了没有?如果没有这种警惕性、鉴别力,就意味着我们一线指挥员们对意识形态工作缺乏主动性、坚定性、自觉性,缺乏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第四,要从变化上来把握。意识形态是变化的、动态的。从宏观上、整体上看,意识形态变化是缓慢的,是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的。但是在微观上、在局部上,它的变化是剧烈的,有时是瞬息万变的,时不时地会在局部时段、局部地区掀起波澜。把握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要从变化中去把握,核心是要看到人心的变化,看到学生思想动态的变化,看到教师育人行为的变化。变化具有动态性,动态中会出现蛛丝马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风向标”等比喻非常贴切。教育战线把握意识形态关键看变化,看变化就是看形势,看理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看不同思想交锋的具体情势,看力量对比的变化、布局的变化,最终是看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而这一切都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则下行动。

  (作者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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