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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下一个曹德旺?宗庆后:不会考虑移师美国(图)

京港台:2016-12-20 19:53| 来源:宁波网 | 评论( 4 )  | 我来说几句

谁是下一个曹德旺?宗庆后:不会考虑移师美国(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日,一段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刷爆朋友圈,还再度将中国实体产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推向了舆论前台。

  事情起因,缘于曹德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生产汽车玻璃。被问及原因,曹德旺表示“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迅速引发舆论连锁反应。他既被外界认为是“说了实话”,也被猜测是曹德旺准备“逃离中国市场、把制造业回流美国”。

  曹德旺之后,很多人关心,同为制造业大佬,下一个出走的会是宗庆后吗?宗庆后向本报记者回应:“现在没有,而且亦没有考虑。”

  为何不走,为何出走,原因各自不同,不过,浙江制造业大佬们一致认为,中国制造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成本。

  记者也连线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员武长海、CEI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两位都认为,曹德旺所说基本属实,但投资美国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随着市场经济走出去的正常体现,资本在国际市场的双向流动对各方都有利。

  曹德旺:

  决定投资前

  他观察了美国20年

  9岁才上学、14岁被迫辍学、吃过苦受过累的曹德旺,从承包乡镇小厂踏上创业路,终结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100%依赖进口的历史,做出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集团。

  在网络盛传的这段采访视频中,曹德旺表示,对于外界所称“美国遍地都是机会”的观点,他并不认可。事实上,他还对此表示惊讶。虽然现在计划投资10亿美金去美国建厂,但在决定之前,曹德旺对美国政治、文化、市场,做了长达20年时间的观察之后,才作出的决定。

  曹德旺表示,此次投资美国,一方面是因为美方再三要求;第二是他觉得,我们国家目前的制造业踟蹰不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成本跟美国比的话,相对较高。此外,美国在土地使用、能源价格以及利润比例上,相较于中国,更有优势。

  但他也强调,自己只是把工厂迁移。

  对目前国内,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势头盖过实体产业的问题,在曹德旺看来亦是需要扭转的问题。采访视频中,他表示,IT业、私募基金、投资银行等虚拟经济,已大面积影响着实体产业的发展。

  曹德旺布局美国

  浙江企业家大佬这么说:

  中国制造业的问题,不仅在于成本

  娃哈哈宗庆后:

  掌握更多技术,是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的关键

  “都说营改增降低税收,可最近,我们汇总了一下,今年的税费跟去年相比,没有任何下降,有些还增加了。”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看来,没有实体经济,没有制造业的强大,富民强国是不可能的,“当前,我们的实体经济存在很大困难。首先要降低实体经济税费,降低投资成本”。

  

  宗庆后

  宗庆后建议,杜绝土地财政,把房价降下来,让年轻人能够安心愉快地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要有积极支持的财政政策,对高新产业予以支持。

  “现在,美国掌握的大量高新技术,也不都是美国发明的。”宗庆后认为,掌握更多高级技术是促进我国制造业弯道超车的关键。我们应该鼓励大量起用国外人才,提高技术水平,帮助制造业从低端迈向高端。同时,在宗庆后看来,要控制虚拟经济的发展,警惕互联网这把双刃剑。

  巨星科技仇建平:

  综合成本,还是中国制造有优势

  “要论综合成本,就手工具这个细分行业,肯定是中国制造有优势。”巨星科技董事长仇建平告诉钱报记者,可能有玻璃等部分产品,美国制造成本比中国低,但大多数产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明显要比全球其他地方要高。

  他说:“很显然,中国制造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成本。”

  随着人力成本上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优势已经趋弱,很多传统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甚至面临“钢铁比白菜还便宜”的窘境,仇建平认为,核心原因在于,大多数企业仍然一味定位在生产中低端产品上,很少有企业将精力用来开拓高端产品,打造自身的品牌效应。中低端产品无法达到有效供给,高端产品又大量匮乏,才最终造成了当下产业的困惑。

  巨石集团张毓强:

  投资3亿美元,将在美国建厂

  中国巨石是全球玻纤行业的龙头。以往,和很多企业一样,公司走的是“以国内资源供应国外市场”的老路子,但近日,中国巨石投资3亿美元在美国建八万吨玻纤生产线项目正式签约。项目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开工建设,预计2018年建成投产。

  董事长张毓强说,现在,国内开厂仍很有优势,如投资环境更熟悉,工人效率更高。但中国制造成本也在攀升。到国外开厂,尽管人工比国内贵不少,有些税费成本也高,但有其他优势在显现。

  投资美国前,中国巨石做了大量投资、调研、分析和对比。美国土地成本、能源成本低,同时,美国还有财税优惠政策、健全的政府培训政策等,唯一突出的是人工成本比中国高。根据比较,加上海运费和关税,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成本几乎和美国本土生产的持平。

  对曹德旺的决定

  经济学家这么说:

  商业决定,平静看待

  唐大杰和武长海对曹德海关于中美市场投资的优劣分析,表示基本认同。

  唐大杰表示,曹德旺比较的“中美税务层面”,中国情况的确如其所说。他也曾接触过一些十年前就去美国办厂的公司,因为他们的客户就在北美,也是类似感受。所以,作为企业主,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率的诉求很合理,“成本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这是国际化大背景下的正常状态,只要合法、符合大众利益,就要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市场和心态都要开放。”

  武长海则认为,从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看,这是一种资金的流入流出,“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表现之一,是双向流动的一个过程,现在资本外流和内引基本平衡,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些企业走出去。”

  两位专家都不认可舆论所说的“资金跑路”的说法。

  唐大杰认为,这对国内很多企业甚至是一种启示。如果正确面对,也会对国内实体产业产生积极影响。知名评论人陶短房也撰文指出,趁当前美国汽车产业“触底反弹”的良机“抢滩登陆”,反映了曹德旺的敏锐市场眼光和积极进取雄心。

  原本被认为市场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为何在近年来,不论原材料成本还是人力成本,都快速大幅上升呢?

  唐大杰解释说,一方面是市场及国家政策方面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实体产业或者说制造业所面临的现况:劳动力供给不足。这和现今的美国所面临的状况非常类似。

  “目前,中国的90后主力劳动力人群供给不足,这是结构性不足。另一个因素是年轻劳动力在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后,更愿意做白领,不愿意当蓝领。”唐大杰说。要解决对立关系和结构性不足,并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武长海认为还应该从教育层面入手,鼓励青年人无论是当白领还是蓝领,都要积极培养正在崛起的“工匠精神”。

  武长海还向记者分析说,中国货币发行量、市场过于注重虚拟经济等多重因素,导致了实体行业竞争力在明显下降,“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本身依旧缺乏信用度高的品牌体系,制造业在技术含量上的突破性进展不足。”

  浙江新闻+

  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

  12月18日早上起,一则消息就在朋友圈刷屏: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

  按说,这也不是个“新闻”,差不多两个月前的旧事儿了。结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曹德旺耿直无比,说了一堆大实话,比如“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投资化的重复建设,拖一年严重一年”、“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的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等等。

  一席实话下来,有人心头纳闷:曹德旺这是要“跑”的节奏?

  在笔者看来,当然也不是。只不过,在李嘉诚(专题)抛光国内资产上岸的新闻后,大家对此多少会有些敏感。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国内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认为倒是一个真问题。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们,究竟为什么要“跑”?

  税负

  远看李嘉诚,近看曹德旺,投资海外在企业家圈子里比比皆是:山东太阳纸业将投资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中国天源纺织也将投资2000万美元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和特朗普(专题)所言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不同,曹德旺此次从通用手中低价收购的废弃工厂,满负荷状态下能给当地提供2500个工作岗位。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原因很多,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先说最直观的,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相当惹人艳羡。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笔者整理了过去十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趋势大体一致。但在绝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例如,2010年后的5年,经济增速下滑,下行压力增大,企业也遭遇了成本升高、利润下降的现实困境,然而除了税收收入增速依然高于GDP增速,直到去年,随着大量企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更为严重,税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后者0.3个百分点。

  由此,即使各方数据由于口径、测算方式不同,但大家的基本判断一致:目前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居高不下。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企业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常常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经常给予返税。一些垄断型央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税负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若剔除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特殊的央企,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属国企。

  出逃?

  除了税负,中国企业选择往外走,还有诸多原因——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

  产权保护。长久以来,产权保护不到位成了企业家的心病。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护,谁又能认真经营?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可以作为商业纠纷草草处置了事,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就被认为是侵占国有资产,叫人如何不心寒?

  政府公信力。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PPP项目中,签约前答应得很好,签约后却遇到承诺缺失、不讲信用,让一些民营企业吃了亏,对营商环境更缺乏信心。还有的是前任地方领导签的合同,新官不理旧账。虽然根据法律原则和合同法,只要合同条文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前提下,代表个人签订的与是否在政府任职无关,若存在法律履约能力的应当执行合同。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企地位弱势,想要主张权利常常岂是那么容易?所以,企业前期投资打水漂的事情屡见不鲜。

  执法随意性。笔者有朋友在地方自己创业当小老板,私下里吐槽,现在的许多企业,单说消防设施这一项,如果真按照要求做齐备了,恐怕没几个能活下来的。现实情况常常是大家都不合格,相关部门检查时,自由裁量权很大,会不会被处罚,就看企业自己怎么“运作”了。

  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成本。当年赃款烧坏点钞机的马超群,身为地方供水公司的总经理,区区科级干部,何以在其家中搜出赃款一亿多?媒体报道,企业落户当地,不掏钱就通不了水。相比看得见的成本,这看不见的成本更让企业心惊肉跳。

  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不得不说,“宠爱”虚拟经济,而对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爱答不理。虽然发展不能唯GDP,但考核时依然有“稳增长”的考量,怎么能够既生态绿色、又有高利润?于是,金融、房地产等“高富帅”行业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掌中宝。

  看完这些,再对比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美元升值、资产吸引力增强等因素,也就更能理解曹德旺说的,为什么在美国白领、蓝领成本各自是中国2倍、8倍的情况下,依然能比中国多赚百分之十几。

  故土难离,但资本与企业都总要逐利。

  实体

  中国的企业、资本出海,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本是好事,政府还长期提倡过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何如今,却变得五味杂陈起来?

  一方面,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投资主要靠“国家队”撑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则频频跃升,国内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正面临“空心化”的危险。

  形势有多严峻,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可窥一斑。“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等表述,无一不是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度身定做。

  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如岛叔此前文章分析,今年经济工作会的问题意识、针对性都很强,更可见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脱实向虚”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

  企业家出海大举建厂,有其自身的无奈。我们需要提倡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但企业只有先活下来,才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假如在目前国内的多重压力下,无法获得正常的盈利以持续发展,走出国门寻找更合适的地方只能是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自然选择。

  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各级政府为企业减负了那么久,税负还居高不下?是原有基数过高,目前减的力度有限?还是税负虽有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费用闸门又重新打开,变相增加了企业负担?这些都值得引起高度注意。

  争取企业家的心,不能光靠嘴上说说,还得有实打实的效果。中央经济会议精神句句说到企业家心坎里,中央很急,但难在落实,切实给企业减负,还将有一段痛苦的较量与博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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