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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全世界都可以减税 但中国千万不能跟进(图)

京港台:2017-12-7 09:28|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 评论( 7 )  | 我来说几句

外媒:全世界都可以减税 但中国千万不能跟进(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刘远举:如果中国跟进减税竞争,中国高投资、大规模的基建模式就会被削弱,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就会受到挑战。

  特朗普(专题)的动作很大,继欧盟、日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11月30日,美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3天之后,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总规模为1.4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这是三十多年以来,美国对税法的最大一次调整。

  全球减税竞争

  参议院此次通过的税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企业,从2019年开始,美国的公司税将从35%大幅降低至20%;同时,家庭和个人的税率也会降低,持续至2025年。此外,跨国企业目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对此,积极观点认为,减税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资本回流、投资提升,增加就业,刺激生产,简而言之,拉弗曲线发挥作用。

  不过,拉弗曲线,取决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如,更低税率未必会导致企业加大投资,而是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这未必有助于实体经济增长,反而制造泡沫。而且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虽然改善了“滞胀”,但却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如果拉弗曲线未能出现,减税很可能达不到目的,中长期财政收入波动可能令政府停摆风险概率增大,减税政策也很可能进一步加大贫富分化。显然,对于特朗普维护其基本盘——美国蓝领阶层、失落的白人中产阶层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不过,不管减税是否能够成功,各国为了应对美国减税,保持自身经济竞争力,已经采取或正在酝酿应对方案。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5日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积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参考美国等国的减税动作,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幅度。德国2017年1月宣布对税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英国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年4月新财年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在降低。法国(专题)今年7月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同月,印度(专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可以说,全球减税竞争已经开始,虽然,中国宣称不会参与减税竞争,但类似局面恐怕难以避免。

  中国舆论场的税负争议

  近年来中国舆论场多次掀起税负争议,去年底中国还闹出“曹德旺跑了”风波。中国税负很高,这个共识基本没有问题。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的逐渐减小,税负更加成为一个关键因素。虽然中国工人的价格相对美国来说,仍然很低,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美国。按照IMF经过购买力折算后的数据(ppp),中国用4倍于美国的劳动力,创造了略多于美国的产品和服务,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勉强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成本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据波士顿(专题)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这就使得资金对新的税收政策更加敏感,中国很难避免进入减税竞争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减税更难。中国有基建狂魔的称号,基建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中国还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政策,让中国资金走出去,中国的基建能力走出去,获得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强大的财政实力,也即源于税。如果中国跟进减税竞争,那么,中国高投资、大规模的基建模式,就会被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

  更重要的是,如果减税政策成功了,拉弗曲线出现了,那么,减税不但会变为经济竞争,也会在更多层次上带来深远的影响。

  减税背后的政治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毋庸讳言,是利出一孔的治理策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70%,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只有30-40%,也就是收入四六开;在支出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是四六开,但是这个时候是地方出大头,中央出小头,所谓“事权下放”。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引入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用于对地方的支出提供资金。分税制的核心规则可以归为一句话:税收分两块,中央拿大头,地方没钱,再还给你。这就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握。所以,从国家治理层面,中国也需要国家掌握更多的财力,以实现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也需要更高的税收水平。但美国并不需要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权力相对分散的国家,各州有立法权。地方事务有各种政治层面的协商去完成。税收对于国家权力架构,国家政治稳定,作用显然比中国小。即便中央政府真的停摆,也不会亡党亡国。由此可见,民主国家可以在更低的税收水平下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美国的减税,不光意味着经济的挑战,也是华盛顿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又一次竞争。

  某种程度上,二战之后,面对全球共产主义实验,西方世界有两个战略级的手段。首先是冷战,其次是全球贸易。第一个已经成功了,第二个,是失败与成功的综合体。成功在于,它打造了一个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体系,带来了全球的和平与经济发展,不过,其失败之处在于,全球贸易并未完全实现当年克林顿的政治愿景。但无论如何,这个体系已经美国精英欲罢不能。这个时候,美国蓝领与没落中产的救世主出现了。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很可能无意于意识形态,但是,他的基本盘却是蓝领工人、没落中产。所以我们看到了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减税等称得上剧烈的变化,当贸易对抗、经济回缩时,都意味着“中美国”经济绑定减少,这时,价值观议题会以多种形式重新出现。有人说,特朗普减税是对里根时代的原教旨主义模仿,的确,无论如何,这让人联想到里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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