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海外中国人的春节回家路

倍可亲(backchina.com)　　为了温暖和爱，中国人又开始了一年一度候鸟般的迁徙；带着温暖和爱，漂泊海外的游子正纷纷踏上归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宣余智骁、张海波晓德陈洪山元涛林惠芬报道，农历丁亥年将至，我们选取6个位于不同国度、不同职业的同胞，记录下他们的回家路。他们有的已经回到祖国，有的则将在异国迎接新年。无论是工人、记者，还是商人、维和士兵，亦或是处于灰色地带的“小姐”，他们身上其实都闪烁着不同群体的影子，而他们的故事，也正是海外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侧影。

　　是的，他们不仅是他们自己。

　　【俄罗斯·商人】冯勇：何日重归莫斯科？

　　“只要不一刀切，我就敢回莫斯科，毕竟我卖皮装靠的是质量”

　　2月8日晚上9点多，当俄航SU-571号航班从莫斯科舍列梅捷沃国际机场腾空而起时，冯勇凝视着弦窗外那个渐行渐远、光怪陆离的世界，产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这个5年来总让我烦不胜烦的莫斯科，仔细看起来也挺美的！”

　　那一刻，这个35岁的中国河北籍皮革商人，仍不知道春节过后自己能否再回到这个城市，回到自己在俄罗斯的小窝──“三个火车站公寓”。

　　虽然2月12日国内有媒体称“莫斯科取消限制外国人在俄从事零售业法令”，但已回到河北老家的冯勇对此仍不敢过于乐观，“都张罗这么久了，现在说取消，可能吗？”

　　创业5年或遭清盘

　　“三个火车站公寓”是冯勇在莫斯科每月花2000美元租的房子，这个租期以年计的公寓，当初还是越南使馆出面帮忙才得以租到手的。

　　经过5年候鸟式的漂泊，冯勇在俄罗斯已经拥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不仅家乡的服装厂越开越大，在莫斯科最大的切尔基佐夫市场也有一个集装箱固定摊位。

　　而由于俄当局一纸法令，这一切正命悬一线。俄联邦政府此前发布规定称，1月15日起，外国人在俄零售市场中所占摊位数不得超过40%，4月1日起完全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市场从事零售业。

　　“俄国人动真格的了！边境城市那边不是已经大动起来了嘛！”冯勇所说的“动真格的”，指的是俄远东地区中国商人在2007年元旦前的“跳水甩货”。那个场景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更使这些同在俄罗斯的华商心有戚戚。

　　尽管直到2月8日，切尔基佐夫市场还没什么动静，但冯勇认为，那是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俄罗斯政府也怕乱，他们也不希望莫斯科人的生活受到太大影响。所以在处理切尔基佐夫市场问题时才更慎重一些。”

　　欲恨还爱莫斯科

　　冯勇与莫斯科的不解之缘，是从火车开始的。

　　2002年，冯勇还是河北辛集市一家皮革服装厂的首席技师。当时经过金融危机洗礼的中俄贸易渐渐回暖，辛集的皮衣又成了俄罗斯市场的热销货。眼看着周围从国外回来的人都挣到了大把的美元，已在皮行工作多年的冯勇也决定下海出洋：筹建一个皮衣小作坊，然后出国推销自己的产品。

　　几乎耗尽平生积蓄将小皮衣厂建起来后，冯勇决定亲赴莫斯科寻找商机。然而，由于那时北京到莫斯科的直达航班一票难求，同时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跟一位朋友学了3个小时俄文字母的冯勇，孤身一人踏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当然，比七天七夜旅行更令冯勇难忘的，是在异国打拼的坎坷经历。俄罗斯的商业环境并不稳定，很多非常规的做法常常令冯勇头痛：为逼外国商人走海关人员亲属开辟的“灰色清关”通道，正常的清关手续总是拖沓而冗长；中文“啤酒”一词，在俄罗斯竟令外国商人闻之色变，因为那是警察查护照时明目张胆索要好处费的代名词；租期是一年的房子，却时刻要担心房东会突然变卦；由于语言不通，不得不忍痛将大部分的批发利润让给已在俄罗斯落地生根的越南人。

　　“真是一言难尽啊。”说起这些，冯勇发出一声叹息。

　　风光不再的春节

　　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的生意大多集中在春秋两个季节，所以每年春节，冯勇都要回国过年。只是这次回来后，对何时能重返莫斯科他却心里没有一点儿底。

　　由于俄罗斯此次市场整治力度很大，在俄华商遭波及者众。“今年开春俄国人会动真的吗？”这句话几乎已经成了来俄华商的问候语，对他们来说，往年过节前满载而归的欣喜，这个春节已注定不会再有。

　　事实上，以前俄罗斯也搞过多次市场整顿，但往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次可不一样了，俄罗斯马上就要入世了，普京肯定要为继承者留一个干净的市场环境。”冯勇分析起“形势”来头头是道。

　　由于对俄罗斯的春季销售并不看好，冯勇在国内的工厂早早就给工人放了假。回到河北后，他一边在考虑生意转型，一边仍在积极地为秋季皮装销售的工作做着准备，毕竟现在正是选样子和备料的季节。

　　“现在只能看4月1日后的形势了。只要俄国人不一刀切，我就敢回莫斯科，毕竟我现在卖皮装靠的也是质量。”莫斯科“可能取消禁令”的消息，并没让冯勇感到踏实，他说自己现在能做的只有两个字：观望。

　　【阿富汗·工人】李振宇：平安是福

　　“我过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一年半的驻外期满后，平安回家”

　　当火箭弹在深夜朝宿舍飞来的时候，26岁的李振宇(化名)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离开阿富汗。

　　虽然距离1月9日事发已一个多月了，但那次火箭弹袭击对李振宇内心的冲击仍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我不停地想，今晚如果能挨过去就过去了，如果过不去就撂这里了。”

　　李振宇是中国水利水电公司(以下简称“中水”)驻阿富汗的员工，由于冬天不便动工，公司在阿富汗的100多名中国工人大部分已回家过年，只有主营地还留有16名中国工人，李振宇将和另外15名同事一起在阿富汗过年。

　　被火箭弹吓得差点尿裤子

　　“先听到一声闷响，然后一枚火箭弹在数十米远的地方爆炸。”回忆起遭火箭弹袭击的那个夜晚，李振宇仍印象深刻。几十秒后，第二枚火箭弹朝工人们睡的集装箱飞过来，甚至可以听到火箭弹“嗖嗖”的声音。

　　当时，李振宇和同事住在喀布尔以东46公里的一个荒凉营地，他们正在当地修建一条重要公路。

　　“我长这么大哪见过这场面？说实话，那一刻我吓得差点尿裤子。”爆炸发生后，李振宇立马趴到床底下，大气也不敢喘。

　　营地由15名持着冲锋枪的阿富汗警察护卫。事发后，警察随即向火箭弹射来的方向开枪。枪声停止后的一个小时，气氛死一般沉寂。因为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李振宇继续趴在床底下不敢动，他担心武装分子冲进营地，如果那样，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2004年6月10日凌晨，就有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闯进中铁十四局驻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的工地，11名中国工人被打死。

　　两年多以后的这次袭击事件发生后，8名原计划春节留守阿富汗的临时工强烈要求回国，遇袭营地剩下的7个人集中搬到了主营地。

　　过年就是和兄弟们喝点酒

　　李振宇是2006年下半年来阿富汗的，按照公司规定，驻外满一年半才能回国探亲。由于是“中水”的正式员工，李振宇不愿轻易丢弃这份工作，所以今年春节他要留在阿富汗。留下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在国外每个月能赚人民币7000元左右，是国内收入的3倍。”

　　“这将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年。以前在家过年都是团团圆圆的，而在这里不一样。”李振宇和同伴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今年春节，他们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到时候也就是和留在阿富汗的其他弟兄们吃顿饭、喝点酒，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李振宇正在主营地工地的一间小屋子里执勤。他们每天早上7点由警察护卫，到遇袭营地附近路段做正式修路前的辅助性工作，晚上6点再回到主营地。前段时间，工地晚上经常丢机器、光缆等设备，由于营地铁门紧锁，一般人不可能进来，工人们怀疑是守护工地的阿富汗警察监守自盗，所以现在营地的中国工人每天晚上要轮流执勤。

　　业余时间玩电脑游戏

　　夜晚，位于一片荒凉沙石地上的中水主营地，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显得孤寂而落寞。工地上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泥水，穿着长筒雨鞋巡逻的工人走上去，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营地内，一些阿富汗警察手持冲锋枪在站岗，几条花白大狗跑来跑去，高墙和锋利的铁丝网包围在周围，四个角落是堆着沙包、架着机关枪的猓望台，营地南面不远处的皑皑雪山若隐若现，北面是静静流淌的喀布尔河。“看上去也挺美的吧。”李振宇笑着说。

　　的确，这幅看起来有些浪漫的图景，因李振宇等中国工人的到来，多了几分生活的色彩。马上就是春节了，在亮着日光灯的办公室或宿舍里，辛勤劳作了一天的工人们正三三两两地闲聊或打电脑游戏。

　　中国工人在阿富汗的时光，如喀布尔河的河水那样，或快或慢地流逝。对年轻的李振宇而言，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一年半的驻外任期结束后，平安地踏上回家的路。

　　【巴勒斯坦·记者】洪漫：枪声中迎接新年

　　“我其实很想回去过年，我们家里已经很久没有团圆了”

　　每天睡前，翻阅一下着名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的着作《穿越生死线》，已经成了洪漫的习惯。去年11月9日从北京出发时，这是她行李中惟一的书。

　　虽然到巴勒斯坦不过三个月，但对洪漫来说，这三个月的经历却颇为难忘。赶上了两次现场冲突，亲眼目睹身边的一位外国同行中弹倒下，自己的采访车被以军的铲车铲走……这些经历最后都浓缩成一篇篇现场报道发回国内。

　　“我觉得没什么。”谈起这些，洪漫有些轻描淡写。

　　这个春节，洪漫只能跟在那里的同事们一起过了。在遥远的巴勒斯坦小城拉姆安拉，这个被同事冠以“异常勇敢”的女记者，或许将在枪声中迎来新年的钟声。

　　“战争性报道让我兴奋”

　　提起中东，巴以之间的恩怨情仇、巴勒斯坦内部的兄弟纷争，以及“爆炸”“自杀式袭击”等充满血腥的名词，都会出现在国人的想像中。当一个女记者与这些词结合在一起时，很多人可能都会充满疑问：她能适应吗？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战争性报道的。”电话那端的洪漫语气轻松，“面对打打杀杀，女记者与男记者惟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我的军事知识还需要加强。”

　　作为《国际先驱导报》常驻拉姆安拉的记者，洪漫最初想去的其实是伊拉克。2003年伊战期间，常驻科威特的她曾亲身参与了战争报道，“很想重新做回以前的事。”这次虽然没有去成巴格达，但中东一团乱麻的局势同样充满了挑战。

　　拉姆安拉距离以色列很近，武装组织绑架人质或以军越境过来抓人在当地几乎已成家常便饭。2007年1月4日的那次交火，起因就是以色列军队来抓捕武装分子，当时洪漫就在现场。

　　“那一刻你害怕吗？”

　　“有点害怕了。”因为没穿防弹背心，而且正好站在交火双方的中间。看到旁边一名记者中弹后，洪漫索性坐在地上，把头埋在一位身材高大的男记者背上，“就我一个女的，我就想打哪都行，千万别打中头部。”那次冲突造成5人丧生，30多人受伤，洪漫的切诺基也惨遭“重创”。

　　人手一枪，是巴勒斯坦的鲜明特点之一。当地人无论表达高兴还是难过，都习惯朝天空放枪。最初一听到枪声，洪漫就会冲出去，现在“变聪明”了许多，“每次先在阳台上判断一下，如果枪声密集就赶过去，要是零星几声，就按兵不动了。”

　　“线人”是阿拉法特的保镖

　　几天前，洪漫MSN的签名改成了“与达赫兰为邻”。达赫兰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高级官员、巴勒斯坦前安全部长，最近更有消息传他可能成为阿巴斯的接班人。而哈马斯则一直指责是达赫兰挑起了巴勒斯坦的内斗。

　　达赫兰的主要驻地在加沙，所以在拉姆安拉住处出现的频率不固定，“神出鬼没的”。这个“大人物”如今搬到自己隔壁来了，洪漫的第一反应是高兴，“近水楼台嘛，有机会可以采访他。”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上午我从猫眼里看见他，就假装出门去取报纸，想顺便和他聊聊。”结果一群保镖拥上前来，洪漫不得不退回到自家屋里。

　　与大人物为邻，也意味着居住风险的增大。虽然拉姆安拉是法塔赫的地盘，但之前一位哈马斯成员被以色列部队从隔壁抓走的经历，还是不免让人心有余悸。

　　利用各种机会联系采访，与当地人建立关系，是洪漫这几个月一直在做的工作。除了意外“结识”达赫兰，洪漫还有一个重要的“线人”──阿拉法特从前的一位保镖──每天源源不断地向她提供信息。

　　“我们是在交手机话费时认识的。”阿拉法特去世后，他的这位保镖到了一家手机公司上班，“我经常问他一些消息，他也很乐意告诉我，而且真的是不求任何回报。”巴勒斯坦人的热情和善良，也让洪漫感慨不已。

　　最牵挂父母和儿子

　　勇敢、对工作充满激情，是熟悉洪漫的人对她公认的评价。每天，在阿拉伯人相对安静的上午，她就到网上查资料，下午通常会出去采访或与当地有关人员、机构、同行联系，晚上开始写稿，一般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业余时间就是看看电视。”洪漫坦言，她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很低，“填饱肚子就行。”

　　春节回家，是中国人的传统，但身为一名驻外记者，这个愿望却并不容易实现。“我其实很想回去，我们家里已经很久没有团圆了。”这个春节，常年奔波在外的姐姐也将回到北京，洪漫却又一次与团聚擦肩而过。

　　距离不会使亲情疏离，却会带来更多的牵挂。打开电脑或手机，儿子“棒棒”的照片就会出现在洪漫面前。“棒棒”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洪漫每周都会和他通一次电话。

　　除了儿子，洪漫觉得自己更对不起父母。“孩子毕竟还太小，不懂为你担心。但父母不一样，我在这个地方工作对父母是一种很大的折磨。”每当电视报道巴勒斯坦局势比较混乱的时候，洪漫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就格外频繁，“要让他们知道我是安全的。”

　　其实不仅是洪漫，本报在另一个局势动荡国家的记者，直到今天都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真实工作的国家名称，而是说自己在别处，只是偶尔去那里采访。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抛开父母和儿子究竟对不对，值不值？然后就自己安慰自己说：‘值啊’。”说到这里，一向刚强的洪漫，声音忽然有了一丝颤抖。

　　【刚果(金)·维和士兵】邸殿玺：参加维和是我的幸运

　　“有了这段维和经历，我的人生也会更加精彩”

　　虽然没有亲临现场，但提起胡锦涛主席2月1日看望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官兵的情景，邸殿玺难掩内心的激动。

　　“我们全体官兵都太兴奋了，胡主席视察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就像视察我们驻刚果(金)维和部队一样，这是对我们全体维和官兵的关爱。”当时，邸殿玺所在的分队专门组织大家收看了电视直播画面。

　　作为中国驻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邸殿玺已不是第一次到国外执行任务了。早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他，此次来到万里之遥的非洲，不仅环境是全新的，还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最不放心三件事

　　去年8月17日，邸殿玺和战友们飞抵刚果(金)，虽然出国前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眼前的情景还是让他们感到意外：当地居民住的都是低矮潮湿的茅屋，妇女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头顶重物赤脚行走。“用满目疮痍来形容一点不为过。”6个月后回顾起自己的第一印象，邸殿玺这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八九月份的刚果(金)，已经从旱季进入了雨季，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维和官兵的身体健康面临着严峻的威胁。“我最放心不下的有三件事：一是瘟疫疾病的威胁，二是人员外出联系不上，三是被雷击。”

　　刚果(金)是世界上疟疾、霍乱两大传染病的高发区之一，当地的蚊子身上都带着疟原虫，一旦被叮咬次数多了，就可能导致发病。距中国营地400米远的政府军，仅去年10月就先后有5人死于这两大疾病。为此，除了对周围环境的蚊虫细菌消杀外，士兵们每周都要吃一次从国内带来的防疟疾药品。

　　“中国半岛”上了刚果(金)地图

　　中国维和工兵分队的驻地位于刚果(金)南吉伍省省会布卡武市郊，距离首都金沙萨大约1000公里左右。由于是在吉伍湖畔的一个半岛上，所以营地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中国半岛。“主要是因为这里一直是中国维和士兵的营区，所以‘中国半岛’的名字就叫开了。”而最新的消息是，当地出版的地图上，也已经标注了“中国半岛”。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外，维和人员奔赴地区多数战乱频仍，时刻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也成为必须面对的另一大考验。

　　去年10月14日晚上11时许，“中国半岛”对面的政府军营地突起大火，枪声大作。邸殿玺和他的战友们立即进入战斗状态，经过一个多小时之后，所幸冲突没有波及到中国营区。进入2007年以来，经过两轮大选后的刚果(金)虽然政局已定，但政府军与反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仍时有发生。

　　两个月后才能回家

　　“能够参加维和行动，我感到非常幸运。”在邸殿玺看来，自己的工作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在“践行我军的历史使命，体现军队的价值”，往小了说，有了这段经历，“人生也会更加精彩”。

　　从2006年8月到刚果(金)开始，邸殿玺所在的部队驻期是8个月，所以这次春节肯定是回不去了。邸殿玺的老家在河北，但他多年来一直在外工作。2004年底，妻子和女儿从老家随军到部队，“我心想这下全家可以团聚了。”可是一纸命令，部队又转到了陕西华山，之后又来到了非洲。

　　“我欠他们娘儿俩的，回国后一定加倍补偿。”与每个身处异乡的人一样，邸殿玺也觉得自己实在对不起家人。他的一个心结是，妻子去年患了白内障，动手术时他都能没到医院去看一下，“不过还好，他们娘儿俩挺理解我的。”

　　　　【韩国·“小姐”】吴恩：为儿子啥也不在乎

　　“我在这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如果儿子上了大学就不学好，那该怎么办？”

　　听了记者的采访要求，电话里的吴恩(化名)反应很激烈：“你是不是以为我还挺为这种职业自豪的呀？”

　　费了一番周折后，她终于浓妆艳抹地出现了。

　　“我就要回家了，回去看儿子，机票都订好了。”已经快两年没回中国的吴恩，提到回家和儿子就显得特别兴奋。

　　佯装韩国人不易受欺负

　　去年年底，一位韩国朋友去中国工作前，请记者帮忙听听他刚学会的几首中文歌。我们去了一家歌厅，朋友让老板找个会唱中文歌的小姐陪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吴恩。

　　当时的吴恩显得很轻松。她偷偷地说，其实自己是中国人，老家在吉林，因为韩语很好，就一直以韩国人的身份与客人周旋，“从来没穿帮过。”“这样收入要高一些，而且还不容易受欺负。”说这话时，吴恩眼里充满了狡黠。

　　透过浓妆仔细打量，能看得出她是年近四十的人了。上一次在歌厅里，昏暗的灯光下，还显得挺年轻。

　　吴恩喜欢别人说她年轻。她随身携带着韩国一个名女人的照片，虽年近四十看起来却像二十五六岁。这个女人是韩国妇女的偶像，她的网站传授着永葆青春的招法，非常火爆。

　　“再过3年，等儿子大学毕业自食其力了，我就攒点钱去做整形手术，争取也像这个女人一样年轻。”吴恩的目的很简单，那样“就能多做几年”。

　　别问我做这行的感受

　　吴恩是2005年来韩国的，“当时都说女人在韩国好赚钱，我还想着和丈夫联手赚一笔钱，回国开个买卖。”

　　丈夫比吴恩早两年到韩国，起初还定期往家里寄钱，后来越寄越少，再后来干脆就不寄了，说是韩国经济不景气，赚不到钱。等找到丈夫后，吴恩发现他已经与一个年轻女人搭伴生活了。

　　没有了依靠，吴恩的精神支柱就只剩下了儿子，儿子去年刚刚考入长春一所大学。为了出国，吴恩把房子卖了，儿子一直住在寄宿学校里。高考前一年，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是他一个人顶下来的。那期间，吴恩和丈夫还离了婚。

　　“我儿子太不容易了。”吴恩表示，她宁可把自己的一切都舍出去，也要让儿子安心读大学，“你别问我做这行有什么感受，你要是非问不可，我起身就走。反正我就是一句话，为了儿子，啥也不在乎了。”

　　一步一步“走到底”

　　“啥也不在乎”的吴恩洗过车，当过饭店服务员，在手机工厂打过工，后来又在一家情人旅馆当招待员。在当招待员时她认识的一个朋友，带她入了这一行。

　　对于“小姐”们来说，干一般的工作收入低，还很辛苦，只要进了歌厅，面对那么多诱惑，就很难离开了。吴恩赚钱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收入50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3500元左右)。“我不会跟你说具体细节的，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入了这行，一步一步的，都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早早晚晚也就走到底了。”

　　吴恩说的“走到底”其实就是“出台”，但她只承认自己是陪唱女。

　　韩国政府最近正在打击歌厅陪唱现象，因为按当初设计，歌厅是为家庭聚会设立的，里面甚至不允许卖酒。但吴恩平时并不在歌厅，而是在宿舍，有客人需要时老板会打电话通知她。而且她与客人之间，都要通报真实姓名，这样即使遇上警方突击检查，也不会露出马脚。

　　所以在吴恩看来，这一行还是比较安全的。她也不会跟陌生人走，每次出去，都是常年来唱歌的熟客。谈到周围人的看法，吴恩表情淡然：“我很少和别人交往，走在马路上，谁知道谁是做什么的？”

　　担心儿子“不学好”

　　儿子当然不知道吴恩在韩国的“职业”，她也永远不想让儿子知道。由于在中国已经没有房子，所以这次回国只能和儿子挤在租住的公寓里了。

　　每个星期，吴恩都会给儿子打电话。她说如果儿子有了女朋友不方便，她就不回去。儿子发誓没有女朋友，一定让她回去。

　　“我还是有点怀疑。”吴恩的“证据”是：有一天半夜给儿子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子，她吓得赶紧把电话撂了。儿子后来解释说，一个同学过生日，他们聚会喝酒晚了点。

　　“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生活的吗？”吴恩没读过大学，不知道正常的大学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她没有办法指导儿子，甚至难以对儿子的行为作出判断。“我在这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如果儿子上了大学就不学好，那该怎么办？”

　　【罗马尼亚·纺织女工】效梅：罢工后的坚守

　　“不管怎样，大年三十和初一正好是周末，我们几个姐妹会上街买点菜，然后回来自己改善伙食”

　　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对效梅来说别有一番感触。

　　因为罗马尼亚巴克乌WEAR制衣厂单方更改合同，和效梅一起来的中国女工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用罢工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现在虽然已经复工，但很多工人还是踏上了回家的征程。

　　“那些回国的女工都是哭着离开这里的。但她们回去可以跟亲人一起过年，这一点让我非常羡慕，过年自然更想家啦。”效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与她一起从江西老家出来的另外几个姐妹都已经回家了。

　　婆婆几次劝她回家

　　效梅是2006年7月来制衣厂的第一批中国女工。她们闹罢工的消息传到国内，使家人格外牵挂。

　　“婆婆多次来电话劝我回家，前天又打来电话说钱可以不挣，人一定要平安，再说就要过年了，还是回去算了。”家人的劝说，再加上姐妹们相继回国，效梅这几天不断涌动着思乡的情绪，也格外想念女儿点点，“我匆忙挂了电话，再说下去，我会控制不住大哭起来的。”

　　效梅觉得这里并不像家人想的那么乱，“在这里挣钱虽然没有原先预计的多，不过人身安全还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叫他们放心。”

　　尽管佯装笑意，但听得出她是强忍着眼泪在讲述，“其实，在国内我和老公都常年在外地打工，婆婆也经常这样关照，可是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听到这些话，感受就完全不一样……”

　　下个月女儿点点就满9岁了，点点一直由婆婆照顾，“我很放心婆婆给我照看孩子，不仅卫生方面做得很好，而且也懂得教育孩子，一点也不溺爱孩子，”效梅很乐意说起她的女儿，“点点上四年级了，这次期末考试还不错，都是90多分。”

　　提前回国会被笑话

　　那么多姐妹相继回国，效梅也不是没动摇过。“不过平静下来后，还是觉得不能回去，凭我的性格，我是能够坚持下去的。”效梅在国内跟中介公司签的是3年合同，尽管最近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但她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坚持到期满。

　　也许是因为效梅来的时间最早，或者曾经在乒乓球桌上交过手，在许多新来的女工眼中凶神恶煞般的尤金(工厂的一个管理人员)，每次到车间都会夸效梅几句。2月1日，第二批中国女工被送回家，她们因为要厂方“给个说法”而拒绝上车，尤金冲她们大喊大叫，“当时我站在宿舍门口，他看见我就不喊了，只是摇了摇头。”

　　在罗马尼亚半年多的工作经历，效梅觉得人与人之间是需要沟通的，而自己要是能直接跟罗马尼亚人交流就好了，“翻译水平再高，也不可能完完全全把我的意思传递给对方，尤其是玩笑话。”

　　效梅是第一次到国外打工，她觉得应该做满合同高高兴兴地回家，否则就很没面子，“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回去的，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出国打工了，要是这样提前回去，他们肯定会笑话我的。”

　　春节最想吃辣椒

　　虽然制衣厂还没宣布春节是否放假，但效梅他们已经想好了过节的方式。“不管怎样，大年三十和初一正好是周末，我们几个姐妹会上街买点菜，然后回来自己改善伙食。”效梅乐呵呵地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是她在罗马尼亚的第一个春节，平常周末她们也是这样改善伙食的。

　　去年中秋节和国庆碰到了一起，女工们当时向厂里提出加餐和放假的要求，虽然没有得到同意，但那天工厂还是给每人发了一块点心。

　　业余时间女工们有时会到食堂看电视，但“除了中央4台外，其他台都看不懂”。厂里还有乒乓球桌，可以打球，有些人周末还要打麻将。“不过我就是看书。”效梅从国内出发时带来了英语自学教材，空闲时会学学英语。

　　在制衣厂打工的350多名中国女工中，已有超过一半因为厂方单方面更改合同以及国内中介原因而选择了回国。不回家的效梅是个开朗而又文静的女人，说话大方，回答问题也不躲闪。

　　接受采访的最后，她突然很不好意思地问：“你们春节会来看我们吗？如果来的话，可以给我带点辣椒吗？我太想吃辣椒了。”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效梅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