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个提案紧盯中国：美国会公关中国才上路
倍可亲(backchina.com)环球杂志记者李晓明、潘云召／年初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5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团访美进行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美国出炉《中国军力报告》以及6月初中美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出版物市场准入问题谈判，大略构成了中美两个大国在2007年上半年的互动与交锋。
在两国政府的互动与“摩擦”过程中，人们再次注意到白宫身后那个原本模糊的身影——国会山。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近日在谈到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时点出：“这次对话与第一次不同，因为它还包括中国代表团和一些重量级的国会议员举行的四次会议，一次是与众议院领导人，一次是与参议院领导人，另外两次是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的确，中美贸易等问题上，美国国会对白宫施加了明显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传导到中国，以至于这次吴仪的出访被某些媒体描述成赴“鸿门宴”。可以说，在中美经贸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在白宫之外，中国多了一个要进行高度博弈的对象——美国国会。粗粗整理一下，自美国本届(第110届)国会于今年1月初开始正式运作以来，国会参议院共接到1537个法案，34个决议案；众议院截至目前的法案有2464个，决议案450个。
法案与决议案不同，前者如获通过就成为法律，具有约束力，后者即使通过也不具约束力，只是表明国会一院或两院对某一事件的态度。在这些提案中，涉及到中国的有71个，专门针对中国的14个。其中，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有4个，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有两个，而关于美中贸易的最多，达到5个。涉台提案有两个，一个提案要求美国政府“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另一个涉及台湾“官员”访美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提案讲的是通过在中国举行的长跑活动，增强两国友谊。
不难看出，在这些提案中，涉及经济方面的数量最多，达到了9个。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任东来教授认为，“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国会在对外贸易、关税方面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冷战期间美中关系方面其实更多的是美国政府出面，国会的‘干预’较少，因为政治、外交领域是政府的作为空间；而目前美中的经贸问题越来越突出，因而国会的角色就显得显眼很多了。”
目前，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泥潭，也为已被民主党掌握的国会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现在美国国会抓住‘伊拉克’问题——这一白宫的软肋，在外交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性，比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4月初高调访问叙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张国庆对《环球》杂志记者说，“而传统上美国是国会关注国内事务，白宫负责对外事务，总体上保持着一种平衡，而现在则已经不那么平衡了。”
在国会影响“放大”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被蒙上了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就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的同时，一些国会议员表达了希望加入达尔富尔等问题的愿望。参议院民主党助理领袖理查德德宾就对媒体表示：“人民币汇率问题当然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议题，不过我也希望保尔森能向中国提出达尔富尔问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白宫的压力，反过来却可能被白宫利用。任东来教授认为，“在谈判中，美国的政府官员可以拿在国会那边受到的种种‘政治压力’说事儿，在与中方的讨价还价中向中方提高价码。”从这个角度看来，吴仪副总理这次参加战略经济对话时安排与美国国会的高层会面，是有着不仅仅着眼于当下利益的深意的。
事实上，中美贸易受到议员关注，除了与国会本身的权力特点有关之外，还因为议员们看重经济问题与选民的贴近性。比起离普通人较远的政治和外交，经济问题往往得到民众的更多关心，因此能让国会议员做做文章，博得选民的注意和支持。
“拿一些议员用来说事的‘中国出口冲击美国就业率’来说，其实就有夸大之嫌，”任东来教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最低的，而一些议员却把问题描述得异常严重，他们这么鼓噪，本质上不过是政治秀罢了。”“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摩擦，其尖锐和激烈程度远不及当年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对中国的贸易问题上有着这么一个潜台词，即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而这是美日贸易关系紧张时没有的。”
对此，张国庆研究员的观点是，美国国会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提案可分成两类。一类是虚张声势，这一类往往对中美现在的经贸关系具有颠覆性。比如在上述国会提案14条中，2月13日参议院的一个要求美国收回与中方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因为太过不切实际，就属于这类；
而另一类则是内容很具体，操作性很强，这类提案需要引起中方注意和警惕，因为它们更容易被通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类提案往往对中美经贸的损伤也较小。
概括目前美国国会与白宫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姿态，张国庆认为布什政府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平稳，不那么过激，“在总统这个位子上，往往考虑问题要从全局视角出发”，而国会议员由于代表美国不同群体和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姿态就往往比较激进。
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吴仪副总理安排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会面，实际上就是一次高端的公关活动。应该说，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对白宫之外，加强对国会甚至对美国民间团体公关的重要性。但总体看来，这方面的工作还处在摸索阶段。
有关专家坦言，由于美国国会议员众多，利益分散，做起工作来难度较大，比如说，有些提案完全就是对方个人的一些要求。专家还透露，中国三、四年前曾经想效仿以色列聘请一些美国的公关公司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公关公司往往是美国退休政治人物组成，但由于要价高昂，中国也许会在个别案例中“用一用”，长期聘用则难以承受。
做国会的工作，中方对口的单位实际上是全国人大。目前，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已经在2004年1月建立了会议机制，从当年8月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史蒂文斯率团访华正式启动该机制到现在，迄今已经成功举行了三次会议。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要使这种对口公关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人大增强自己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这就涉及到国内制度建设的问题。
除了做国会的工作之外，任东来教授还提醒记者，做美国社会的工作，尤其是做现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目前是个新的关注点，而且日趋重要。“这些非政府组织往往背后有特定的利益集团支持，它们的特点是组织单一，目标明确；但为了达到目标，它们也有夸大问题，借以吸引眼球的毛病，”任教授说，“其实很多国会议员在提提案时使用的所谓材料证据经常就是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有时候影响这些非政府组织，就能有利于我们掌握一些话语权，从而影响国会和政府。”
在经贸问题于中美关系中日渐突出的大背景下，发挥国内企业自己与美国政界博弈的作用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谈起企业做公关，张国庆认为，企业具有专业知识，在财力物力以及效率方面甚至比政府都有优势。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施压”已经表现出针对特定行业甚至特定产品的特点。今后，提高国内企业、行业的博弈水平，增强团结度，避免在问题出现后互相拆台的现象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要走出去，不仅要懂赚钱，还要懂国外政治，”张国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