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到达北京那天 街上空无一人的原因（图）
倍可亲(backchina.com) 周大伟
在我的记忆深处，1972年2月21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这一天，美国总统理尼克松一行将抵达北京。很巧，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2年3月8日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Nixon's China O
dyssey（尼克松的中国奥德赛）。现代英文中的奥德赛（Odysse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是浪漫冒险的象征。在美国媒体看来，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多少有点神奇和冒险。白宫发言人也称这次旅行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们的总统像是要去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的第一页，他像是写日记一样开始描述这次“奥德赛”之旅：
中国，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从机场到政府国宾馆这一路，简直有些怪诞。
在我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曾经对梵蒂冈、克里姆林宫、东京日本皇宫、凡尔赛官和威尔士宫等进行过官方访问，但我几乎从未准备过首次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此时此刻，北京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在哪里呢？对尼克松而言，直到他临终前，这始终是个没有被完全破解的谜。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尴尬和荒诞的年月。就在几个月前，林彪元帅政变未遂后暴尸他乡的事件，已经向全国百姓公布，但是对国外仍然保密。在报刊上只是将林彪等人笼统地称之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在今天互联网的时代里，我们绝对无法相信，这种为自己国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当初居然是极为有效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度的人民大众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族类几乎毫无联系。在北京东郊的三里屯一带，尽管驻扎着极为庞大的外国使团，但这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普通中国人接触。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
我当时就是这个城堡中的一个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文革时期中小学冬季升学）。记得在尼克松来到北京之前，各级领导似乎如临大敌。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上级的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8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情景。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尽管当初物质生活非常贫困单调，但每逢我过生日那天，母亲总是要特别做点好吃的东西。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还有什么比生日晚餐更值得期待的事呢？不过，1972年的这个生日，注定要被尼克松的来访无情地扰乱了。
记得那一天北京的天气寒风凛冽，好像到处都是枯树昏鸦。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夜色已经昏黑。我饿着肚子走回到家里时才突然明白，因为同样的上下班规定，爸爸妈妈此刻也还没有回家。那天晚上，我和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姐姐一起在楼道的门口等到很晚，直到爸爸妈妈归来。晚餐自然是非常匆忙简单的，一家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生日。记得那天晚上，我觉得心里很难过，还躺在床上暗自流了眼泪，幼小的心灵里好像受了很多委屈。我把这些怨气本能地发泄到那个来自大洋另一侧的美国总统身上。母亲后来回忆说，她就是在那一天决定要调动到一个离家里近一些的工作单位，因为她实在不忍心再看到我们脖子上挂着钥匙在楼道的门口等待她回家时的样子。
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禁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恐惧。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在我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里，美国从来就是我们仇恨的敌人，而美国总统无一例外全是罪魁祸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我姐姐的同龄女孩子们跳橡皮筋时唱的流行歌谣里，一位美国总统的形象被践踏得何等悲惨：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
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纪录片中，我特别注意到，在天坛公园里，政府特意安排了女少先队员们欢快地跳橡皮筋的场面。尼克松夫妇还在那里充满温情地注视着。不过，影片的画面中显然没有播出这些女孩子们跳跃时使用的歌谣。
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在他那个摆满中文线装书的书房里接见了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政府的报纸事后说，毛主席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但具体谈了什么，人民似乎无须知晓。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年后，人民才开始陆陆续续获悉一些当时谈话的内容。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对于毛泽东而言，继续对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显然极为重要。尽管有人后来一直对这次谈话过程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不难从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谈话内容中，看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谈话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将话题引向苏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们建议，他只想谈谈哲学问题，具体两国关系等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是苦涩不堪的。林彪的自我爆炸，“文革”的积重难返，苏联的大兵压境，经济的停滞不前，这位世纪老人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惫和力不从心。但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需要竭力掩饰内心的疲惫。
美国客人们显然对所谓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但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位刚刚中过风但思维依然敏锐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国人处处显得彬彬有礼和小心翼翼（这足以使很多国人日后深感骄傲和自豪）。在谈话中，美国总统先生选用了中性的和日后不会被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的话恭维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此时倒是没有故作神秘，反而用东方人谦虚的姿态回答说，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世界，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其实，就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不久，我和我的中学同学们去了北京郊区顺义县马坡公社的一个叫毛家营的村庄学农劳动。这个偶然与毛泽东的姓氏重合的北方村落，显然被他老人家试图改变中国的温暖阳光遗漏了。严重的物质贫困加上无效率的集体劳动，足以使我们这些将来有可能面临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们感到不寒而栗。当地的贫下中农私下告诉我们，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主席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我渐渐发现，直到今天，东方神秘主义一直是我们东方人对付西方人最有效的武器。这个武器如同汉方药材，既能内服，也可以外用。有时候双管齐下，还可以内外兼顾。大导演张艺谋在这方面就显得老谋深算聪明过人。他的几部险些为我们捧回奥斯卡大奖的东方神秘主义电影恰恰就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难怪不时有美国孩子在问：“你们中间真的有人一跺脚就可以上房顶吗？你们中间真的有人可以在柔细的竹子上飞来飞去吗？”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岁月里，几乎是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们童年的街道上，单调呆板的苏式建筑外表到处书写着血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没有足够的图书、电影和电视节目。物质的贫乏使人们唯恐一日三餐得不到稳定的供应。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少年伙伴坐在公路旁边巨大的水泥管子里闲聊。不知道哪个小伙伴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都吃什么呢？”在那个既没有东坡肘子也没有水煮鱼的年代，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能想到的大概就是红烧排骨和番茄鸡蛋了。当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多少有些冒犯神灵的问题。我们开始互相保证：绝不把今天大家在这个冰冷的水泥管子里讲的话出去乱讲。
不过，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脑后天生长有反骨的人。我们同龄的朋友中就有一个。有一天，当此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安门前那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前时，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大胆和绝妙：“你们看，毛主席梳的头到底是分头呢？还是背头？”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朔，他对权威的调侃和挑衅的技巧似乎与生俱来。 30年后，他终于被南方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评为20世纪中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尽管他在自已的文学作品中屡次对知识及其分子进行过无情的嘲弄甚至谩骂。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一个关于尼克松在故宫偷窃国宝的离奇故事在京城里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尼克松在参观故宫时，趁人不备将一个当年慈禧太后珍爱的国宝放进了自已的大衣口袋里。此后，尼克松无论走到哪里，这件大衣始终不离左右。其实，中国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讨要这个国宝。后来，周总理巧布了一条妙计，在上海时，请尼克松观看中国的魔术节目，让魔术师在舞台上先将一个颇为相似的假国宝在手中变为乌有，然后魔术师再当场从尼克松的大衣里将真国宝取回。这样既使得国宝完璧归赵，又维护了外交上的礼节和尊严。故事显然是杜撰和荒诞的，但我发现周周的人们却热衷于相信这是真事，人们从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心平衡。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的确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但他并没有去看魔术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在中国人眼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注意到南京路上窗户旁边摆手微笑的人们了吗？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对南京路的观感如何呢？似乎没有人知道。
但睿智的余秋雨教授似乎从那半开的窗口发现了什么，他用自己那独特和细腻的文字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事实证明，我们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后来的命运，都将与这两个字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