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看中国：我见证了历史上最深远的国家变迁
倍可亲(backchina.com)作者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Ｌｉｕ（刘美远，美国《新闻周刊》驻中国分社社长）
共产党官员邀请外国记者参加在香港对面举行的一个破土动工仪式——深圳当时是一个小渔村，只住着１７户人家。那天，与我同行的西方记者怀疑地看着那块泥地，不相信那会是中国的将来。
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时，我大哥光远才７岁。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我们的父母去美国前，把他托付给了苏州的亲戚。或许他们当时不完全理解祖国发生的事情。接着，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进驻北京，整个世界为之一变。回国已经变得太危险了。
光远在我外公外婆的照顾下长大。而我在美国的中西部出生和长大，与我一块儿的还有两个哥哥，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与被共产党从我家里“偷走”的哥哥见面。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那是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敌对了３０年的美国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没有人能说那种蜜月能持续多久，因此我不失时机地取得了签证。到了２月２０日夜晚，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登上１１９次火车，从北京直奔南方。在灯光昏暗、烟雾缭绕的“硬卧”车厢，其他乘客好奇地瞅着我。许多人之前从未见过美国人。
火车从北京到苏州行驶了２１个多小时，行程约１１２０公里。我哥哥当时３７岁，与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和岳母住在玉凤巷。５岁的侄女一看见我就绕圈跑，口里喊着姑姑是“外国人”。他们的屋子是一个大单间，中间用一个大衣橱隔开，两边各有１２平方英尺（约１．０８平方米），厕所就是一个便壶。光远在一家丝绸厂上夜班，每月收入相当于２６美元，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的家有木地板、天花板，还有一个小院子，可以养几只鸡。他最大的遗憾是在“文革”的反知识分子浩劫中失去了所有藏书。
此前一年的夏天，共产党官员邀请外国记者参加在香港对面举行的一个破土动工仪式。深圳当时是一个小渔村，只住着１７户人家。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选择那里作为一处试验地：深圳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区”。那天，与我同行的西方记者怀疑地看着那块泥地，不相信那会是中国的将来，许多人认为那个构想是玩笑。３０年后，深圳成了一个１２００万人口的大都市，并且仍在迅速扩大。
我是幸运的：从坐上１１９次列车开始，中国之行对我就是一个宝藏。一年以后，中国政府敞开了大门，我受雇于共产党掌权后的首个美国杂志分社——《新闻周刊》北京分社。此后，从北京、香港和华盛顿的有利位置，我亲眼见证了堪称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深远的国家变迁。
在１９８０年，我以为自己一头扎进了记者的“黑暗时代”。我的办公室是在前门饭店的一个８层楼房间里。每当在打字机上写完一篇稿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发疯似地蹬到几英里之外的公共电讯楼。我在那里重新把稿件打入一台老掉牙的电传机（ｔｅ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接着将穿孔纸带交到柜台上，请求办事员把它发出去。为了确保不发生差错，我通常都要等到发送完成才走。有时候我在长椅上打盹，耳听机器的“扎扎”声在冷飕飕的大厅里回响。
我在１９９２年与大哥和他的妻子重返苏州，这是他俩移居加利福尼亚州后首次回家。大哥跟他的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当时的“下海”潮。他最好的朋友到处奔波，在全国各地卖羊毛织物。我在电话里与一位在一家外国石油公司找到工作的亲戚交谈。看着哥哥与他的朋友说笑的情形，我不禁陡生怀疑，感到他失去了两次机会：第一次是在艰难年代被困在中国；第二次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移居美国，而他的同龄人开始在国内兴旺发达。
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总是令我吃惊。１９９７年初，他已经８０岁了，刚刚动过心脏手术，当我提到自己７月１日将在香港报道这块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的消息时，他马上宣布，“我也要去！”这个计划听上去疯了。单是坐飞机就要１８小时，而且为什么他要去庆祝移交呢？但他坚持说，他只是希望人在那里——“成为见证那一刻的几百万中国人之一。”
斗转星移，到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夜晚，成千上万人走上北京的街头。烟花和激光照亮了天空，狂欢的人群一起涌到天安门，长安街满是挥舞着五星红旗的年轻人。中国刚被选为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主办国，人们爆发出内心狂喜：他们的国家终于作为国际社会完全合格的一员得到承认了。
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我这样到处走的外国人，曾经就像是来自外星球的动物。现在西方人能在中国找到各种工作。但真正表明变化之大的，是海外华人的“归国潮”。许多人害怕在国外待得时间太长，会错过新涌现的发展机遇。我侄女的丈夫是在北京长大，后在加利福尼亚遇到未来的妻子，他对中国的变化幅度感到惊奇。“我在美国待了两年后回来，甚至不明白朋友在谈什么。”他说。
我父亲在这个圣诞节就要９１岁了，他坚持明年在北京观看奥运会。光远如今已退休，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老家苏州。在美国工作多年后，他和妻子舒舒服服地住在一个３０００平方英尺（２７０平方米）的顶层公寓。他们以前在玉凤巷的小屋子几年前被拆了，那里将建起一座购物大厦。“回家真好。”他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