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不仅是民国陪都 也是韩国流亡政权基地(组图)

倍可亲(backchina.com)（原题：重庆不仅曾是民国的陪都，也是韩国流亡政权基地）

　　雅筑小聚，杯酒叙家常，63岁的赵崇石回忆起父亲提到过的只言片语。

　　赵崇石的父亲赵名皋（又名赵奠能），曾是韩国光复军的少校军医，给大韩民国的领袖金九看过病。

　　赵家祖籍四川西充。抗战期间，赵崇石的父亲原是四川军阀刘湘旗下丰都后方医院的一名年轻军医，该医院的军医院长名为李维汉（音）。

　　当年，金九领导下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在重庆李子坝嘉陵宾馆成立了光复军，国民党政府给予了物资与经济上的援助。

　　根据两国协议，国民党从所属部队抽调了一批文官与军医参加韩国光复军。赵名皋正是跟随院长李维汉加入了光复军，并携家眷从丰都迁到李子坝（邻近武汉疗养院）。

　　

　　

　　光复军中的中国军医

　　韩国的光复军一部曾加入川军上前线作战，这部分人加入了范绍增的国民党第88军。

　　赵名皋在抗战胜利后，升为中校军医而退役，1992年时，因走路不慎摔伤致瘫随后去世，终年79岁。

　　在赵名皋的有生之年，因其内敛的性格，使他很少与人谈起自己那段在光复军中服役的日子，因此就连其儿子———赵崇石，也只能从父亲不多的讲述中了解一些当年的记忆。

　　韩国国父之子在重庆

　　从竞地花园回来后，两位老人不无遗憾，不知如何才能了解到更多当年光复军生活的片断。

　　正在焦急之际，王继光猛然想起，昔日的老朋友———《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曾与金九的儿子金信是同学。不知能否从他那里打听到更多的情况？

　　于是没费多少功夫，在况老的家中，一段往事重新展开。

　　1990年前，况浩文压根儿就不认识金信，后来是从母校中大附中（现南京师大附中）的历届校友名录上，才得知昔日的同学是韩国的三星将军，曾任该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甚至还当过八年驻台蒋记政权“大使”的韩国国父之子———金信。

　　出于架设重庆与韩国之间贸易桥梁的打算，当时任市外经贸局局长的他到韩国汉城见了校友金信。

　　原来，金信出生在上海，读书时的名字叫金申江，由于母亲早逝，由祖母带大。抗日战争爆发后，金信跟随父亲流亡到重庆。

　　1938年底，经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特批，10名韩国临时政府高干子弟进入中大附中青木关分校。

　　当时学校条件很艰苦，金信虽贵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的次公子，其生活条件仍和普通学生无异。住的是竹壁茅屋，洗的是“四喜汤”（洗脸、洗澡、洗脚、洗衣服只此一盆），吃的是“八宝饭”（沙子、石子、谷子、稗子、耗子屎样样齐备）。

　　1941年，金信中大附中毕业后，正式考入昆明西南联大。

　　三年后，在“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热潮中，金信投笔从戎，后来转入美国空军学校受训，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中国空军军官。

　　抗日胜利后，经蒋介石亲自批准退役回韩国，参加该国空军创建工作。

　　1993年暮春时节，年事已高的金信将军曾飞回重庆故地重游，并在青木关参观母校旧址。

　　行程间，金信动情地说：“我生在中国，喝长江水长大成人，加上在台湾供职的8年，我在中国生活了26年。我的祖母、母亲、兄长又都葬在中国，我和中国有割不断的情缘，可以说我是半个中国人，我爱中国！”

　　临走，金信还用毛笔写下了四个遒劲有力的中国楷体大字———饮水思源。

　　时至今日，况老提到与韩国同学的往事，仍然激动不已。他说，作为重庆人，应当了解中韩人民之间那段深厚的情谊，不能忘记历史。

　　光复军的成立

　　听过况老讲述金信的重庆往事后，两位老人来到位于莲花池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陈列馆，希望在这里感受昔日韩国光复军生活的更多细节。

　　副馆长李鲜之在得知老人的意图后，热情地接待了二老，并在展馆内讲述了光复军的成立史。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韩国，开始了长达35年的统治。一批又一批韩国志士流亡中国，从1919年到1945年，整整27年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后在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柳州、綦江、重庆落脚。

　　1940年2月，韩国国民党领袖金九告之中国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在华北日军有不少朝鲜族士兵，如能成立光复军，构成情报网，将来对抗战是一大利好。

　　紧接着，1940年3月1日，金九发表了《韩国独立与东亚和平》，就创建光复军正式向中国官方发出呼吁，内称“中国要驱逐倭寇，收复失地，不可忽视韩国的独立运动；并希望短期内援助组织韩国光复军，奠定两民族和平、自由的新国基。”

　　韩国民众的努力没有白费，1940年9月17日，在李子坝的嘉陵宾馆召开了光复军总司令部的成立典礼。

　　韩国人的陪都生活

　　流亡到重庆的侨胞和抗日义士，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在临时政府里，就连主席金九先生在大厦的食堂里就餐，一天也只吃两顿。每顿吃得相当简朴，不过是一碗饭一碗汤而已。

　　四川盛产大米，吃的当然是大米饭，而汤则是连一点肉也没有的萝卜面粉汤。

　　韩国人有喝茶的习惯。在极端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到八一路的大同茶馆喝茶谈论战事，被当作民族生活方式的延续被保留下来。

　　三五分钱一碗茶，对于韩国人来说，可不是天天都能享的福。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每次在茶馆喝完茶后，将杯里的茶叶残渣兜回去，回家后另起炉灶再煮上一锅，在茶香中思念故乡。

　　困境激发光复志

　　生活的艰苦并不是唯一的威胁，日军对重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也时时困扰着韩国义士。为了躲避日军猛烈的轰炸，临时政府四易其址。曾迁往吴师爷巷（今和平路附近），以至后来的莲花池，在动荡的日子里，临时政府工作人员的衣物曾被大火烧光，家徒四壁。

　　然而这所有的困难种种，并没有吓倒勇敢的韩国人民，自光复军在重庆成立的消息一传出，远在大洋彼岸和朝鲜半岛的义士纷纷慕名而来。

　　光复军成立时的总人数只有300余人，分散在国民党的前线作战部队中。到1945年，总人数已近2000余人，他们以支队为单位，插入抗日的中国军队之中，主要前线战场的谍报、侦察、策反等战斗岗位上频现光复军人的身影，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韩国光复军简介

　　1940年9月17日，韩国临时政府遂任命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李范爽为总参谋长。

　　光复军总部设重庆苍平街（今邹容路），配备官佐82人、士兵59人，共141人。司令部设西安，下设4个支队、3个区队、8个分队、1个办事处。第一支队部驻重庆，负责人蔡元凯，有官佐14人，士兵30人，共44人。第一支队一区队一分队驻重庆，负责人金成浩，配官佐19人；第二分队亦驻重庆，负责人郑一洙，有官佐19人。其余分驻老河口、大安、上海、开封、洛阳、郑州、徐州、北平及汉城等地。

　　链接

　　“范傻儿”与韩国光复军

　　1940年秋，韩国光复军司令部成立，“范傻儿”曾在孙师长的陪同下，亲自赶到李子坝的“大韩民国政府光复会联络处”，会见韩政府外务部长赵素昂和联络员尹庆彬等商谈金茂珠等人的投军事宜。亲自目睹和了解了韩国流亡政府机关人员异常艰难的生存状态，范对韩国同仁的生存状态深表同情，向尹庆彬等人赠送2万法币。

　　民国27年（1938）初，范绍增因支持川康整军和揭发刘、韩勾结有功，被蒋介石委任为八十八军军长，自募兵员抗日。在抗日的形势下，金茂珠等数十名韩国青年打着流亡政府的国旗，高举用白布和鲜血写成的：“驱逐倭寇，血战到底”的钢铁誓言，涌向八十八军第二招兵站，强烈要求参军，跟范师长一起上前线抗日……

　　师长孙英武深为韩国战士的爱国激情所感动。在经过长时间严酷战争的磨砺，孙英武和金茂珠建立起了纯粹高尚的生死友谊。

　　在太湖抗日前线，孙师长麾下的韩国战士作战勇敢，表现出“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在血与火的炼狱中，孙师长同金茂珠生死相顾，同忧同乐。当孙师长英勇牺牲以后，战士被日寇的刺刀包围，金茂珠同上百名重伤员和女战士抱在一起集体拉响手榴弹，集体以身殉国。

　　中国政府对光复军的援助

　　1941年10月26日，中国政府援助韩国临时政府10万元。12月17日，中国政府应金九之请，每月拨经费6万元。12月23日，中国国民党资助韩国临时政府经费200万元，先拨100万元。

　　1943年5月24日，中国政府批准金九之请求，将每月外助费增至20万元。

　　1944年8月10日，中国拨给金九秘密活动费10万元。

　　1945年，中国政府批准援助韩国临时政府特别工作费300万元。10月23日，中国政府援助韩国临时政府回国经费1亿元，先给5000万。

　　嘉陵宾馆不复存在

　　李子坝嘉陵新村18—1号，一幢六层高的小楼，据说这里正是嘉陵宾馆的原址。楼边不远，即是孔二小姐警卫兵的老屋。

　　昔日的嘉陵宾馆三楼一底，木制楼梯，宽敞的房间，绕屋的回廊，壁炉烟囱，洋瓦屋顶。

　　1940年，光复军在此举行总司令部的典礼仪式。

　　1988年，随着一单位兴修职工家属楼，嘉陵宾馆终被拆除，取而代之是眼前这幢六层高的小居民楼。

　　前些年，韩国人曾来这里缅怀。

　　“莲花行馆”前世今生

　　莲花行馆是抗战期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四迁其址的最终地点。它原是重庆商人苏伯溶的行馆。

　　临时政府迁址之初，苏伯溶并不愿意将行馆借给韩国人，怕惹上意想不到的麻烦。

　　为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秘书室秘书长闵石麟找到苏伯溶，介绍了韩国光复军从1919年开始，流亡海外，奋斗复国所作出的一切牺牲和努力。

　　光复军的艰难历程深深打动了苏伯溶，他最终表示愿意将“莲花行馆”借给韩国临时政府使用。

　　此后，“莲花行馆”一直作为韩国临时政府办公地使用，直至1945年11月，韩国光复军相关人士归国以后，行馆成为韩国驻华代表团办公地。

　　1995年，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内部及陈列物的图）在此地成立并对外开放。

　　绸巾见证光复军成立

　　1940年9月17日，在李子坝的嘉陵宾馆召开了光复军总司令部的典礼仪式。

　　中韩两国政府的要员纷纷出席庆祝仪式，国民政府要员贺国光、吴铁城、冯玉祥、于右任、何应钦、白崇禧，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陈家康代）、董必武和沈钧儒、陶行知等各界人士及在渝韩侨应邀前往祝贺。

　　在一块一米见方的绸巾上，中韩两国来宾先后用墨笔留下自己的名字。

　　这块留有中韩两国友谊见证的历史珍品，今被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陈列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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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日报关于光复军的二则报道

　　一则：1942年10月3日，《新华日报》以《平津道上韩光复军活跃》为题，称“韩国光复军某部，在平津沿线建立根据点工作甚佳，与敌军中之韩民取得密切联系，消息常通，韩民纷纷来归，参加光复故国工作。敌寇大为慌恐，现将该线韩人撤离前线，集中城市，加以监视。”

　　二则：1942年10月6日《新华日报》以《韩光复军活跃冀豫边境》为题，报道光复军在抗敌前线的战斗：活跃于冀豫边境武安县一带之韩国光复军，对敌宣传，颇著成效，使敌军士气颓丧，厌战之心益炽，敌酋甚为恐慌。某日派兵大举围攻光复军某部。以众寡不敌，该部乃暂退守屋顶继续抵御，卒以手榴弹奋勇突破重围，安然脱险，并毙敌三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