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痴狂:不顾恩师忠告 杨振宁热恋杜致礼(组图)
倍可亲(backchina.com) 热恋让他把恩师忠告抛到脑后
1950年初的某一天中午，杨振宁与同事如常到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忽然间，他看到了邻桌上一张似曾相识的、清秀漂亮的女孩子面孔，而对方似乎也认出他来了，但又有点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于是他离座走了过去，对方也礼貌地站起来自我介绍，这一下，他清楚地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教课时中五班的女学生杜致礼吗？
杜致礼的父亲叫杜聿明，因为父亲的关系，她经常有机会接近蒋介石和宋美龄，宋美龄对致礼这个女孩子从小就很喜欢。
1947年底，年仅十八岁的杜致礼决定到美国留学。她自小就喜爱音乐、艺术、文学，英文学得很好，赴美前，宋美龄亲自为她安排，让致礼入读她当年在美的母校、有名的卫斯理学院。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中国餐馆中看到杜致礼时，她来美已两年多了。振宁与致礼师生异地重逢，一位是聪明俊朗、热情自信，一位是秀外慧中、出尘脱俗，感情的种子很快就在两人中间萌芽、开花，杨振宁对杜致礼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每个周末都要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去和杜致礼约会。
早在到普林斯顿以前，杨振宁的老师费米教授曾经忠告他，就是普林斯顿名副其实是一座“象牙之塔”，与世隔绝，在那里面呆得太久，对思想、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他劝杨振宁在那里研究一两年后就转换到更开放、活跃的学术环境里去继续发展。可是，这时已陷入热恋中的杨振宁，为了方便和杜致礼见面，已经把恩师的这番“忠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不多久，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在纽约举行婚礼。
翌年，杨振宁和杜致礼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杨振宁按照中国人传统，写信给父亲，请爷爷给孙子取个名字。杨武之老怀大慰之余，给这位杨家的“长子嫡孙”取名光诺。
在为孙儿取名“光诺”的时候，杨武之的的确确没有想到：就在数年之后，杨振宁果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这项殊荣的中国人。
1966年杨振宁与杜致礼摄于普林斯顿住宅院中
杨、李的合作关系好得令人妒忌
1950年与杜致礼结婚后，杨振宁继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1952年被所长奥本海默聘为永久研究员。当时在这个一百多人的研究所里，只有二十位永久研究员，属于物理学的仅有五位，杨振宁是其中之一。
1950年，李政道以一篇关于白矮星的天文物理论文也完成了博士课程，随即应聘去了加州柏克莱大学任教。一年后，李政道也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与杨振宁再度相聚。自此，两个人在学术上开始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多次发表联名文章，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些外国同事甚至开玩笑地说，杨、李的合作关系好得令人感到妒忌
1956年的夏天，准确地说应该是1956年的6月22日，一项石破天惊的理论被提出来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在一篇联名发表的文章《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中首次提出：θ和τ在衰变过程中出现不相等的宇称，是因为在弱相互作用中，左和右其实是并不对称的。整个物理学界一下子都震动了，一些人大呼了不起，但更多的反应却是怀疑以至否定。
理论的提出，需要通过实验的证明才能确认。这时，又一位杰出的华裔物理学家出现了。她是吴健雄女士。
吴健雄，是中国最早期的留美女学生之一。50年代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和李政道是同事，和杨振宁也是好朋友。
吴健雄在美国和华裔学者袁家骝结了婚。袁家骝的祖父，是民国时期“大总统”袁世凯，其父袁克文，是袁世凯的长子。
在杨振宁、李政道文章发表的时候，吴健雄、袁家骝夫妇本已安排好一起到瑞士日内瓦度假及讲学，但看见两位好朋友提出了如此重要的理论，其他实验物理学家仍按兵不动，热情爽朗的吴健雄二话不说，马上取消外游计划，让丈夫一个人出发，自己留下来进行实验。
如此经过数月的反复验证，大量数据有力地证明：宇称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存在。杨振宁、李政道的假设是完全正确的！
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宇称守恒这一基本定律被推翻。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这段新闻。
1973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杨振宁
获诺奖成家喻户晓科学明星
1957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共同获得。
这一公布，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头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成了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杨振宁、李政道两人的照片登在报刊的封面上。一时间，杨振宁、李政道成了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
颁奖典礼于1957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院大礼堂举行，诺贝尔奖章终于头一次落到了中国科学家的手上。
在晚宴上，各获奖者都需要发表一篇简短的演说，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对杨振宁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场合，更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一般礼节性的致谢又怎能反映他此刻的激动心情？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杨振宁怀着复杂的心情，作了一篇充满历史感的、震撼人心的演说，其中他强调：“今天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我沉重地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我在不只一种意义上，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的共同产物。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一方面将奉献我的工作给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杨振宁这一篇讲话，应该被形容为是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良心宣言。在西方世界给予的巨大的物质奖励和荣誉成就面前，杨振宁并没有忘记他的祖国，更没有忘记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受过的苦难。他毫不犹疑地说：“我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
一般来说，讲这样一番话，需要有真正的良知和很大的勇气。而以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为荣这一点，在杨振宁的一生中从没有动摇和改变过。
周总理特许约见邓稼先
1971年8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杨振宁。当负责接待他的科协负责人征询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助的时候，杨振宁拿出了一份名单，上面都是他希望见到的人。
名单上的人大多数是知名的科学家、教授，要安排见面不难；惟独是排在名单第一位的名字，倒把接待人员难倒了。
这个名字是：邓稼先，中国的两弹元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杨振宁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度大学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那时，新中国刚告成立，邓稼先一毕业就立即乘船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协助建立物理研究所的工作。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失去了联络。直到有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爆”出来了——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等西方大国则目瞪口呆。
仅仅事隔三年，1967年6月，中国又再试爆氢弹成功，西方大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被打破。
如同美国当年试制原子弹一样，中国从事这一秘密行动的科学家和研究基地所在地都是绝密的。但过不多久，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搜集到及披露一些资料，在中国制造两弹的主要负责人名单中，邓稼先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美国方面相信，邓稼先是其中一个在技术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
事实是，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5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决定，中国要制造自己的原子弹。那时，中国连铀原料也还未找到，更不要说其他技术条件了，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是从找铀矿开始的。
在这之后的十年时间中，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在北京西郊核武器研究所和青海省罗布泊沙漠实验基地，从零开始，领导进行有关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包括力学结构、材料状态、实验装置和爆炸过程……终于，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试爆成功，紧接着就是氢弹的研制。
但是，就在氢弹设计即将完成的关键时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陷入大分化、大动乱之中。邓稼先在北京家中的夫人许鹿希被批斗，两个女儿被下放农村……这时的邓稼先，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提出了“提前完成氢弹试验，向文化大革命献礼”的口号，晓以革命大义，果然正在准备武斗的两派群众都安静下来，放下武器，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继续工作。结果，中国氢弹在“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6月试制成功。
结果，名单急呈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亲自指示“安排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