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护送邓颖超平津脱险：邓乔装为女佣（图）
倍可亲(backchina.com) 1936年，美国作家、世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奔赴陕北苏区进行历时四个月深入采访，成为近距离接触延安的首位外国记者。1937年7月初，他在北平寓所夜以继日地赶写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力作———《红星照耀中国》，几天后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斯诺利用特殊身份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并成功把当时正在北平疗养的邓颖超护送到延安。
沦陷北平惊遇邓颖超
1937年7月7日夜，斯诺刚刚写完《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的最后一章，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7月8日一大早，斯诺迎着北平西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驱车赶到永定河边观察采访。此时，据守宛平城和卢沟桥铁路桥东桥头（卢沟桥为石桥，在其北约一千米处有一座平汉铁路的大铁桥）与回龙庙的中国守军在营长金振中指挥下，正在跟驻丰台的日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部展开浴血奋战。斯诺目睹中国人民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帷幕。当时他就断言，卢沟桥抗战将要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
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侵略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人士还没敢公然侵犯。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欧美人士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免遭日军捕杀。前来找斯诺寻求帮助的人纷纷而来。这样，斯诺的寓所实际上也就成了中国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常常将中国抗日爱国青年化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帮助他们逃出北平。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投奔延安，有的到西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37年8月初的一天，斯诺收到居住在北平城郊的东北大学教授徐冰夫人张晓梅女士托人送来的请柬，请他于次日中午务必去她家赴宴。斯诺知道徐冰教授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其夫人张晓梅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1936年赴陕北苏区采访的介绍信就是徐冰让张晓梅转交给他的。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若没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他们是不会有这般闲情逸致举办什么家庭宴会的。斯诺想。
于是，第二天，斯诺按约定的时间赶到了徐冰教授家。在徐教授家的客厅里，斯诺看见一位身穿蓝色绸旗袍，戴一副深色墨镜的气质高雅的女士端坐在沙发上。女主人张晓梅向斯诺介绍道：“这位是李知凡太太。”
“李知凡太太？”斯诺对这个姓名很陌生，但见这位显然已化了装的太太的举止神态有些眼熟，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斯诺先生，你认不出我了吧？”李知凡太太爽朗地笑道，说着摘下了墨镜。
“嗨！原来是邓颖超女士。”斯诺万万没有料到，大名鼎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周恩来的夫人竟会出现在沦陷了的古都北平，惊讶得连连说：“真没想到！真没有想到！”
陕北苏区采访与周恩来邓颖超结缘
斯诺认识邓颖超就是一年前他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期间。
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后，在白家坪红军前方司令部受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笔者注：当时对外称“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是他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领袖。斯诺不失时机地向周恩来提出了许多问题，周恩来为此与斯诺作了两次长时间的谈话。
周恩来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我们也相信你能如实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采访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在苏区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将给你提供一切帮助。”接着，周恩来提笔，替斯诺开列了一个采访旅程（计划）。周恩来很真诚地对斯诺说：“这仅是我个人的建议，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的事情。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周恩来向毛泽东拍电报，报告斯诺已到苏区的有关情况。因为他要赶赴前线处理事情，便向身边的李克农交代，给斯诺先生配备一匹马和一名勤务兵，在斯诺先生所要去的地方，一定得通知当地的最高负责人予以热情接待，安排好他们一行的食宿。
斯诺就是骑着周恩来给他配备的那匹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城访问毛泽东的。在中共中央的欢迎会上，斯诺见到了政治局几位委员，并和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四老”（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热烈交谈。斯诺俏皮地对“四老”说，他是孙悟空，是穿山甲，穿破了国民党的铜墙铁壁才来到苏区的。
政治局的同志告诉斯诺，毛主席因彻夜工作，现在正在休息，毛主席说改日请他到他住的窑洞里详谈。也是在这次欢迎会上，斯诺认识了邓颖超。那天，邓颖超亲自出场领唱《渔光曲》，以示对他这位远方客人的欢迎。
毫不犹豫答允护送邓颖超
那邓颖超又是怎么出现在北平的呢？
原来，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本来身体就很瘦弱的邓颖超担任了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兼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因紧张工作而导致肺结核病复发。当时，陕北苏区根本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物，营养条件又差，使得邓颖超天天发烧、咳嗽。
“西安事变”后，中央批准邓颖超到外地疗养。于是，地下交通员将她护送到了北平，住进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休养，为避人耳目，她化名“李知凡太太”。在这里，她得到了较好的饮食和充分的休息，加上药物治疗，病情大为好转。可自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常派兵借搜查抗日分子为由进行骚扰和捣乱，闹得平民疗养院整日鸡犬不宁。
“你现在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日本人……”听罢邓颖超介绍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斯诺不无担忧地说。
“是的，我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尽快离开北平返回陕北。”说到这里，邓颖超显得为难的样子，“想请先生将我送到天津，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斯诺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下来。他认为帮助中国革命者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情，况且邓女士还是他十分景仰的周恩来夫人。
当时，由北平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刚刚恢复，日军严密盘查过往旅客，搜捕抗日分子，对稍有怀疑的人立即扣留。像邓颖超这样的人物一旦在公众场合被汉奸认出，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斯诺说：“此时日本人对在北平的西洋人尚不敢冒犯，我陪你去天津，你装扮成我家的女仆，我看还是可以安全通过的。”
越过层层防线帮助邓颖超顺利抵达延安
斯诺当即把邓颖超接到他自己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斯诺便去前门火车站预购下午的火车票。火车站人山人海，全是逃难的人群，一票难求。这时，斯诺看见一个挎着军刀的日军少尉向他走来，看那架势，可能是负责火车站警备任务的日军小队长。新闻记者善于交际的职业本能，驱使斯诺迎上去跟那个日军少尉搭讪。起先，日军少尉警惕地看着斯诺不予搭理。斯诺知道，凡日本嗜好抽烟的人都很痛恨政府对烟草的控制，于是，便掏出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那个日军少尉。日军少尉立马变得友好起来，朝斯诺点头微笑，并伸出大拇指怪声怪调地说：“米（美）国的烟，大大的好！”
斯诺干脆将整盒香烟塞到日军少尉的手里。日军少尉又竖起大拇指说：“米（美）国朋友，顶好、顶好！”斯诺趁机求他帮忙道，我是美国记者，要到天津去采访，请太君帮我买两张车票。“好的，不成问题的！”日军少尉手一招，让人将斯诺领到售票处，售给了他两张去天津的火车票。
午饭后，斯诺和邓颖超分乘两辆黄包车赶往火车站。平日穿着随便的斯诺，今日西装革履，头戴礼帽，衣冠楚楚。下车后，气宇轩昂地走在前面，邓颖超则装扮成女佣，提着行李袋紧跟其后。车站入口日军岗哨林立，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一个旅客。斯诺大摇大摆地走进检票口，日军没有拦他，而紧跟其后的邓颖超却被拦住了。斯诺忙转身说：“我是美国人，她是我家女佣，跟我到天津去的。”日本兵这才放行。
车厢里全挤满了难民。斯诺好不容易才在一节车厢的一个旮旯里找到个位子，让邓颖超挤坐上去，自己则在她旁边站着。车厢内数不清的人立刻淹没了邓颖超的身影，通道上拥挤得一点缝隙都没有了。斯诺觉得，这样对邓颖超可能更安全，因为日本兵不可能在这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来回走动，逐个盘查。
火车抵达天津站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出站口虽有日本兵挨个儿盘查，但由于斯诺的巧妙应对，邓颖超得以顺利出站。然后，斯诺将她送到英法租界区，找到他的好朋友、合众社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同样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热情地安排邓颖超在他家住下。
邓颖超是从天津开始投身革命运动的，天津各界皆有认得她的人，其中不乏有卖国媚敌的汉奸，因此她在天津一天也不能待。爱泼斯坦便于当夜亲自护送邓颖超乘轮船由天津去山东烟台。
临别时，邓颖超饱含热泪对斯诺说：“斯诺先生，谢谢你的大力帮助。你也快点儿离开北平吧，在那里待久了不安全。”“不用担心，我会很快再去陕北的。你见到我妻子海伦时，请你告诉她。”此时，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正在延安采访。
轮船到了烟台，爱泼斯坦又将邓颖超从陆路送到济南，然后设法搞到赴西安的火车票，一直将邓颖超平安地护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下，邓颖超很快便回到了延安。
二十年后续旧情
1938年7月在汉口，斯诺和周恩来会面时，又见到了邓颖超。周恩来一再向斯诺表示感谢，设家宴招待斯诺，夫妇俩并与斯诺合影留念。
当时，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斯诺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十分担心，便向周恩来请教对于这场中日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便把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文章的记录翻印稿送给斯诺。
斯诺连夜阅读了《论持久战》。毛泽东对中日战争所处的时局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的精辟分析，对“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争等错误思想的有力批驳，对抗日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的科学预见，使斯诺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光明前景。
1941年，斯诺回到了美国。他没料到，这一别，竟使他与中国隔绝了二十年。经过斯诺长期顽强的斗争，直到1960年他才终于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得以重访中国，实现了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欢聚北京的愿望。
□摘自《名人传记》2008第1期孟昭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