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批留苏进修外交人员不同命运 打入政治冷宫多

倍可亲(backchina.com)　　建国初赴苏进修外交人员今安在

　　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多是来自解放区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干部，以及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极少数国民党外交部的留用人员。不言而喻，新中国急需培养自己的外交人才，可当时全国只中国人民大学设有外交系，远不能满足外交工作的需要。于是从1950年代初起，政府每年向苏联派遣一批青年学习外交专业。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个人的因素，这些早期的外交专业留学生回国后多历经人生坎坷。

　　赴苏学习，6年寒窗苦读

　　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当时中国政府只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自1951年起，中国外交部每年向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又称外交学院）保送留学生10多人，由教育部负责派遣和管理，至1957年暂时中止，在校留学生人数最多时达70多人。笔者为其中之一。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直属苏联外交部，是苏联唯一一所培养外交干部的高等院校，苏联主要的外交官均出自该校。学院学制六年，学习科目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另外，除俄语外，还要学一到两门其他外语。

　　建国初政府对派出的留学生要求很高，特别外交专业，政治审查极严，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和各个时期的表现，不能有任何污点。文化水准要求也很高，均须经过考试，至少高中毕业，大多数具有大学一二年级程度，其中有些是解放前教会学校的地下党员，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可以说，这几批送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都是当时出类拔萃之辈。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被公认为苏联最难进入的高等学府，录取标准远远高于当时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入学后还要经过每年的筛选淘汰，自二年级起校方便把不适合做外交工作的学生强制转学。当然，苏联学生中也不乏高干子弟，例如苏联元帅朱可夫、前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女儿都与笔者同班。学校的师资和设备也较优越，教授中不乏知名学者，还有几名苏联科学院院士，外语教师是从国外聘请的。外语口语课则使用“灵格风”教学，这在1950年代初算是很先进的了。

　　学校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经常组织学生参加苏联官方的外事活动。中国留学生则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有关活动，如1950年代我国政府和人大代表团访苏，不少同学担任翻译和接待工作。1957年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很多同学奉派在幕后协助工作，女同学胡均曾任代表团中宋庆龄女士的贴身翻译。周恩来总理在此期间两次访苏，都有我校同学参与文书和翻译等工作。

　　这批留学生经历了6年寒窗的锻炼，克服了语言、环境、思乡等种种困难，初步掌握了外交专业知识和外语，先后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按理说，他们受到党和政府多年的培养，是国家的一笔财富，学成回国后应贡献自己专长。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留学生除了最后几届的一些人，多被卷入冤假错案受到迫害，失去从事外交工作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回国报效，打入政治冷宫

　　让我们看看这几届留学生的遭遇。第一届约14人于1951年派出，大多是原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调干生，另一部分来自部队系统。他们到苏后先学一年俄语，1952年正式入学（以后各届均先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一年俄语再来苏）。这一届学生年龄较大，有工作经验，学习努力，很多人以全优成绩毕业，于1958年回国，除原由总参谋部派出的4人回到原单位，其余均分配到外交部。当时国内正值反右斗争和“大跃进”，政治气氛严峻。他们一回国便被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至两年，有的甚至更长。尽管这批学生早就参加革命工作，但经过长达6年的留学经历，错过了国内多次的提级机会，回国后仅能担任低级职务，从科员干起。直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才有3人慢慢升至司局级和大使级，如何理良（黄华夫人）曾任国际司司长、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马叙生曾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参与和主持过中苏边境问题谈判，后任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大使，退下后任外交学会副会长，业余时间笔耕不懈撰写外交生涯回忆录，可惜几年前罹患癌症去世；杜宽怡长期从事军事外交，曾任驻英国、瑞士、苏联、罗马尼亚等国武官及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官拜少将。其他同窗则没有这么顺遂，有的因家庭问题被调离外事部门，有的因病过早凋零，最悲惨的是在总参谋部工作的女同学胡均，解放前曾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花，不幸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第二届留学生8～9人于1953年入学，全部是调干生，原在北京和地方外事系统工作或学习，1959年毕业后分配外交部。但其中两人不听劝告，在学期间同苏联姑娘恋爱结婚，这在当时是大忌，当然不能进入外交部门工作。另一些人也由于种种原因不甚顺利。

　　第三届留学生约10人左右，于1960年毕业回国。这是最不幸的一届。国内反右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刚刚结束，政治气氛肃杀紧张，加上中苏关系破裂，国内开始了反修斗争。这批刚刚从“修正主义国家”留学回来的学生首当其冲，成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一位杨姓同学出身于革命家庭，日、俄、英文都很好，但因在国外出生，言行有时不太符合国内潮流，遂被内定为“修正主义思想严重”，“不适宜做外交工作”，“文革”中更被逮捕入狱。这一届学生中除一人进入外交部外，其他都发配到北京和外地单位。这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同学并没有就此罢休，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不断上访和申诉，终获逐步平反，但仍留有“尾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外交部党委正式发文彻底平反此类冤假错案，也算是“迟来的正义”吧。

　　之后的第四、第五届留学生约三四十人分别于1961和1962年回国。这时国内经历了“三年灾害”，各行各业都在休养生息，政治气候相对宽松。经过几年内耗，各部门均感人材缺乏，外交干部出现断层。于是这两届毕业生比较幸运，大多能学以致用，发挥所长，成为外交部的中层骨干。其中一些被委以重任，如攻读拉美专业熟悉西班牙语的朱祥忠，先后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驻秘鲁和智利等国大使，是国内著名的拉美问题专家；懂法语的杨永瑞先后担任过驻吉布提和乍得大使；攻读印度专业精通印地文的周刚担任过驻巴基斯坦和印度大使，参与和见证了中印关系中许多重大事件，后又任驻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大使；还有一位在驻前南斯拉夫使馆工作多年的李文祥，曾被授予 “优秀外交战士”称号，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钱其琛部长亲自撰文悼念。

　　岁月悠悠，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前被派遣苏联留学的一批青年，纯真而勤奋，充满理想和激情，在异国燃烧自己的青春岁月。他们哪里会意识到日后政治的凶险和人生的无常？现在这批人多已进入古稀之年，就连最年轻的、在国内高中毕业直接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最后一届学弟周刚大使，也在前几年退了下来。2006年秋天，部分同学在北京一位前大使家中举行聚会，回首往事，不胜感慨。令人欣慰的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尽了全力，没有辜负当年党和国家的培养。

　　（作者原名章嘉琳，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原主任，现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