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50年代”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倍可亲(backchina.com)奥运圣火正在全球传递，并受到了途经城市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但也有少数“藏独”分子和一些不明真相人士，在圣火传递时进行大肆干扰和破坏活动，严重亵渎了奥运精神。上个世纪50年代的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西藏叛乱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

　　在风云变幻的西藏近现代史上，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几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和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西藏人民和包括班禅在内的部分上层爱国人士向中央政府表达了希望西藏早日获得解放的愿望。12月31日，党中央正式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将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重大战斗任务。时间确定后，采取何种方式解放西藏颇费思考。为有利于保护西藏的历史文物古籍，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西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中央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决定，并向西藏地方政府发出了派代表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的邀请。

　　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分裂势力的挑唆和阻挠下，一度拒绝接受和平谈判。此时，中央政府一方面责成“十八军政策研究室”、西南局等机构深入研究和谈的方针、政策，进行积极的准备；另一方面被迫“以战求和”，部署了“打开谈判大门”的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胜利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军政官员，向已经亲政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上书，请求派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迫于内外压力，达赖在1951年1月27日和2月27日先后向中央政府报告了他亲政的情况和决定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的5人代表团赴京进行谈判。4月29日到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进行了20多天的反复会谈、磋商，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因该协议内容共十七条，习惯上被称为“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标志着包括藏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空前大团结，也标志着几百年来处于封闭、停滞、一盘散沙状态的西藏社会内部开始真正实现团结、统一。

　　根据《十七条协议》的有关规定，5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训令。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胜利抵达拉萨。

　　20世纪50年代西藏发生的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就是平息叛乱，实施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十七条协议》中有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内容，但考虑到当时西藏的实际，从1951年到1959年，西藏的社会制度没有变更。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依靠统一战线的形式，以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目的，化解历史上帝国主义制造的达赖、班禅之间的矛盾。

　　然而，《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分裂势力始终没有放弃从事分裂活动。面对西藏社会迟早要到来的变化，他们感到恐慌。为此，制造了“伪人民会议”事件，提出要修改《十七条协议》；企图阻止达赖赴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康区煽动叛乱；在西藏一些地区制造袭击解放军和政府机构的事件。1956年，更是借达赖、班禅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策划达赖滞留印度事件。

　　中央政府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早有察觉，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叛乱。同时，对分裂势力的活动本着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原则，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55年，成功解散了“伪人民会议”。1956年，周恩来总理利用访问印度的机会，亲自做达赖和印度政府的工作，使达赖放弃了滞留印度不归的计划。但是，分裂分子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1956年康区发生局部叛乱后，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的纵容，西藏一些上层反动分子与康区叛乱分子相勾结，不断挑起事端。时至1958年，局部叛乱逐步向整个西藏蔓延并有所升级。1959年1月上旬，恩珠仓·公布扎西组织1600多名叛乱分子向札木县委发起进攻，县委率军民奋战10昼夜，直至解放军增援部队赶到才击退叛乱武装。此后，叛乱武装又围攻驻军、伏击军车、破坏公路甚至残忍杀害解放军干部战士和各族工作人员。叛乱分子还把魔爪伸向西藏广大农牧民群众，烧杀掠抢、奸淫妇女、杀戮无辜，犯下累累罪行。

　　面对西藏出现的严峻局势，党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要保持头脑清醒，做好军事和物资上的准备，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全面叛乱。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噶厦政府，西藏工委一面向他们通报叛乱的情况，一面严正指出他们对叛乱分子的纵容立场是错误的，要求他们负起平息叛乱的责任。

　　此时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亲政，西藏工委同志曾直接与他谈话，指出噶厦的错误，希望他出面做工作。1958年底，达赖喇嘛召集过一次噶厦会议，提出了采取积极态度，负起平叛责任的要求。但是，此后的几次噶厦会议，名为研究平息叛乱，实则秘密谋划更大规模的全面叛乱，并提出“把达赖喇嘛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和他们战斗”的计划。

　　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叛乱分子以达赖到军区看演出会遭到汉人劫持为名，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和叛乱。3月17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叛匪裹胁部分藏族群众一同逃离西藏，流亡印度。事实证明，西藏叛乱不仅是蓄谋已久的分裂祖国行为，而且是在噶厦政府的直接策划和指挥下进行的。十四世达赖也难逃其咎。

　　叛乱发生后，中央适时作出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党在西藏8年工作打下的良好群众基础，加上团结了一大批上层爱国人士，这为迅速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标志着西藏社会彻底摆脱了千百年来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标志着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享有了做人的基本权利；标志着西藏社会完成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次跨越式发展。(毕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当代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