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 第一代打工妹的青春记忆(组图)
倍可亲(backchina.com)凯达，深圳最早的外商独资企业之一，超过千人的企业规模撑起当年蛇口工业区的“半壁江山”；
她们，第一批来到蛇口的打工妹，见证了一家外资企业的兴衰，也见证了蛇口从荒山野地走向繁荣和现代化；
蛇口，记录了无数打工妹的成长脚步，有的已成为公务员、银行职员、企业老板，有的则从蛇口走向法国美国新西兰……
再过一个月，凯达的第一代女工将迎来她们进入蛇口25周年的纪念日。对凯达姐妹和所有第一代深圳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9年，凯达玩具厂的女工们在去餐厅的路上。（江式高 1989年摄）
1982年初，香港凯达玩具厂在深圳投产，数千打工妹从各地来到蛇口。
她们是中国第一批打工姐妹。我们那些姐妹到凯达时，最小的十六七岁，多数是十八九岁。很多人离开蛇口时都年过三十，她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凯达度过。——陈碧跷 (照片提供：凯达姐妹 照片未经同意，严禁转载)
当年“充电”成风，每天下班后我们连饭也来不及吃，就骑单车去深圳大学上课。蛇口工业区培训中心创办于1981年，第一所培训中心后来发展成为了深圳大学。(照片提供：郑艳萍 照片未经同意，严禁转载)
当年很拉风的手提录音机，青年们无论走到哪，都提着它。
郊游。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认识了蛇口工业区工会女工部长郑艳萍。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法学硕士、蛇口的“部级”干部曾是深圳第一代打工妹。再过一个月，她和姐妹们来深圳打工已整整25年。
“难忘当年打工的日子，难忘那些姐妹，她们现在都在哪里？很想有个25年后的聚会！”忆往昔，郑艳萍无限感慨。
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1982年初，当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独资在蛇口工业区兴办的凯达玩具厂投产时，上千名来自广东各地的打工妹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来到了陌生的蛇口。
郑艳萍和100多位年龄相仿的姑娘从韶关坐上火车，到广州后转汽车来到荒凉的蛇口。她说：“尽管来之前想像了一千次，但还是没想到蛇口竟会是这样一个地方。”
当年的蛇口究竟是什么模样？有人回忆说：“到处是工地，四处黄土飞扬，随时能听到远处炸山填海的隆隆炮声。看不见马路，也看不见树阴，更看不见鲜花。”对来自城市的郑艳萍们来说，这里不就是农村吗？
1981年，郑艳萍从韶关最好的一中毕业，考上一所专科学校，但她的理想是上重点大学，于是又进学校“回炉”。在校时正好碰到蛇口工业区为凯达厂招工，她想也没想就报了名。郑艳萍说：“当时的待遇不错，基本工资80块，比工作了20几年的母亲赚得还多。”
因为年轻、单纯，她们很快喜欢上了单调而繁重的工作。为了给资方一个好印象，姑娘们争着早点去打卡，本来早上8时上班，她们7时30分甚至7时就进厂。下班了，大家一起骑车去饭堂和宿舍，休息时集体去唱歌跳舞，很多人的文艺才华就是那时候被发现的。
郑艳萍喜欢唱歌，很快成了工厂业余合唱团团长。她的工作态度很有意思：“厂子主要做玩具，我们就是给玩具娃娃缝小裙子、衣服。虽然工作单调，但我很享受，经常一边工作一边哼歌。因要统计工作量，我的工作台上放着一些纸，我在纸上写好一天要背的英语单词，有机会就拿出来看。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工作累了时，我就在纸上画画或写诗，会把车间里堆放的棉花想像成白云。”
袁庚和打工妹勾手指
由于产品远销北美，工厂订单甚多。工厂规定每个工人每天都要加班，星期日也不能休息。长时间连续超时加班让不少女工病倒了，大家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
令人愤怒的是，厂方还无端到女工宿舍非法搜查。当年23岁的蛇口工业区团委副书记端木默回忆说，厂方还对部分女工搜身，这让姑娘们感到屈辱。
幸好工业区党委站在女工一边。当时的工业区总指挥袁庚听说凯达厂的女工没有热水洗澡后就从香港赶过来，同副指挥刘清林到宿舍去看望工人。他安慰工人，答应三天内一定解决她们的困难。
临走，袁庚伸出小手指说：“你们信不信我的话？要不要勾手指？”凯达打工妹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她们也伸出小手指，说：“我们相信！”
事实上，当时工业区的领导者的确值得女工们信任。
奉命去凯达组建工会的端木默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郑艳萍停工事件”。当时的郑艳萍不仅在工厂工作出色，还是工业区的团骨干和文艺骨干。端木默说：“当去工厂派发登记表时，没有一个女工敢伸手接表。工头对我更是虎视眈眈。”
但下了班后，姐妹们会找她哭诉。1983年5月，因接的订单太多，凯达厂强迫工人超时加班，有时工人们要干到凌晨三四时甚至6时。许多人累得昏倒在地，工人发病率急剧上升。
端木默通知团员骨干下班后参加第一届工业区团代会。郑艳萍因参加这次团代会没有加班而被厂方停工，理由是“拒绝加班”。
端木默把情况向工业区领导上报，报告最后送到袁庚的手里。袁庚在报告上批示：“加班应自愿原则，要找资方严肃讲清楚，不准他们胡来。”根据袁庚的批示，端木默深入女工宿舍调查了一个多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由于蛇口工业区党委、区工会及深圳市总工会和劳动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凯达厂方被迫给郑艳萍复工，补发停工期间的工资，工人加班自愿，每天加班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
积极上进的一群姐妹
尽管遭遇过很多挫折，但打工妹们从来没有停止追求的脚步。郑艳萍说：“那时候，每天下班后我们连饭也来不及吃，就骑单车去深圳大学上课。很多人就是在骑车上学的路上认识的。”
停工事件后，郑艳萍先后当选蛇口工业区团委委员、蛇口区团委委员、蛇口工业区工会委员、蛇口区工会委员。在端木默离开凯达后，郑艳萍当选凯达工会主席和蛇口工业区女工部长。当时，郑艳萍才20岁出头。
郑艳萍不满足于此，决心要圆大学梦。1985年，郑艳萍考上深圳大学中文系，一年后转到法律系学习。“因我做的是工会工作，常常需要处理各种纷繁的关系，包括劳资冲突，所以解决冲突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法律。”
1989年，郑艳萍获得本科学位，10年后又获得法律硕士学位。
在工业区的支持下，工人们求学“充电”蔚然成风。和郑艳萍一样，很多女工都利用业余时间去大学学习。
实际上，早在1981年，当时还是尘土飞扬的蛇口就成立了蛇口工业区培训中心，这里举办的管理干部培训班后来被大家称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
期待再相逢
前不久，郑艳萍邀约了几位一直保持联系的凯达第一批打工妹会面，地点在南山的罗浮山海鲜城。这里的董事长是陈小霞。我们见面那天，恰逢她的海鲜城开业10周年。
除了陈小霞，投资餐饮业的昔日姐妹还有梁敏，她当年是凯达的“五朵金花”之一，后来取得法国国籍，如今回到深圳投资开办了5000平方米的西子湖畔大酒楼。据说，当年的“五朵金花”目前大都在国外。
在座的还有两位当年学习财会专业的凯达姐妹：如今是招商银行宝安支行副行长的陈小薇和蛇口消息报的财务经理郑美娥。那一天大家都很高兴，见面就开始回忆当年住哪个宿舍、在哪个车间工作。陈小霞拿出自己调制的酒，让大家为相聚干杯。记忆很快像这陈年的酒一样散发出魅力和清香。
如今，虽然凯达因租约到期早已搬离蛇口，但当年在凯达打工的姐妹们却永远忘不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80年代及90年代外商纷纷到深圳投资设厂，深圳需求大量密集劳动力，吸引了各城乡的人过来找工作机会。1996年深圳总人口有345万人，本地户籍人口才88万，而在外来的129万人中，有83.6万是女性，占68%。外来女工主要在制造业工厂工作，平均年龄只有23岁。
当年，她们有着“第一个吃螃蟹”的优越性。
当时女工每天3.27元，男工每天4.3元，一个月下来有100多元。工资有人民币、港币，还有30%外汇券。外汇券可买到进口产品和名牌产品：日立牌的电视机，双喜牌高压锅，三角牌电饭煲，黑人牙膏，上海的肥皂……
从她们身上，能看到当时最时髦的打扮：蛤蟆镜、牛仔裤、爆炸头。
还有最时髦的交通工具——自行车，自行车最好的要属“凤凰”和“永久”牌，最靓丽的风景就是帅小伙用自行车驮着一大姑娘，唱着歌儿穿街走巷。
她们在这里制造的椰菜娃娃和有轨玩具火车的数量创造了世界纪录，也为企业赢得大量利润。
1993年，蛇口的凯达厂遣散了所有员工；1995年，凯达设在南山的加工点完全搬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