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科走过三十年：在中国曾经被严密监视（图）

倍可亲(backchina.com)　　与美国的迪斯科狂热诞生于政治激情消退的岁月不同，中国的迪斯科风潮则涌现于突然开放的年代。这种带有强烈节奏感的音乐舞蹈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呐喊的空间，被压抑了许久的欲望和对过去生活的不满正在迪斯科的撩拨下逐渐苏醒。

　　迪斯科走过30年

　　

　　

　　迪斯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音乐，还意味着第一种工业的跳舞文化，蕴含着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情绪，那个时代完全可以用迪斯科来命名。

　　迪斯科变迁史

　　2008年年初，张蔷在北京开了自己的第一场演唱会。这个曾在1986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中国迪斯科女王”的一代歌后，烫着改良版的爆炸头、露着细细的双腿，依然用她尖尖的“电音嗓”在台上蹦蹦跳跳地唱着。40岁的她，一笑一颦都带着上世纪80年代所有的青春记忆。迪斯科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精神革命的冲击。这种音乐成为当时青年人的娱乐方式，代表着年轻人标榜自己反叛内心的重要途径。实际上，从迪斯科的起源来说，它也始终带着革命的精神内核。

　　迪斯科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早期，是黑人的音乐成果。这种混杂的音乐形式最初在美国一些大城市黑人中暗地里流行，后来流传到法国，被冠以一个法语名字：Discotheque（夜店），之后返销美国，就简化成了Disco。

　　从1974年开始，迪斯科舞厅在美国慢慢流行起来。以纽约为例，当时的迪斯科舞厅通常位于市中心，大多都是由旧仓库、歇业的餐馆等建筑改建，看上去都很低俗肮脏。入夜之后，年轻的迪斯科爱好者就纷纷登场了，穿着紧绷绷的衬衣、小外套，顶着一个非洲式爆炸头。

　　1977年，《周末狂热》上映；1978年，《油脂》上映。迪斯科这种黑人小圈子的音乐形式浮出水面，在美国迅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社会裂痕。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黑人民权运动在此时已经步入尾声，而1975年结束的越战更是耗尽了人们的政治激情。政治激情慢慢消退，生活不再戏剧化，而衣着标新立异、音乐简单激烈、歌词无意义化、情绪无聊颓丧的迪斯科则渐渐兴起，青年们的激情从政治领域全面撤退到生活领域。

　　但迪斯科，特别是迪斯科舞厅的命运非常短暂。随着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一个极端保守主义的时代开始了。主流音乐文化开始转向，新世纪音乐（NEWAGE）大行其道。警察们对市中心那些黑暗之中的迪斯科舞厅也不满意，他们频繁检查，大部分舞厅不断地被吊销酒类执照，不得不搬到下城去，而最后这些“下城迪斯科舞厅”又不得不搬到郊区去——郊区不再是黑人们能够常常光顾的地方。原始意味的迪斯科舞厅就此开始衰落，商业化的豪华俱乐部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喇叭裤：那个时代的标志

　　迪斯科不仅代表着一种音乐，它还意味着工业时代的第一种跳舞文化，很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娱乐形式都是由它所开创的。

　　最著名的要算那个在舞厅上空闪闪发亮的多面体反光球，那个球的名字就叫做迪斯科球（DiscoBall），实际上它早在1942年的电影《卡萨布兰卡》中就出现过。当迪斯科舞厅兴起的时候，他们发现这玩意在集束灯光的照射下能让黑暗的舞厅呈现出诡异的效果，光线通常都是红色和紫色的，会让白色物体（比如白色的紧身衬衣）在黑暗中显得有荧光效果。一些聪明人发现它还有一个作用：闪烁的荧光可以让女士们的内衣直接透出来，于是就成了迪斯科舞厅的必备设施，迪斯科球由此成名。

　　真正专业的迪斯科灯光设备，比如那些摇头晃脑的灯具，是在1968年发明的。随着灯光的越来越复杂，新职业也诞生了——那就是灯光骑师（LightJockey）。和唱片骑师（DJ）一样，他们都是随着迪斯科跳舞文化以及迪斯科舞厅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迪斯科舞厅所创造的这些灯光设备开启了我们现在所有豪华俱乐部娱乐方式的新纪元。

　　迪斯科的力量当然不只这些，它还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服装潮流。迪斯科带来的不是小群体的、短暂的流行，而是成为整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有年轻人的最爱。牛仔短裤、大喇叭裤等等都是首选，再穿上一件白色小衬衣，在舞厅的紫光灯下非常显眼。可以想象，这样的裤子完全不适合如今的跳舞人群，Hip-Hop类的街舞动作会让你蹲都蹲不下去，但在当时却非常适合迪斯科舞厅穿着——毕竟跳迪斯科只需要身体的扭动。当时的人们以这样舞台化的穿着来标志自己生活的光彩夺目，这些对于他们的意义就如同我们现在的人必定要在耳朵里塞着iPod的耳机线一样。

　　当然，迪斯科在中国流行时，中国人的服饰还比较单一，但即使这样，中国的迪斯科青年们也少不得紧身喇叭裤、紧身衬衣、厚底鞋这几样必备法宝。在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当时在中国流行的那些迪斯科乐曲，还能看到主人公穿着迪斯科青年的统一装备招摇过市。

　　蹦迪的中国境遇

　　在中国，迪斯科的流行则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相联系。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正赶上国际间迪斯科音乐风潮的尾巴，这种充分张扬年轻人自我、解放身体的音乐形式立刻成为了年轻人的时髦之选。欧阳菲菲、张蔷等歌手的磁带卖遍大江南北，《阿里巴巴》等迪斯科歌曲的旋律也街知巷闻。对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来说，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这种节奏刺激的音乐形式，更来自于居然可以随意发挥的舞蹈形式和年轻人拥有一套神秘共同语言的聚会形式。

　　在张蔷的回忆中，迪斯科当之无愧是当时最受到严密监视的公共娱乐活动之一，“我上中学那会儿，北京的年轻人特别流行家庭Party。就是一窝蜂聚到某个同学家里，把家里的灯用红布给裹上，大家放迪斯科音乐跳舞。”张蔷的妈妈虽然是中国电影乐团的乐手，思想较为开放，但偶尔还是会不放心地跟着女儿一窥究竟。聚会的时候还常常有居委会的老太太来冲场子，年轻人们就给这些惹人烦的老太太取了个名字，叫做“小脚侦缉队”。

　　与美国的迪斯科狂热诞生于政治激情消退的岁月不同，中国的迪斯科风潮则涌现于突然开放的年代。这种带有强烈节奏感的音乐舞蹈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呐喊的空间，被压抑了许久的欲望和对过去生活的不满正在迪斯科的撩拨下逐渐苏醒。

　　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涌入了国内，狂热的迪斯科风潮也渐渐消退。1987年，张蔷出国，“等我1996年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崔健的摇滚在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