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科大数学系的大儒们及我们的生活
倍可亲(backchina.com) 都说中国科技大学师生的生活既简单又平淡，其实并不尽然，仔细想想，校园中还是有很多有趣之事，就是那些平日不苟言笑的教授们也有自己的传奇。
数学家和数学史家
人人都说数学分析难，而我们大一上的数学分析课却是在一阵阵开怀大笑中度过的。那时教我们的是数学系的“少壮派”老师梁进。他不仅专业精通，还有一招绝活儿，就是对近现代的数学史了如指掌。Cauchy 、Laplace、 Gauss、 Riemann、 Euler等鼎鼎有名的数学大师们的生活琐事，他都能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一本传记文学。在这种轻松活泼的气氛中，不仅获得了知识，也增进了师生间的友谊。
“一眼”神功
一副厚厚的黑边眼镜、一张娃娃脸、一脸憨厚朴素的笑容和极短的头发----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任数分老师刘太顺。刘老师以其非凡的解题能力和技巧在数学系闻名遐迩。“这题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他给我们讲题时的口头禅。他还真不是说大话，那些我们本不知如何下手的题，用他的方法似乎都变得极其简单，“一眼”足矣。我们对刘老师的“一眼”神功佩服得五体投地，真“牛”哇！
性情中人
进入第三学期，迎来了第三位数学分析老师----谢盛刚。谢老师堪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典范，他年轻时练体操差点进了全运会，现在是数学系乒乓球队的绝对主力，他还天生一副金嗓子，在科大教工合唱团中司职男高音。更让我们钦佩的是，谢老师对武侠还颇有研究，他熟读金庸的小说，并对令狐冲情有独钟。大家问他原因，他说：“我和他皆为性情中人，英雄惜英雄嘛！”这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我们“奋斗”
给我们上线性代数的宋光天老师，治学严谨，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线代枯燥深奥，加之是上午第一节课，所以课堂上常有人“摇摇欲坠”。每当此时，宋老师就会紧握双拳，给我们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由于线性代数刚由Sylvester建立起来时，正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开始----19世纪40年代，所以宋老师对这段历史特别熟悉。他先回顾一下过去，接着话锋一转：“同学们，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仍须努力。振作起来，我们要奋斗，为了祖国的强大，奋斗！”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居然真挺管用，大家都不再颓废，“奋斗”了起来。
这些老师的个性迥然不同，他们共同构成了科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实，我们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他们的性格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很多年过后，我们回首往事，一定会由衷地感谢这些老师，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财富。
50年前，18岁的我，别离了父母，带着对大学生活无限憧憬的心情来到首都，踏进了中国科大的校园。5年的科大岁月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在我们这个集体中发生的事，也许在如今的大学中难以找到了。
我们的班集体
军事化的集体
刚进校门，到处是身着黄色军装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很年轻，系助理还不到30岁，李书记还是学生头。
学校以军事化的方式要求我们，每天我们都要进行晨操，排队并唱着歌走进临时食堂、站着吃饭。我们女同学为了比出操速度，都用皮筋把头发扎好了，以便早上起床后不用梳头就跑向操场。
宿舍里简洁、整齐，从未见过有同学把臭袜子、脏衣服乱塞乱丢，谁的被子脏了就会被女同学抢去洗了。每周末的生活会大多是批评，检查自己的不是，哪怕一点点也不放过。周日晚的排长点名，是人人必到的。
当时我们刚进大学时正好赶上大跃进，一次全校同学从玉泉路步行至中关村操场参加科学院的献礼大会，真是累极了，会后听说还要步行回去，有的女同学哭了，不想走了，最后不知有没有照顾她们坐车回去，但批评和检讨是免不了的，因为当时的我们是必须绝对服从的。
当时的我们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从早到晚都干劲十足，精神面貌确实不一样，带着这样的劲头，哪有学不好的理由呢！
团结互助的集体
我们虽然是从全国各地招来的高分生，但进入大学生活后也有一时适应不了的。当时还有一批工农速成中专来的同学，他们年龄比我们大、底子薄，没有机会像一般同学那样一级一级读。要他们和大家一起学习，难度是很大的，但学校提出要大家共同前进，提倡互相帮助。
记得当时我们分成好几个互助组，甚至有一帮一的，几个人坐在一起复习、做习题，理解力强的做小老师，课后走上讲台给互助组的同学讲课，有时真会比上课还好懂。韩哲文就是从那时起，经常上台讲课而有了“教授”这个外号。还真巧，现在他果真成了真正的教授了，还成了主讲教授，那时的基本功也许在日后的教学中起了作用吧。
是1959年春吧，我在一次跳马训练中扭伤了右膝，当时医疗条件不先进，腿又肿又疼，不能行走了，无法上课，全组同学分工帮我抄笔记，分工到宿舍帮我补习，考试时背我去教室考试。其中一次考制图，佟振合把我从四楼宿舍背下来，又背到五楼制图教室。在这样的集体中，我的学习动力真大，记得腿伤以后的各门课我都是五分，哪怕是回上海家中休养后回校补考也是如此，还受到了系主任的表扬，但我至今都认为这个成绩不是我的，而是我们这个组帮我考的，是我们这个集体给了我力量。
在我腿伤的一年中，孙克主任就像慈祥的母亲一样陪我去看北京的“名医”；从不声张的陈式经同学到木工班做了一把木拐杖送给我，这把不太美观但十分结实的拐杖帮我解决了短距离行走的困难，一直用到我恢复行走功能；袁斯鸣、鲁格、韩哲文等同学帮我记了全部上课笔记；崔淑珍、蔡维真等很多同学在生活上给了我悉心照顾。当时除了心中无限感激外，全化成了我的学习动力，使我虽然脱课一年，但还是没有离开5810这个集体。至今想起还是热乎乎的，在此要向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老同学再次说声谢谢。
艰苦而有活力的集体
大学期间正值国家的困难时期，从1959年底到1962年，供应十分紧张，我们以班为单位分到了学校的空地，种了茄子、萝卜、花生，还有蓖麻籽。我们轮流施肥浇水，工具就是我们的脸盆和脚盆。
那时为了肚子，一点儿都不怕脏，等到收获了，有的男同学摘了茄子就咬，我和晓淮一看，说我们也吃吧，但咬一口，怎么跟棉花团似的，实在不好吃，还是送到食堂求师傅在蒸窝头时帮我们蒸一下，加点盐，这就是大家的美味佳肴了。萝卜吃了后，叶子也舍不得丢，晒干后让北京同学从家中带点盐来腌起来，放在宿舍中解馋。我还记得当时吃萝卜叶子的滋味，一点不比现在的蜜饯差。
我还记得当时吃的黑色的红薯窝头，像中药一样苦而黑的树叶汤……我们到锦州实习时吃的全麦面馒头，吃多少拉多少，当时看到厂里工人吃大白菜蘸臭虾酱，真是馋死了。
在毕业前夕，国家经济好转了，在中关村计算所的宿舍中，我们整脸盆整脸盆地吃柿子，最后，一点饭都吃不下去了，据说是在胃中形成“结石”了。我们这一代人吃了这么多苦，经受了这么多苦，也许成为我们以后工作和生活中的本钱了，不怕苦的精神伴随了我们一生，加上以后“文革”的痛苦经历，培养了我们这一代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成为我们终生的财富，这也许是现代青年最缺乏的吧。
用自制小火箭人工消雹
1958年，当我接到中国科技大学入学通知书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50年来，我与母校一道成长，从学生变成教师，在此度过了50年。作为一所学校，50年还很年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而我却已从一个十几岁青年不知不觉地“老之已至”。
在这里我仅回忆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是1959年暑期，也就是我大二那一年，我和徐庆祥、韩文成、韩金虎、宋天顺等几人随同大气所几位老师去兰州郊外用自制小火箭进行人工消雹试验的事。
在此前的一年中，近代力学系的10多位同学成立了研制小火箭的课外活动小组。当时我们刚刚入学不久，不用说没有关于火箭的专业知识，就连数理化的基础课也还没有上完。凭的仅是两本在市面上买的科普型的小书，一本是苏联的《火箭技术概论》，另一本是日本关于探空火箭制作方面的书。但是同学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勇于实践，不怕失败，屡败屡战，最后终于试飞成功。
关于小火箭小组的兴衰史，蔡有智(小组组织者和领头人)和朱滨(小组的骨干)会有翔实的回忆，其中也有不少趣闻轶事。例如，一次试飞以后小火箭落在了校西门外的一间民房上，把屋顶撞了一个大窟窿，好在火箭的尾翼卡住了没有掉入屋内伤人，否则会酿成大祸。后来是周飞彪和我去替人家补屋顶。从此以后学校再不允许在校外附近做试验。
借此机会我想写几句话纪念已故去的刘国义同学，他入校前已是六级车工，技术精，悟性高，是火箭的灵魂和心脏部件----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成功的主要技术骨干，并且还培养了几名同学学会车工。小火箭研制成功，他功不可没。
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小火箭已基本成功，我们就想为它找出路、找应用，几经讨论，定位为人工降雨、消雹小火箭。于是才有了上述和大气所合作的兰州之行。那学期期末考试刚结束，我们立刻投入紧张的准备，加班加点赶做了100支小火箭。然后兵分两路，大部人马由蔡有智带队，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摆战场，继续小火箭的试验。
我们的小分队由大气所巢纪平老师带队乘火车直奔兰州。在兰州分院住了两宿，作些上山的必要准备。我们把帐蓬、小火箭弹体、发射架和自己随身带的行李等搬上了一辆大气所专门用于野外作业的苏制越野大卡车上，就出发了。目的地是兰州附近的一座海拔3000多米高的山，名字可能叫马安(音)山。路很不好走，汽车一路颠颠簸簸，傍晚在一座破旧的山神庙住了一晚。在地上垫些稻草，把帐蓬打开就当被盖，大家挤在一起和衣而卧，说说笑笑，很有意思，这比林冲“风雪山神庙”的情景要浪漫得多。
次日，汽车不能再往上开了，我们每人背上行李和器材途步登山。这里海拔已经很高了，开始时不觉得怎样，越往上越是气喘吁吁，半路上有山上的同志来接应我们，减轻了我们不少负担，等到了目的地已是中午了。那里原是一个高山军用养马场，后来废弃了，有一座破旧的马厩和几间小屋。大气所在那里设了一个气象观测站，每天都要放探空气球。我们是住在搭起的帐蓬里，每人还发了一件棉大衣。
时值夏天，这里却如民谚所说：“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兰州一带盛产水果，宋天顺是甘肃本地人，沿途在车上他指给我们看农家栽的果树，苹果、柿子什么的，这里还盛产有名的白兰瓜，我是第一次吃到。更让我惊奇的是大片大片地种着蒜苗，远看我还以为是麦田。在山上的那几天里，经常吃的菜就是一大脸盆蒜苗。
这里有一大片高山牧场，军马没有了，但仍有老乡的马在这里放牧。早晨起来，但见山腰间一片云海，波涛翻腾，很美。山上天气变化大，是冰雹的多发区，所以选择这里做消雹试验。每天我们将事先装入发射药的燃烧室拧紧喷管，装入弹体内固定好，再在弹头内装入碘化银或氯化钠。碘化银做催化剂最好，但价格贵，后来就改用便宜的氯化钠。最后装上发射架和弹头后引爆导火索。
每天我们背上发射架和小火箭，爬到住地对面的一个山头上，就是设定的发射地。试验时在发射架附近挖了一个掩体，为点火的人躲避用，远处再设一个观察站。点火用的是导火索，不是电点火，山上风大、雾气重，火柴不易划着，我们最担心的是中途导火索熄灭或者燃烧室破裂，这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我们要连续发射几支火箭，中途只要一支出了问题就影响发射和试验效果。
大气所的老师们主要采集雨滴样本，分析试验效果。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发射成功。根椐气象情况，有经验的气象人员和当地老农能看出什么情形要下冰雹，有时上午去做一次试验，中午回来吃午饭。有时下午去做一次试验，黄昏回来。如此试验了好多次。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计划。我记得事后巢纪平老师还给同学作过一次学术报告，谈到这次试验。
对于大学低年级学生参加科研活动，这种做法是有争议的。不过，这是在大跃进大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有失有得。前两年基础课特别重，而且都是大师级的老师授课，虽然没有缺课，考试成绩表面上也不错，但许多是囫囵吞枣，没有很好消化，这是失。培养了团结合作精神和动手能力，火箭小组又分内弹道、外弹道、战斗部等小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难道不是一次科学工程的最初实习吗？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又是得。中科大近代力学系现在的学生三年级以后大多进入各实验室，这是绝对有好处的，这个优良传统应予保持和发扬。
（作者系中国科技大学58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