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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由国防大学少将教授徐焰引出。他曾被评为该大学的杰出教授，在2018年11月在成都的“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第二届年会 暨 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发展论坛”发表了一个讲话。谈到香港，他说香港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最坏的，三分之一是香港原居民，受港英教育，对大陆人有些傲气但是没有怨恨，三分之一最坏的是1949-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从大陆跑过去的，对“你”刻骨仇恨，还有三分之一在六十年代是挨饿偷渡跑过去的，好得了吗？他认为香港回归后的一个大失误，一切都不变。 不去殖民化怎么行？这是指除去英国殖民化的意思。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差不多跟习近平同龄。其父徐明任军委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副参谋长等职。共产党的集体世袭制再次得到体现，大官的儿子做大官，小官的儿子做小官。政治清洗或犯罪被打下来的通常就被淘汰成平民了。国防大学的类似教授也颇多，水平不行，但是却能胡说八道，写出(抄出)一本本劣作，因此这些人被称为战略忽悠局局长，像张召中金一南戴旭等等。他们名为“战略”家，但是都是沽名钓誉之辈，那点粗浅想法全世界都知道，像徐焰， 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防卫大学等讲学。他们有什么好的战略思想是仅仅保留给自己人知道吗？我敢肯定没有。什么都公开了，就不是战略了，除非你是超级强国，想打谁就打谁。没有那个水平，就得想想什么叫做战略模糊。
徐焰，在北京空军大院长大，一口胡同串子音腔，如同骆驼祥子里的虎妞那样。他自己还感到很牛，大有太监的颐指气使的怪腔调。让人听起来很刺耳。真不知道他在国防大学能教出什么学生。肯定也有谷俊山之流吧。
香港人，我所知还是屈指可数的。都是在法国时有过一点交集，感觉还是很好的。一位贝先生，跟我们一起学了三个月法语，他应该是“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从大陆跑过去的”后代，很有可能是江沪的贝氏家族一脉，人温和。另一位香港姑娘，是在教会认识的，但是语言障碍总是一种障碍，感觉没有台湾姑娘们那么透明天真一些。当然，我终究不信上帝，因此我不信教。我当时受的教育还没有达到“去共产党化”的程度，也没有“去传统化”。还想着毕业后回中国工作。所以去教会是短暂的，缘分是转瞬即逝的。介绍我去教会的，是留学朋友的妻子。似水流年之后，我的朋友早已成了佛教徒，他的妻子似乎也是。他数次说服我信佛，我不会。
还有另外一位香港朋友帮我修改我写的英语论文，在我那个学科最好的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所以我毕业后若回中国大学找工作应该很容易。在法国一家研究机构做了几个月研究，认识国内来进修的张先生。夏天我要回国休假，顺便找找工作，他的同学在汕头大学做系主任，就介绍我去了。但是我应是没有诚意，去了似乎也没有问工资。总之不了了之，当时应该是迷茫一些。
还有一位老资格的香港人，我跟她的先生实习了几个月。她有时跟我们讲起曾经的苦难，说是日本鬼子来了，她们一家从河北逃难到香港多么艰辛。那时她应该是儿童吧。她是在香港上的教会女校，人好。她先生是从东南亚来法国的，好像当初是从上海逃难过去的。我不喜欢打听人家隐私，所以他们说什么尽管我有疑问却没有问。
说到这些人，当然不涉及政治，我们都是因为谋生而在某一时刻走到一起，而后是永远的分别，好坏优劣也就毫无意义了。那徐焰说“香港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最坏的”，也是将身份教育背景的不同上升到敌对的高度，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多么拙劣的战略。反过来倒可以说徐焰习近平这一代八旗子弟当政是“中国的社会基础中最坏的”，他们思想固化，知识贫乏，IQ和EQ兼缺，容易以阶级性党性等因素敌视本国国民，因此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倒激化矛盾和对立，如此治国，国家怎么会安定团结呢？
比如说，“1949-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从大陆跑过去的”香港人，他们真的对共产党或中国政府有着“刻骨仇恨”？原则上也许有，但是年代久远未必有。金庸的父亲被共产党搞土改给杀了，金庸如果真的对共产党刻骨仇恨那么就应该拒绝成为邓小平的座上宾。董建华，1949年随父来到香港，资本家的儿子，就读左派中华中学，仇恨过中国政府？相反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李嘉城算是穷人去傍亲，闯出一片天地，成为香港首富，虽然谈不上喜欢共产党，但是共产党让他发大财。共产党作恶多端，不想着如何改造自我以赎罪，却认为受害者有仇恨而防备他们，只会旧恶未去，新恶又来。
所以，理念的不同，通常不代表一定发展成仇恨。现在的问题是，徐焰习近平这样共产党专制主义者，害怕人民，不信任人民，敌视人民，不能倾听人民的呼声，长此以往，造成人民的反抗，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徐焰，写了一本又一本“抗日战争史”，“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懂得一点点世界通史吗？他知道当今年轻人的期待吗？年轻人，不论何时何地，是要为自己塑造未来。徐焰习近平，官宦子弟，却要以五六十年代的暴政思想统治中国，就是中国最坏的敌人。
6/13/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