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 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

作者:Brigade  于 2020-9-11 20:4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转文|通用分类:政经军事

[提要] 法国是美国革命的支持者,法国革命紧随美国革命之后,被人称之为姐妹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有共同的思想来源,那就是启蒙思想。但是,美国革命在取得独立之后,十三个州的代表聚集费城,平等讨论,互相妥协,拟定了美国宪法,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石。而法国却历经无数动荡,很长时间走不上民主自由的坦途。其中原因,颇堪玩味。

问: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今天你能给听友们讲讲这个问题,一定很有意思。

答:当然。首先听友们应该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得到法国波旁王室的支持。路易十六提供大笔经费,支持美国大陆军的作战。法国还派出军队直接帮美国人打。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约克郡战役,英国指挥官康华力伯爵投降,签署受降书的是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和法国陆军中将罗尚博伯爵和法国海军中奖将格拉塞伯爵,而且大名鼎鼎的拉法耶特将军就是华盛顿身边最重要的参谋。他和华盛顿结成了极深厚的友谊。后来他有个儿子就取名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当然,法国波旁王室帮助美国,并不是为了支持什么美国革命,他们是为了削弱英国的霸权地位,以便为法国夺取北美殖民地。但无论如何,美法两国的关系确实极为特殊,在美国很多州都有以拉法耶特命名的城镇、街道、广场。人们习惯于把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称为“姐妹革命”,但是这两场革命,从起因到成果,又是如此不同,当时美国驻法大使莫里斯在给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法国人“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实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这话说得很形象,阳光普照万物,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之中。闪电却是一刹那照亮天地,随后又是黑暗。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书的第三部分,总结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社会在思想上已准备好了点燃法国社会这堆干柴的火柴,这火柴就是法国启蒙思想。法国的那些文人学者、启蒙哲人,已经从理论上为大革命准备好了思想资源。托克维尔指出,“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初权利和政府的原初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体设计”。但是可惜,这些文人并不曾参于实际的社会管理,权力运作。他们对现实层面的操作毫无经验。他们高超的智力能给社会概括抽象出最简单的基本原理,但这些原理如何化为具体的治理行为,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所以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一部分人在管理社会,但他们对何为善好社会,对那些理念性的原则一无所知,另一部分人却在沙龙中仔细讨论,精细地构筑宏伟的理论殿堂。

问: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吧?

答:从现象上可以这么说,但它反映出两种革命的区别。托克维尔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导火索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红衣主教布里安力主国王路易十六邀请全国学者就三级会议该怎么开,进行一次智力测验。结果出各种主意的小册子,一下子涌上来,竟然多达2500多份,而这些出主意的人都是对政府部门该如何运作毫无实际经验的。托克维尔认为,法国文人之所以缺乏政治经验,恰恰因为专制制度完全排斥这些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政治生活的实践者。托克维尔感叹道:“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请听友们注意,这种全面摧毁的革命方式,直接影响到以苏俄为首的共产革命。但是,被排挤到政治之外的文人,反而有可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在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要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结果,造成了一种法国很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被托克维尔总结为“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问:这倒真是法国革命前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
答:结果是什么呢?贵族本来应该是维持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平衡的力量,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从路易十四开始,就把贵族应有的社会权利,社会责任一点点剥夺了。路易十四把贵族吸引到凡尔赛,让他们成为君王的陪臣,结果在夜夜笙歌,男欢女爱,追逐时髦,华服美食中,法国的贵族已不可能像英国贵族那样,成为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我引述十三世纪,一位英国贵族,对英王说的话,来证明这一点。他说:“如果我屈从了国王,而违背了理性的意愿,那不是维护了国王的荣誉,这样做的话,我就是开罪于国王,也违背了他应向其臣民遵循的正义”。这就是说,贵族有自己的准则,而不是完全以国王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可当时在法国是什么样的呢?托克维尔是这样分析的:“十八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了真空。作家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的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在这种情况下,贵族阶层不仅不能成为缓和社会冲突,稳定旧制度价值的镇石,反而成为推动革命的力量。所以法国大革命越来越激进,最后进入大恐怖,玉石俱焚。而后,又一下子跳到拿破仑的专制统治。而美国革命则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下次再谈。


[提要]当法国的知识阶层以理想原则构思完美社会,并由一些激进的革命者付诸实践时,美国的建国者却已经聚集一堂,不厌其烦地讨论联邦宪法,为一个真正人民主权的共和国,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

问:法国大革命受启蒙思想影响,美国的那些建国先贤,不也一样吗?

答:是这样的。美国革命的思想资源,和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分不开。这你只要看一看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就一清二楚。它上来就说:“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有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之权”。我们从中简直就能听到卢梭的声音。但是,吉尔贝·希纳尔曾编过一本《托马斯·杰佛逊文学箴言录》,他发现杰佛逊竟然没有摘录过一句伏尔泰、狄德罗或卢梭的话。他倒是很认真地读过英国思想家柏林布鲁克的著作,而这位先生长居法国,是中楼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的中心人物,正是孟德斯鸠。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有关英国宪政的研究,就得益于伯林布鲁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美国建国先贤们,主要是受英国启蒙学者的影响,而英国思想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和法国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倾向,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人们谈及启蒙哲学,多谈法国启蒙哲人。但是如果论及政治制度,政府职能,法律地位这些社会运作的原则,英国启蒙思想家自霍布斯到洛克,远比法国启蒙哲人论述得细致和深入。我们在前面给听友们介绍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时,已经讲到过他们从英国哲人那里得到的启发,获取的资源。所以《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的作者说,“英格兰学者把培根、洛克和牛顿阐发的令人信服的经验主义传入欧洲,洛克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改变了人们对人类心智的认识,促进了十八世纪的认识论,道德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的著者梅里亚姆断言:“绝少证据可以证明,美国的革命理论的倾向,是由法国革命的伟大鼓吹者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有充分证据证明,洛克和英国学派的学说起了主要作用。我们还可以肯定,法国的《人权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效法美国的《独立宣言》。所以,美国的革命先贤们,通过英国哲人而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思考方式有浓厚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极重要。所以托克维尔说:“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真是一件新鲜事儿。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而美国国父之一麦迪逊,早在1787年,就对参与美国革命的战友们指出,社会中没有抽象的公意,公民与党派有各自的利益,社会就是要在这些不同利益的争执和妥协中达成平衡。

 

问:那么美国革命的参加者,他们又有些什么特征呢?

答:我们应该先指出,托克维尔并不否认思想家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只是指出,当时法国革命的参加者,对治理国家是外行。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要对以往的东西,彻底打破,这样的倾向使具体的操作成为要么就全有,要么就全无,使社会没有过渡期,必然走向极端。托克维尔认为,这应该归罪于君主政体把这些社会精英摒弃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没有可能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提出具体的施政方案,结果“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而在美国,同样的理想诉求,却有脚踏实地的具体实施方法。托克维尔说:“美国人仿佛只是贯彻实行我们作家的设想,赋予我们头脑中的梦想以现实的内容”。这就是说,美国建国先贤,一样怀抱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社会的理想。但是他们知道如何去具体做。我们再看出席费城制宪会议的55位代表,其中三十一位受过各种高等教育,大多数是学者或科学家,甚至在这些人中有两位大学校长,三位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各个殖民地政府中任过职,有着财务、行政、法律方面的具体经验。这些人从自己的实际的行政经验中体会到,人性是不完美、多变的。指望一场革命能使人人成为圣人是幻想。而法国大革命中最活跃的思想家孔多塞,就相信人性的无限完美和社会的无限进步。约翰·亚当斯曾做过美国的驻法大使,他经常宴请当时有名望的法国知识分子。他承认他们个个博学通识,但总是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亚当斯甚至认为,他们对如何治理政府根本无知。他说,孔多塞如果仅仅是一位哲学家,那就很好。但他作为一位立法者,则非常危险,会摧毁他自己追求的道德。可是孔多塞恰恰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起草人。他还专门设计了一套投票方法,给称之为孔多塞投票法。而他本人却在大恐怖其间,被逮捕关押,最后死在监狱中。亚当斯在谈到这些法国革命中的领头人时,指出他们过于追求完美,追求革命理想的即时实现。他说:“他们是在把一件完整的衣服撕成碎片,不留下一根完整的纱线”。

问:法国革命期间,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辩论,不是也很公开激烈吗?

答:是的。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辩论,可以用你死我活来形容。经常有议员发表完自己的言论,下台就被抓起来,关进监狱,甚至送上断头台。吉伦特派、山岳派、雅各宾派互相争斗厮杀。大家都知道罗兰夫人,她是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逮捕她是由国民公会下的命令,而国民公会却是在冲进会场的暴民威胁下,通过的命令。所以,为了结束专制、追求自由而奋斗的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留下了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美国决定联邦命运的制宪会议,却是由各个殖民地推举出的代表,在闷热憋气的屋子里,反复讨论、争执、投票、妥协而完成的。一切都是在平静的气氛中,争吵再激烈也都不失君子风度。代表们都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但也知道留给对方足够妥协的空间。大会主席华盛顿,每天端坐会场,安安静静地听代表讨论,没说过一句话来施加自己的影响。所以人称这费城制宪会议是奇迹的127天。所以辩论和辩论不一样,我们见过文化革命中红卫兵各派之间的辩论,那种辩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对方是反革命,要打翻在地。所以,准备妥协的辩论,才是有意义的。而那种只想打倒对方,甚至靠暴力支持的辩论,不是辩论,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历史的结果,清楚地表明,美国革命最后以获得一个阳光普照的永恒光明为结果,而法国革命,却在闪电之后,又陷于黑暗之中,历经雅各宾恐怖、拿破仑专制、波旁王朝复辟,七月革命,又是小拿破仑政变,重建帝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但是,说美国革命是一个阳光革命的成果,固然不错。但是,宪法中有一个大妥协,就是关于废奴问题。由于搁置而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后面引发了南北战争,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了。好,听友们,关于托克维尔,今天我们就结束了。总结一下,托克维尔是把自由当作革命目的的伟大思想家,对他极为丰富的政治和历史哲学思想,这十四期的讲座,也只是挂一漏万,请听友们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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