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位MIT的物理学教授根据如今在天体力学方面的进展，介绍说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宇宙其实是一个“多宇宙”（multiverse）。他说，如果把“多宇宙”的尺寸比作大海，我们过去所说的自己居住的宇宙就不过是这个大海中的一个泡泡，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泡泡中，尽管我们连我们的这个泡泡究竟有多大都不清楚。
又有人用泡泡比喻说，每个人其实都是生活在一个自己的泡泡中，它的大小会因人而异，但是基本上是限于一个人所接触的人群的大小。还有的人可以有一个以上的泡泡，在泡泡间穿梭生活。而一个小泡泡又会处于一个更大的泡泡中，所以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大泡泡。在现代生活中，国家间的隔离大大减弱了，一个人不但可以离家很远，还可以离开出生的国家很远，但是未必能走出自己的泡泡，因为个人虽然身体离家远了，但是接触的人群可能只有生疏的区分，但该人群的文化特征还是和在家里时一样。
在今天技术十分发达、资讯流通十分快捷、交通十分方便的时代，生活在泡泡里变得更加容易了。三十年前我来美国后，没有互联网，打一个电话给家里人，需要先把电话打到公用电话寻呼战，由寻呼站去我家里通知。我挂上第一次接通的电话后等上10分钟后，再把电话打过去，这才能和家人通上话。通话也是三言两语，因为那时通话的价格是每分钟2.76美元，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昂贵的价格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不过现在也知道了，那不方便其实还逼迫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接触面扩大开去，迫使我建立起了新的泡泡，尽管这个过程不无艰难，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其实人都喜欢生活在自己的泡泡中，因为泡泡里的生活即便有时是贫穷匮乏的，但使人感觉安全，不需要面对泡泡外面的陌生人，去适应不熟悉的生活方式，甚至不得不使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更不必说如果遇上了自己不认同的价值观的话，那就更让人恐怖了。
二、
我住地的图书馆服务的对象是近3万市民，所以很小，只有20万册（份）收藏。不过我可以在图书馆里读到的中文的报纸杂志却有13种。我所见到的那些报纸杂志的读者们，年纪几乎都和我差不多。能读中文的本地年轻人其实并不是没有，中国留学生本地就有，毕业后留下来的也不少，不过他们对那些读物不感兴趣，都是去网络找自己需要的资讯。他们有自己的的泡泡。托科技进步的福，现在来美国居住，一个人可以换了一个地方后仍然生活在原先的泡泡中。对于这样的泡泡生活，一个人会感觉多了很多方便，但是可能不知道自己也少了很多与泡泡外的人接触的机会。当然，事情也可能相反，那就是一个人可能会离开原来的泡泡，移居到新的泡泡中去生活。
对于我地图书馆的中文报纸杂志，尽管我知道很多是中国政府主办的，其内容更多地反映了官方的看法，不过我以为他们中间还是有可读的资讯，是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对于我来说，是我扩大我的泡泡的机会。当然我也知道，如果我只看这些东西或是只在网上看中国网站的东西，我的泡泡就缩小了。
今天写这篇文字是想在理解泡泡的基础上来评论一下我在图书馆读到的今年9月号的《读书》上刊载的谷先生的文章（原文照片附于本文末尾）。我觉得该文虽然有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些较深的观察，但是我还觉得需要把谷先生的泡泡扩大点来看美国。我的用意是：通过分析谷文，或许能帮助我们增加对于泡泡生活的认识。当然，我的看法加上去最多也不过是把我们对于一个现象的认识放到了一个更大点的泡泡中去而已。
三、
谷先生的文章比较和评论了中美过去30年的发展，其中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比较有深度，例如对于美国一些左派对于右派言论的抵制甚至是压制，谷文批评说，“学校的课堂常常不是探索真理的地方，” “由于大家都不敢触动敏感的问题，美国的课堂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种族和性取向不断多元化的同时，美国的思维却在走向具有专制特点的单一化。” 我以为后面的批评虽然有过头之嫌，但其观察确有深度，揭示了极左思潮对于民主的破坏。
不过谷文对于美国体制的理解、对于中美两国的发展的比较和结论，我认为与我观察到的事实不同，谷文的说法有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例如，谷文说，美国的严重问题是公德问题，是一个来自基层的衰落。这种衰落究竟是什么样的表现？作者说，“美国真正的衰落是某种来自基层、自下而上的腐烂。这种来自基层的腐烂在美国到处扩张，影响到美国社会的很多方面。现在假如打开美国的电视或阅读报纸上的新闻，虽然也有对国家大事的讨论，但铺天盖地而来的报道都是各种派别之间近于荒唐的内斗。”谷文进一步解释说，美国社会的“内斗”就是人人都为自己考虑，只要个人权利，不愿意担负个人的社会责任，社会因此没有了一个稳定的主流意识。而“没有一个稳定的共识就不会有一个对于国家长远利益的稳定思考。民主就会变成一个极易走向自私、狭隘而又极端短视的政体。美国目前政策朝令夕改，条约今签明毁，都是美国政策被少数极端派别把持，整个国家走向自私和短视的明证。” 读者只要把谷文前后连接起来读，难免要问作者提出的“明证”，究竟是说的上层的把持政策的少数极端派腐烂呢，还是来自基层、自下而上的腐烂呢？谷文的说法显然自相矛盾。
又比如，谷文说美国在过去30年里更发达了，发生的变化是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实质的变化，而不是中国的那种更多的是表面的、付出了“四大高昂成本”的变化。谷文列举的证据是美国的那些代表了新技术的高科技公司，说这些公司给美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同意谷文说的美国高科技公司所做的贡献。但是，中国不也是这些新技术的得益者，不也是沿着这些新技术的方向向前发展？中国除了高楼、高铁，在这些“表面”的变化下面不也是引入了美国有的“实质的变化”？我认为比较而言，过去30年里中国从很低的起点对外开放，整个社会发生的如谷文所描述的“实质的变化”其实更大，只是差距虽然大大缩小了，但仍然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不是中国的变化是表面的，美国的变化才是实质的。
谷文还就公德问题对比中美两国的变化说，“中国过去三十年中最积极的变化并不在于它的GDP上升了多少，而在于‘公德’这一概念在当下中国的年轻人当中获得广泛认同。” 如果谷文前面说的坚持个人的权利与付出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的两者合一才是衡量公德的标准的话，中国如今40岁以下（30年前10岁）的年轻人真的在坚持对于自己的权利的诉求和社会责任的付出都远远超过上一代吗？
作者还说，“在中国建高铁、造飞机、架大桥、飞太空的时候，美国民众在急着游行、示威，美国的媒体在忙着辩论人的性别究竟是两个、十个，还是六十三个，那个性别可以用什么样的厕所。”打开美国的 媒体，我却从来没见过谷文提出的那样的辩论。就说游行示威，如果民众有不满，究竟是允许民众通过和平的游行示威表达不满好，还是打压下去看去一切和谐才好？
四、
所以我认为谷先生的有些观察比较深刻，但是从整篇的观察和结论来说，有严重的偏颇，具体说就是谷先生对于美国体制的解读的混乱。谷文写道：“美国的体制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美国国力的衰落。这个特性就是美国的体制使得政治与其他领域相对隔离，这种隔离让美国的政治不是那么直接地影响到科技开发和经济发展。政治社会上的乱象对于各个公司虽然有不少影响，但相对其他政体来讲，还是比较少、比较间接的。那些不希望卷入这些所谓乱象的人们，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快净土，在那里研究和发明自己的东西。” “美国自己内部的活力和体制的灵活将使美国在可见的将来仍然能够以压倒性的优势展现在世界面前。”
谷文上面的“美国体制使政治与其他领域相对隔离”的说法我认为是误解。世界上国家的体制尽管有多种，但不同的体制都政治性的，解决利益分配问题都是体制的首要任务。体制的不同最后表现为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所用的方法不同。美国的社会稳定来自于法治，依法解决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是社会依法运行，不能随心所欲地“灵活”，在具体问题上表现为事事要依法行事，所以难以出现“大干快上”。但是由于法治牢固，社会稳定，虽然不可能不出错，但是可以防止出现灾难性的政策失误，又保证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尤其是说话自由的权利来监督政府，这才能够实现长期和平稳定，在此条件下持续发展并通过不断改进立法来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因此，尽管美国的社会从立国起就是与其他社会一样问题丛生的社会，但是因为治理问题的方法不同，所以才表现为与传统社会的不同，而不是因为政治分离出去，与其他行业隔离。政治本身就是利益分配的游戏，世界上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利益分配问题，于是就有政治，所以政治到处都有，政治净土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政治游戏的玩法不同。大家把规矩都亮明了，按规矩行事是一种玩法，结果就是在政治游戏上少耗费了力气。另一种玩法是一切由上头说了算，大家瞎子摸黑，玩“潜规则”，结果就是把太多的力气都耗到政治游戏上了。
以上的不同，简单说就是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五、
把中国的变化说成是外在的，美国的变化是内在的，这种对于两国的发展的比较结论是不成立的。过去30年里发生在两国的变化，其实中国的进步的幅度更大，外表的变化也就更大。由于中国的起点低，可以一步到位地发展，所以有些新技术的运用甚至表现得更快，例如手机的运用就是一个例子；互联网的应用也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方面中国的发展显著落后的地方，我认为主要是公共服务方面。总起来说。中美的差距仍然很大。
两国的真正差别从30年前算起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中国是人口多底子薄，美国是人口少底子厚；中国是中央集权下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美国是民主的分权法治下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解决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的问题；中国有一个在集权政治下如何认识和解决自己的落后的根源的问题，美国有一个如何在少数民族日益增多、弱势群体要求同等权利的现实下如何通过民主政治进行改进的难题。
因此对中国来说，如何让尽可能多的人都尽快脱贫致富是首要的问题。在上述条件下，中国从“摸着石头过河” 的对外开放，以出口领先的发展方式取得了30多年使7亿人口脱贫城市化 的成就，这是非常大的成绩。但是中国在认识自己的落后的根源以及如何从制度上改进来形成长治久安的发展局面，我觉得进步不足，近几年有停滞甚至倒退的倾向。具体表现为鼓劲有余，自省不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三万亿外汇结余的错误认识。政府的高度集权下对于外汇的全面掌控的好处是逼迫出口商和外来投资把钱必须都兑换成人民币花到中国市场，迫使出口行业快速扩张，吸收大量的劳力，尽快扩大制造业，快速。但在快速吸收大量劳力进入制造业的同时，也会使劳动力价格增长缓慢，低工资下难以发展内需，各种服务业的增长也就缓慢起来。其他的各种问题（谷文描述的“四大成本“）也在体制改革中在法治建设落后的情况下困于治理。其他还有国家统一问题等，都是需要找出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的问题。但是 这3万亿却让很多人当作中国强大的确凿证据来解读不说，弄不好还会导致政府在外乱花钱、在内进一步延缓体制改革。
对美国来说，2017年美国的家庭收入以中位数计算，已经超过6万1千美元。但是，美国的医保问题已经到了要耗费GDP总值的17%，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税收不足的情况下整个基础设施的维修改建欠账2万亿美元，高等教育的费用一直在上升。其他如毒品问题（疾病控制中心统计2016年吸毒死亡人数超过4万2千！）、枪支暴力（疾病控制中心统计2016年枪支暴力死亡人数超过3万8千人！）等，都是各种问题。（比较还在进行的战争，2017年死亡军人33人，最高的2007年超过1千人。）同时，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民众利益的分化以及弱势群体对于自身权利的吁求把原来掩盖的矛盾揭开了，对于现有体制的改革的要求提上了台面，也就是冲突表面化起来，成为谷文所说的公德问题的“乱象”。这些现象不过是说明任何一个体制都有自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针对于社会发展水平而言，是不可避免的；，谷文所谓的“统一稳定的主流意识”往往不过是掩盖着巨大矛盾的假象而已。
所以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说真话的问题。说真话的难处常常在于真话会把难堪摊到人们面前。记得我第一次看电影《好人寥寥》（英语：A Few Good Men，香港译《义海雄风》，台湾译《军官与魔鬼》）时，有一段对话让我印象深刻。那段对话发生在为了军队的荣誉而掩盖军中的种族歧视的Jessep上校与来进行犯罪调查的军中律师Kaffee中卫之间。Kaffee对Jessep说，他是来调查的，调查就是要弄清真相。Jessep回答说，“你要真相？真相？你能够承受真相吗？！”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