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为何崇拜革命家;革命的权威是哪里来的

作者:light12  于 2020-3-1 09:48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为何崇拜革命家

林思云见不得袁教授揭发孙中山的卖国事实,写了篇什么《政治家与政论家》,笑话袁教授书生气十足,我看不下去,说了两句话,思云作了回答。我说思云,谢谢回赠,不过我不详答你了,反正我不可能说服你这革命志士,这我是早就知道的,无非是忍不住而已。

 

在中国就是有这种怪事。就拿孙大炮来说吧,请问他到底给中国人民做过什么好事?无非就是自封革命领袖,号称人民救星,于是便再怎么狂嫖烂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甚至多次卖国,到今天还有人如你要为他辩护,说他的目的是好的!

 

我最觉得奇怪的是,许多国人怎么连起码的好歹都不知?就拿孙大炮和袁大头这两位同代的政治家来说吧。袁主持新政期间,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改革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昌盛,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一点现代化基础,就是他手上开始奠定的。连鬼子们都纷纷叹服,预言如此搞下去,不要几十年,中国便会成为世上第一强国。记得王怡在网上说,如果没有老袁,那辛亥革命不知道要闹成个什么悲惨结局。他似乎忘记说,其实那夥革命乱党之所以能造反,靠的还是老袁弄出来的那点家当,特别是以西式武器装备起来、接受西式训练的战斗力空前的新军人马!

 

而老孙为中国干了什么呢?除了破坏国计民生、制造一个又一个涂炭生灵的战祸,并多次试图卖国,特别是想和日本组成联邦,让中国作人家的奴才之外,请问他干过一件什么好事?


如此明白的事,你却看不出来,至今还要用高尚的革命目的来为这种国贼辩护!

 

如果用目的作为评价标准,这世上还有谁能是坏人?有哪个犯人会主动认罪,谁不标榜自己的动机和意图的高尚?目的是自己说的,效果才是客观的。就算目的真的高尚又如何?老毛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谁都能说他那不是故意的。但能因此原谅他么?

 

更何况老孙还跟这不同,你还不能说他心里的目的就是真想为中国好,那不过是他自称而已。如果你不服气,请举出事实来证明他确实是想为中国好,好心办了坏事而已。要这么做,你就得举出他的德政来,可惜这又绕到效果上去了,所以,离开行为效果谈动机,离开手段谈目的,完全是对人类智力的嘲弄。



当然,你可以强辩说:革命就是最大的德政,既然如此,当土匪也可以视为德政了。论对社会的破坏,土匪怎么也比不上有政纲、有远见的革命党阿?中国的历史不是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么?你要不服气,不妨举出有哪一桩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革命不祸国殃民,不是半道上不知咋的弄糟了的。国人的愚蠢,就在于老是以为革命是好的,只是以往的革命家没弄对,或者被坏人篡夺了,所以,没有跑到楚国,不是大方向错了,而是车子不好,马不够快。魏京生这么说,你也这么说,可见大夥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跟你说你为什么要赞孙批袁吧。斯大林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在中国和苏联确实是这么回事。老孙之所以成了伟人,而老袁成了坏人,无非是因为老孙的徒子徒孙胜利了,由他们把持伪造了历史,让大家钻进那个套子出不来。如今袁教授告诉大家那不过是个谎言,戳破了众人对革命的浪漫迷恋,当然要引起众怒。可惜阿,我看这坛子里的任何人根本就没那学识去批人家。这么做无非是文革大批判的重演而已。


不过说这些完全是作无用功。所以我还是及早闭嘴吧,你的韧性战斗我可是领教过多次了,我永远也无法辩嬴,不如及早认输。

 

2004年年729


革命的权威是哪里来的

我在《再谈马悲鸣现象》中指出,该现象的特点,是概念混乱、思路不清,见木不见林的隧道眼和充满稚气的直线思维。马悲鸣用郎居胥的笔名写的《长征的意义》再一次显示了这些典型特点。辛弃疾词云: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惶北顾。马先生此文,似乎更加草草,其荒谬简直直追元嘉北伐。

 

该文的第一个概念混乱,是把举世公认当成了政权的合法性。马先生说:世界上一切政权的合法性今天看来仿佛只有选举认可一途。其实不然。长征生还者十不足一,其经历之艰辛,举世公认。这种公认便是合法性的基础。长征固然使中共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军队和党员,但却歪打正着、因祸得福,由此建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过挑战。

 

这里的推理简直让人喷饭。因为长征经历艰辛,举世公认。而这种公认便是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合法性的唯一要素似乎就是举世公认,至于那公认的内容是什麽,似乎还是第二位的。如此说来,贩毒者要冒生命危险,这似乎也是举世公认的,难道那就说明合法?

 

老马的第二个概念混乱,是把权威合法性混淆起来。你可以说长征在党内建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但这权威并不等於政权的合法性,这是任何一个成人都知道的常识。邪教如森林圣殿之类的教主,也在教内建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难道这些人就不但合法,而且可以据此君临天下?


老马的第三个错误是隧道眼。他正确地看到痞子革命的成功有赖于绝对权威的建立,但却把这建立的机制误解为几代精英力量的积累。其实问题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后,共运再无理论家。列宁一生著作等身,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无所发明。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贡献是建党学说。如图雅所说,造反本是提着脑袋玩命的事,要靠一小撮人去推翻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如臂使手的颠覆机器。这个机器是洋葱状的从内到外的层层结构。核心由一小撮享有绝对权威的领袖组成中央,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铁的纪律。一旦进入这种黑社会,便永远不能退出,只有干到死那天,任何时候你如果动摇了,就有锄奸队在那儿等着你。哪怕人家命令你杀了自己的孩子,你也只能奉命唯谨。这就是老列发明出来并先后传给国共两党的招术。只是老国历史包袱太重,改造不彻底而已。

 

所以,是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而不是老马说的什么精英的几代积累,建立了绝对的革命权威,保障了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成功和维护并不需要几代精英积累,用斯大林的话来说:革命队伍里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代替的。他篡权并掌权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对苏共,从来是用割韭菜的办法。谁要资格稍微老一些,他就要把谁的脑袋割了。参加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除了他的二三死党外,一个都没活下来,他曾把十七大选出来的 70%的中央委员全部杀光,后来那些提拔起来的高干跟十月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全是革命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当赫鲁晓夫官拜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时,他那个中央委员会连一个活着的委员都没有,全是上任后从头提拔的。二战爆发打断了老斯周期性的割韭菜。即使如此,他死前又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主席团来取代政治局,并炮制


出一个医生谋杀案来,准备收拾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那些资格稍老一点的干部。只是他非常及时地、完全必要地死了,那些人才幸存下来。以上事实,任何一本西方出的斯传都有,也证于赫鲁晓夫回忆录。饶是这样,他死了苏共照样万年不老、寿与狗齐,并没有马上就因内斗垮下来。

 

所以,所谓积累数代精英说,完全是马氏隧道理论。该看到的是那个绝对的革命权威,是它使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汇成了无坚不摧、排山倒海的可怕力量。

 

建立和维护这个革命权威,最关键的一条使用暴力,在这上头,各革命大家有自己的风格。列宁在党外使用的是契卡的皮夹克杀手们,在党内靠的是他本人的资历和才能自然形成的权威;斯大林无论在党内党外用的都是秘密警察,把老革命一律宰了,然后再宰宰人的人。伟大领袖的特殊贡献则是整风那种思想改造的软刀子,发动群众把你拖上去七斗八斗,不但斗得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而且斗到后来,连你自己都以为自己犯了大罪。

 

这方法确实高明之极,也是伟大领袖引为自豪的一大发明。如所周知,这种运动总是要找出头鸟,王实味就作了这该死鸟。杀他并非毛的本意,老马说毛借刀杀人是胡扯。毛从来主张留着这种人作反面教员。对他来说,世上没有再比敌人不但在面前下跪乖乖臣服,而且痛骂自己不是人更让他心花怒放的了。更重要的是,这样作还显出了伟大领袖的宽宏仁厚。这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的真意。它的出笼有着极浓厚的个人色彩。

 

老马的第四个错误是通过直线思维,把建立和维护革命权威和长征扯在一起。长征的确帮助老毛建立了他的个人权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征的确象征着中共摆脱苏共全面控制的第一步。毛在长征中脱颖而出,成为在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未经共产国际任命的实


际领袖。可惜,这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农村的愚昧反动力量从此在中共内部占了上风。

 

我在《沐猴而冠的滑稽与悲哀》中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愚昧的农村和先进的城市在西方文明冲击时,因为应对的态度和方式不同而引起的搏斗史。从宏观上看,中共和国民党分别代表了农村与城市。从微观上看,中共内部也可以粗略地分为城乡两个党。以毛为魁首的农民党,代表了中国农村的愚昧反动力量,周恩来和二十八个半等国际派则代表了城市党。在长征前,后者一直占上风,而长征中前者则趁与莫斯科联系中断而崛起,在长征结束后造成了斯大林不能不承认的现状。为了扩大战果,毛趁斯大林陷在苏德战争中无暇管别国闲事,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收拾了国际派,从此农民党便在党内一派独大。

 

这种城乡党互搏,用中共的行话说,就是所谓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毛的一贯作法是抬举工农干部,压制知识分子干部。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他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毫无现代知识,完全是一个旧式的农民造反头子。如同坐井观天的井蛙,他在思想认同于秦始皇、晁盖远远超过了马列斯。其次是他对知识分子具有的深刻的自卑感(当年在东山学堂受的欺负和后来在北大图书馆被傅斯年等人冷落)。第三是他知道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得把痞子们捧到天上,造成人民翻身的普遍错觉。因为知识分子干部主要是在抗战爆发后才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所以被长征干部压倒是必然的。

 

老马看不到这些深层的东西,却把城乡党互搏的表像归结于长征苦。根据陶铸同志的指示:谁说长征苦?长征还没有大跃进苦!虽然该同志没有参加长征,但他夫人曾志可是长征老战士,这指示肯定是正确的,起码我这个尝过大饥荒的苦的人坚决拥护。


长征作为干部划线的一个杠杠的另一原因是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论资排辈的传统思想。从整体上看,我党原是农民党,提拔干部与城市党国民党的办法完全不同,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资历,有所谓长征老干部、三八式、解放牌等档次。这只体现了愚昧农民的中国特色,跟积累精英风马牛不相及。后来老毛想改塑我党,把这套推倒,终于还是不敌伟大的农民传统势力而败下阵来。当初老邓说什么那些坐火箭、坐直升飞机上去的,统统要请下来,博得老干部一致喝彩,说明那种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封建功臣思想是何等牢不可破。令人欣慰的是,在今日中国,这一套终于不灵了,国家也才有了点希望。

 

更可笑的是,老马居然糊涂到把这种背时愚昧传统说成是什么合法性,简直是鼓吹中国从今天的开明局面倒退回去。这种靠着超人的艰难困苦取得的合法性比之从选票上得来的合法性更能持久。所以中共早期领导人得以居长征之功而终身稳坐天下。这种典型的昏话全世界也只有他说得出来,真该入吉尼斯世界大全。如此说来,咱们应该去恭请四川长江边那些纤夫,或是峨眉山上的脚夫入主中南海,因为这世上没谁比他们更具有这种靠着超人的艰难困苦取得的合法性

 

文中引用的史实有若干错误,限于篇幅,懒得说了。这反正是老马的固有毛病,他要是能写出一篇无错误的文章来,倒要让我跌破眼镜。

 

2001618

 

 

【附录】

 

 

·郎居胥·

 

聚集力量


中国虽然表面上走出了王朝周期兴亡的帝制时代,但打天下这个活计却并没有方法论上的根本改变。聚集人才实力仍为第一要素。与帝制时代所不同者,仅仅是不再口称主公而改称主席罢了。老蒋靠他当校长的黄埔,老毛靠的就是长征幸存者。

 

由于时代的进步,武器日渐精良,通讯交通系统日渐发达。打天下单靠一个沛县或者一个淮西集团的精英力量已经远远不够了,甚至一代人里的精英都不足以奏效,必须集中几代精英的力量共同奋斗才有希望。但怎么个集中法呢?

 

集中同一代精英不是很难。因为同一代人毕竟有大致相同的阅历和见识,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即使意见不同,也仅仅分成既得利益和既损利益两派而已。但要想集中两代以上的精英却是困难重重。

 

我们知道,牛顿被阿西莫夫定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科学家。他一个人的成就足可以得四个诺贝尔奖。但他当年的发现成果现在仅仅是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已。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即发现确实是太难了。而学习却容易得多。笛卡尔以前的人类全部科学知识成就只够如今高中生学的。

 

同样的道理,从来没有哪一朝开办免费公立造反学院,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揭竿以前,无人有经验可谈。特别是后帝制时代,连以前各朝反叛的经验都已经过时。所以打天下的人必须从头摸索起。第一代摸索者拼着夥伴的牺牲和漫长的时间消耗取得一星半点经验时,他们大多已经人到中年,可怜白发生了。

 

下一代精英只消得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几个时辰,就能把前几代人探索几十年,精华糟粕各半的经验看完。然后骂声,把前人经验里的糟粕连同精华一起扔掉,自己再从头干起。前辈的经验无从积累。各代精英的力量无从聚集。大家都这般


豪情满怀地从头再来,谁也看不起前人。而对面却有积累剿除经验和剿除力量的旧王朝国家保安系统高效运作着。即使造反有理,但指望成功的力量又何在呢?

 

世界各国共产党绝大多数都没有象中共那样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每一代精英都不买前人的账,各自都野心勃勃,而又根本不懂得积聚实力。甚至苏联的十月革命也不过侥幸于国家军事上大败,沙皇退位,新的民选政府刚刚上台,既无经验,也无实力之际。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后得出结论,认为列宁只是个幸运的疯子而已。苏联能够支撑七十多年主要靠的还是斯大林当政时用铁腕打下的基础。

 

至今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连苏联老大哥都易帜以后,竟然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中共政权屹立东方,岿然不动。与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不同处,就在于中共有一个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

 

老蒋的北伐集中了国共两党的精英,但也幸运地遇到北洋政府涣散无力到了极点。所以北伐军兴,一鼓而胜。但在北伐初胜的当即就被剿除的共产党再想重新打自己的天下,可就难上加难了。面对国民党江浙集团的西式现代化军事装备和政治经验,要想凭借两湖贫农取胜是难以想象的。

 

成功地驱逐红军出南方根据地的是国民党方面聘请的一个德国军事顾问想出来的步步为营战术。红军方面想出拒敌于国门之外战略,节节抵抗的是奥地利人李德。而那时奥地利和德国已经合并。所以说,第五次围剿实际上是两个德国人的战争。

 

单单两个德国人在那里较量倒也还罢了。又加上红军内部频繁的肃反,从内部淘空了红军的实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江西中央红军总兵力达到过九万。到雪山之后,草地之前和四方面军会师之际只剩下大约八千多人马了。十停里去了九停。四方面军首领张国焘惊问毛泽东,部队如何损失得如此之惨?毛答曰:飞机大炮厉害呀!

 

红军之所以选择了这么一条极其艰苦的行军路线,其主要的军事目的是为了躲避到飞机的巡航半径之外,并专走大炮辎重运上不去的偏僻地方。长征路线的选择一要远,二要险,虽然躲开了飞机大炮,但红军将士死于艰苦行军道路上的总人数并不见得少。只是暂时隐蔽了红军的去向才真有军事意义。

 

外国史家评论长征,其征程与艰苦程度远过古人。汉尼拔、拿破仑、黄巢、白狼都无法与之相比。长征实在是太苦了。由此一役,凡经历过长征的幸存者便自然有了他人无法比拟的可居之功。只要把长征二字亮出来,别人不管如何,都会自动退避三舍。

 

长征时,首先到达陕北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一支。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张国焘率主力西去以后,又坚持了一段时间,才从鄂豫皖北向突围,却率先和陕北红军会师。红二十五军押解着一批肃反嫌疑分子长征,一路上遇敌则让他们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则重新回到看押状态,一直把他们押解到红军最后的大会师。

 

徐海东见到毛泽东时问这批肃反嫌疑犯如何处置。毛很乾脆地回答:全都平反释放。经历过长征就是最有说服力的鉴别。然后毛泽东下令,凡经过长征还没有入党的人,一律发展入党,没有比长征更严峻的考验了。这批人便成为中共的凝聚核,终于聚集起几代精英,打下了天下。

 

王实味击鼓骂曹

 

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停止剿共,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奔延安。这批新一代知识青年和其他各代没什么两样。第一是轻狂,第二是看完前一代人的经验以后,马上表现出不屑一顾。如果


听凭他们自做主张,则两代精英便会分道扬镳,聚集不起力量来。

 

毛泽东适时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兼并中共内部各山头的力量。

 

而为了兼并白区来的大小知识分子,需要典型。王实味首当其冲。

 

《三国演义》里有个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祢衡是名士,在曹操慢侮他的酒宴上击鼓,裸体骂曹。曹操硬派他去荆州刘表处当说客。他也讥讽刘表。或劝刘表杀之。刘表曰:祢衡数辱曹操,操不杀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于我,欲借我手杀之,使我受害贤之名也。吾今遣去见黄祖,使操知我有识。於是又把祢衡送到江夏黄祖处。祢衡亦酒后傲黄祖,终被无才黄祖所杀。

 

王实味和后来各代知识分子一样,没看懂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真实意图。傻不愣登地写了篇《野百和花》,指责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等级待遇,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将领一看到墙头的大字报,立刻火冒三丈:我们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骂共产党。於是王实味便挨了批斗。后来又给他捏了个托派罪名,开除党籍,关押起来。毛泽东不肯担杀名士的恶名,把王实味辗转押送到贺龙的防区,终为所杀。

 

解放后毛泽东还曾过问此事,大叫还我个王实味。贺龙出面承担了杀王实味的责任(见戴晴的《王实味和野百和花》)。这里毛泽东当了曹操。王实味当了祢衡。贺龙则当了黄祖。(根据师哲的《康生其人》说,是康生直接下令杀的王实味)

 

毛泽东用延安整风把抗战一代的精英兼并进来,凭借的就是长征的威名。在长征面前,后边几代精英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如果下一代有人投奔共产党以后看不顺眼,想另起炉灶从头再干的话,经过长征的人即使把他毙了,别人也无话可说。这当然专制,但唯其经过长征的人才具有这种权威,能用专制手段强行聚集后面几代精英的力量,成功地打下天下。


叶剑英在毛泽东身后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党现在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此话绝非妄言。

 

长征就是合法性的基础

 

世界上一切政权的合法性今天看来仿佛只有选举认可一途。其实不然。长征生还者十不足一,其经历之艰辛,举世公认。这种公认便是合法性的基础。长征固然使中共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军队和党员,但却歪打正着、因祸得福,由此建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过挑战。这便减少了中共革命的无穷内耗,一代人统一了几代人的意见。这是中共成功推翻国民党政权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种靠着超人的艰难困苦取得的合法性比之从选票上得来的合法性更能持久。所以中共早期领导人得以居长征之功而终身稳坐天下。他们的精华总数大约八百到一千人之间。

 

胡耀邦刚上台时特地沿着长征的路线重走了一趟。这是在做秀,表明自己也是长征生还者之一,以便取得合法性的认同。

 

中国至今还由长征那批人控制着,抗战一代也就始终没有出头之日。这正是毛泽东成功的诀窍。後人不但无法模仿,怕是能见识到这一点的也不是很多。世界上各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取得中共式革命成功的原因,后一代人否定前一代人,始终建立不起一种公认的权威,乃是最为重要的一条。一代人建立起来的组织规模,如果没有后来者持续扩大战果,很快就会自动消失掉。

 

我们说共产党的气数尽了,是因为它立国没有朝纲,全凭长征立的威。而如今这批人太半已经作古。下一代没人再有长征的资格可以服众了。华国锋、赵紫阳的轻易倒台就是明证。如今的江泽民总书记不过是靠了长征最后几个幸存者的呵护,才得以登大宝。将来没了这棵大树,他的合法性肯定会受到质疑。

 

寄自美国

 

(《华夏文摘》96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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