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不“躺平”

作者:谢盛友  于 2021-6-9 02:5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热点杂谈

我们这一代不“躺平”

《南德意志报》写道,就在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两胎化限制之前,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敏感词“躺平”。该报写道,面对中国社会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一些年轻人以“躺平”的方式发出了抗议。这篇题为《竞争压力催生‘躺平’哲学》为题的文章写道:

“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房产价格以及原地踏步的工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中产阶级感到理想幻灭,而躺平就是他们做出的回应。

去年春季,一些年轻大学生在一个名叫‘985垃圾’的博客上交流他们的大学生活。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被卷入了争夺地位和认可的、一场无休无止的抗争,他们感到自己已经身疲力竭。他们认为这场抗争最终的结果没有赢家。‘985’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数字缩写,相当于美国的常青藤院校。

即便谁能在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进入985),那么等待他的,也会是下一轮竞争。996暗喻许多中国公司的工作时间,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普遍:也就是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以前有些员工还曾以能在这样的公司就职而自豪,但现如今,996已多少被蒙上了讽刺色彩,并已演变成了007,也就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马不停蹄的工作。手机永远处于待机状态,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

今年年初,网络公司“拼多多”发生员工过劳猝死的事件后,这种“拿命换钱”的工作模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讨论。文章写道:

“对于类似于拼多多这样的事件,当局也会启动调查,也会呼吁相关公司关注员工的健康问题,但迄今为止,情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很多公司向员工发出的信息是,要想在当今社会有所成就,就需要加快拼搏的速度。对此,政府似乎也乐观其成。

再来谈谈‘躺平’现象。网络上出现这类声音的第一时间,官方媒体就立即做出了回应。新华社形容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态度过于消极’,他们更应当充满自信的面向未来。新华社的一部视频甚至声称,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躺平’就是懒惰。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关于躺平的讨论的确是一个问题,毕竟人口老龄化将加剧劳动力的不足。网络上有关‘躺平’的第一篇文章已经被删除,许多社交媒体上也不见了相关的讨论。”

 

https://www.sueddeutsche.de/panorama/china-kinderzahl-arbeit-stress-druck-1.5315143?reduced=true

Endlich keinen Erwartungen nacheifern und dem Druck durch Familie und Arbeit entfliehen: Unter dem Motto "flach hinlegen" wehrt sich in China eine wachsende Bewegung gegen den wachsenden Leistungsdruck.

Von Lea Sahay, Peking

我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老三届”是指中国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考大学。1966年到1968 年,中国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这三届本应已毕业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结束学业高 中,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下乡,或集体到农林牧场,或分散插队落户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已经超过正常的高考年龄,但鉴 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国家恢复高考后,先后于1977年、1978年、1979年参加高 考,并相应于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进入大学学习的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习惯上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 构成上差距相当大,有十四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

我找不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来中山大学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 的大学生”。那时图书馆座位太少,傍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挤破。

那年头,同学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也背英语单词。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础、口 语、听力,三四年级精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 系课室,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煳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现在的海外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 现在的留学生基本上没有概念了。农村是我们这代人绝大多数者生活过的地方,我们曾在辛劳质朴的欢乐中虚构单纯的梦想。那时候“史无前例” 地“横扫一切”,“一天等于二十年”地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父老乡亲们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求乐。我们经常大家在一起唱“语录歌”、跳 “忠字舞”,从中取乐。王蒙曾经自道:“我是一个入世的人……出世的要求又相当强”,“我的作品有许多真实生命的体验”。从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少共”到 一个理解农民的智者,王蒙走过的道路,他所经历过的精神巨变,对我们这些人或许有某些启示意义。

我们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 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 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 (个人和家庭)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 (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 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

我们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时候而已。

曾为知青、后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大谈青春不悔。我们却忘记了,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我们完全忘记了更多 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我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 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们那时的高考,100个考生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被录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 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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