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爱国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说：“大谈爱国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毫无底线无耻的骗子，一类是非常激动的傻子。这两类人是绝配，前者负责收割，后者负责奉献。”

在中国舆论场活跃了数十年的司马南近日被指“翻车”：这位以“爱党爱国”而著称的公众人物、网络大V近日承认，早在2010年就在美国购置房产。司马南本名于力，在90年代因为气功打假而出名，之后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评论领域。他经常批评美国和西方社会，发表过不少带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被一些评论人士称为“大五毛”、“反美斗士”。近年来，针对司马南“向海外转移财产”、“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之类的质疑和传闻不断，他本人则一直强调这些是不实信息。近日，又有人曝光其在美拥有目前已价值百万的房产。

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以小说《日瓦戈医生》闻名于世。他出生在一个犹太“艺术家庭”，父亲雷奥尼（Leonid）是名画家，母亲罗莎（Rosa）是钢琴家，从小就能作曲，也会写诗。莫斯科文学院毕业，留学德国的马尔堡大学，攻读哲学，又在欧洲各国游历，小说《日瓦戈医生》因批判了苏联体制，长期被列为禁书。后来以意大利以及其它二十多国译文，在欧洲广为流行。

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感动地致电瑞典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Immensely thankful, touched, proud, astonished, abashed.”）伊万诺夫、丘科夫斯基等邻居都向他祝贺，四天后由于苏联众多舆论的反对，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甚至有人举著标语游行要求驱逐出境：“犹大——从苏联滚出去！”他只好拒绝领奖，致电写道：“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他又一一签署致《真理报》和致赫鲁晓夫的信文，并“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

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1989年12月10日由其子代领，会中演奏巴赫D小调组曲中的“萨拉班达”大提琴独奏曲。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时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是试图偿还债务。当我慢慢写作时，还债的感觉一直充满我的心房。多少年来我祗写抒情诗或从事翻译，在这之后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

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创作，就不能不提及其中篇小说的代表作《柳威尔斯的童年》。《柳威尔斯的童年》《柳威尔斯的童年》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说。故事的主角叶尼娅·柳威尔斯出生于彼尔姆城。一天夜里，她因看见河对岸的冲天火光而大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她得知那里是家官办工厂。不过，叶尼娅·柳威尔斯并没有向大人提出在她看来最本质、最让她不安的问题。岁月流逝，孤独伴随着叶尼娅·柳威尔斯的童年。父亲经常外出，母亲也总是在孩子不需要的时候出现。后来，叶尼娅·柳威尔斯和家人搬到了叶卡捷琳堡。这里的生活是全新的。父亲有一个即将回国的比利时朋友，他在临出发前说自己的一些书籍放在茨维特科夫那里，如果叶尼娅·柳威尔斯需要可以去取。

过了不久，一个出现在陌生花园里的跛脚人引起了叶尼娅·柳威尔斯的注意，这就是那个比利时人提到的茨维特科夫。然而，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产生过什么直接的联系。一天傍晚，父母去了剧院，叶尼娅·柳威尔斯留在家看书。不知过了多久，叶尼娅忽然听见许多杂乱的声音，其中凸现出母亲的喊叫声。原来，在戏剧结束后，父母乘坐的马车压死了路人。而这个被压死的人正是茨维特科夫。说实话，这个故事没有多少情节，也没有什么波澜不惊，只是很平常的作品而已。小说中没有过多的关于叶尼娅·柳威尔斯童年经历的锱铢必较的冗长叙述，也没有像一般传记体小说那样沿着时间的自然顺序逐再现她的见闻，而是将叶尼娅·柳威尔斯的精神心理的成长变化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经由若干时空场景的转换、日常生活事件的发生和人物形象的素描，勾画出女主人公从走出童稚阶段步入少女时代、走进青春时期的心灵历程，着重表现了她的女性意识萌生、青春期的激动不安，以及对于爱情、婚姻、生育和家庭等人生问题的最初感受与理解。

不管是他的成名作《日瓦戈医生》，还是《柳威尔斯的童年》，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将个体的生命自然化，通过回归自然来打破社会的桎梏，重新获得了心灵的自由。生命是脆弱的，意外死亡更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因此人需要战胜死亡，寻找让生命永恒的途径，这个方式就是回归自然。死亡并不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消亡，而是生命的迁徙和移居，它更新了生命的存在形式，使之变换形态继续存在于自然中，生命依然得以诗意地栖居。同时，自然也革新着人的精神面貌，它让个体生命得以升华，并获得终极意义上的救赎与超越。

社会由个体组成，无数个体汇聚而成国家和民族这些整体。而任何整体为了其目标和利益的实现，必然或多或少限制和牺牲个体的权益。个体渴望自由和解放，但为了更大的自由和解放，他又必须接受整体的限制。这是一个永恒的二律背反。帕斯捷尔纳克生活的年代正值宏大叙事、整体利益的时代，无论是革命之前，还是革命之后。革命之后，整个社会进入一种实现乌托邦理想家园的狂热之中。整体对个体的压制达到了极致，个体必须完全服从整体，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一个符号和工具，从而彻底丧失个体性，个体被完全消解。

整体遮蔽个体生命是专制的，宏大叙事也必然走向专制，最后成为一种极权社会。帕斯捷尔纳克或许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极权社会的前奏。在宏大叙事和专制统治下，整个国家都在监控下，到处都有告密者，人们的活动受到各种镇压和迫害，民众深深地感到恐惧和害怕，每天忧虑重重，变得谨慎保守、麻木不仁、胆小怕事、奴性十足、苟且于世。个体变得越来越渺小和微不足道，他们的命运越来越不受自己控制，没有自由，没有选择，只能认命和服从。正因为如此，帕斯捷尔纳克才要强调自然，将个体融入自然，到自然中寻踪庇护，唤起了人的心灵之善，也让人的灵魂得以安息，彰显出他对圆满、永恒的人类精神家园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