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城市化=减少人口？（一）

过度城市化=减少人口？     马力

不是世界有多吊诡，而是我们有多单纯。

第一部分：未知的经济学原理

一、问题的提出

标题有点惊悚，好在这不是恒等式。所以问题是这个等号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立。中国之前的大规模城镇化曾让几亿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打工，过上了曾经望而不得的城市生活。农民的大迁徙和如影随形的城市大建设写下了中国改开后大规模城镇化的一页，也是中国GDP的主要来源。二十年后中国的生育率就降到了维持人口不变的2%以下。如今中国的总人口也开始下降。这一现象同样反映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中非移民人口的变化趋势。

总人口的下降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从而使上面的等号成为逻辑上的恒等号≡（identify )，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为了说清来龙去脉，文章从基本的新经济原理说起，最后水到渠成，答案呼之即出。文章分两部分发出。在获得结论之前，了解新的基本原理也很有趣，因为那些本该知道的事实却是现有的经济学不知道的，但却是看懂当代世界不可或缺的逻辑基础。

二、新型城镇化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与之前的城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城镇化的确带来了不少问题。为了消化中国城市过剩的房地产，寻找中国GDP的新矿源，识途老马轻车熟路找到了新的非市场化资产，那就是中国的农村土地。光把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出售给私人企业，用于开发私人农场就可以创造出天量的GDP，实际上这一资产使用权的转让过程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这与以前将城市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房地产商来提高GDP是同样的道理。

怎样才能让农民让出土地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乡村？就是给他们在城市安个家。在城市居民大量失业的背景下，许多原来进城的农民因找不工作而准备返乡。因此新的城镇化需要新的口号，政策和策略来说服农民。据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战略方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将全面振兴，从而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这个新口号不同于之前的移民式城镇化，不只是改变农民的居住地和户口，而是要农村和城镇共同发展。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目标？依然是见仁见智各说各话。本文将介绍两位当代改革家的观点。首先来看中国原重庆市长，现任中国国创会学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席的黄奇帆先生的一次演说。

根据讲演内容，中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完成2.5亿进城农民的户籍城市化，使城市户口达到全国人口的66%，到2040年进一步达到75%，再有两亿多农民将获得城市户口，扩大中国的制造业。到那时农村只剩下七千万户人口，每户平均30亩耕地（质量不论，现在是7.8亩/户）。这就是联合国确定的农村小农经济可以存活和发展的标准，并可以在农村推动所谓的适度经营规模的农业经济，使农民的收入达到城市水平。根据这个计划，中国还将建设一批新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这就难怪很多人把新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解为新一波城镇化，学习美国的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效率，解放几亿农业人口。

三、什么是改革红利？

新的城镇化战略能不能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再现曾经的经济奇迹？不妨先来总结一下产生改革奇迹的改革红利是什么。现在人们把改革红利说成是人口红利，因为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发展工业化的城市经济，包括各种低端加工业和制造业，推高中国的GDP直至世界第二。那么为什么这些改革红利现在不再起作用了呢？是人口老化吗？中国目前有无数年青人失业返乡，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送外卖。可见并不是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改革初期GDP的高增长。今天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没有用罄。

真正的改革红利是之前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长期保持物价稳定而形成的极低物价，包括廉价劳动力。这个真红利从两方面推高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创造的GDP。一是中国制造，包括外资制造，具有超级比较优势，能够以极低成本和物价占据大片海外市场，从而以庞大的数量优势积累大量的GDP。光有这个还不够。推高GDP的第二个强大作用就是改革后中国原来的极低物价迅速攀升形成的高通胀。名义GDP是不去通胀的，包括了通胀带来的水分。在前一篇文章中（见非再生经济——中国经济的现有属性），我论证了如果从1979年到44年后的2023年，中国的加权平均的物价哪怕只是上涨了二十倍，去除这些通胀后，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不到3%。这低于改革前，甚至低于文革十年。可见官方公布的GDP的高增长包括了更大的通胀水分。

除了物价红利，资产红利也很重要。这不是指改革前留下的所有固定资产，而是那些可以被直接市场化转化成货币或资本，并被直接计入GDP的资产，如城市土地和生产设施等。这些资产几十年来一直支持着中国的赤字经济和土地财政，提高了中国的GDP和其增长率，也补贴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减少了失业人口。然而为了GDP的迅速扩张，中国过度消耗了资产红利，并因此造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这些资产红利不仅被用来补贴中国的企业，还通过中国出口企业的内卷和价格战，大量补贴了外国消费者，使进口中国商品的国家能够长期保持低物价和低通胀。

改革开放前留下的红利还包括工业基础红利，民众的储蓄红利和精神红利等。精神红利最不被重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理想主义的世界观，集体主义的思想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十几亿热爱祖国对未来满怀希望的民心。凭借着这样的精神红利，中国能够平安度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先是四千万国营企业的工人失业下岗，被私有化的浪潮冲走了饭碗，接着又是几千万农民工因外资撤离而失业还乡（非再生经济——中国经济的现有属性）。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花光了几十年的银行储蓄，又背上了几十年都难以还清的债务。

经过了四十多年的经济改革，物价红利与城市资产红利基本上消耗殆尽。中国基于低物价的比较优势逐步让位于新兴的低纬度国家，这导致了西方国家进口供应链的转移。而在国内市场上，如果没有政府的货币调控政策、早已出现了严重的通缩现象。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城市土地也已经卖不动了。那些城市土地只能用来基建和盖房，不能用来种地和建农场。于是就有人盯上了农村的土地。这片广袤的农村土地大概就是上面的视频中所说的，新的城镇化战略可以进一步释放的改革红利。

四、经济学的隐形假定

为了说明白在什么情况下城市化=减少人口，首先必须指出西方经济学一个致命的，但至今不被人知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中国继续城市化，无限增加城市人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或认知误区。它来自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隐形假定：市场是无限的。早期自由经济学的著名口号就是：有多少产品就有多大市场。换句话说就是生产不受市场的限制，并总能找到产品的市场。这才是自由经济的原教旨。在资本主义的早期竞争对手相对较少，同时生产落后但市场很大，全面性的过剩危机还没有系统性地发生，即便有某种产品达到市场饱和，也很容易找到附近的市场或远销海外，所以说有多少产品就有多大市场，就看厂家有没有能力发现新市场，包括强行打开新市场。

现在的中外教科书都说自由经济是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事实上那时的政府完全没有干预资本经济的必要和想法，而经济学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政府干预，怎样干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政府用武力等国家力量支持私人资本开拓市场和殖民地，如十七，八世纪的荷兰与英国政府帮助东印度公司殖民印度，以及十九世纪英国政府对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的大力支持。说到底自由经济无限市场的观点不过是鼓舞资本经济开拓市场扩张侵略的一个响亮口号。政府对资本经济的限制性干预很晚才出现。所谓的自由经济是反对政府干预的现代说法，只是为了否定和掩盖资本经济掠夺市场的历史而已。许多现代学者，尤其是天真迷信的中国学界，完全不理解西方经济学。

反对政府干预甚至都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新自由主义承认政府干预的作用，但反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低效率，而是它从根本上伤害了资本家的利益，并表现出更高的社会总效益。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真是低效的话，西方国家就不会千方百计地煽动颜色革命以期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甚至用贷款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改革，而是相反，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和鼓励用这种低效的经济加速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

实际上今天的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不干预市场的政府，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经济制裁，关税壁垒，反倾销，反补贴，封禁外国企业等等都是常见的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只是经常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所以当今的自由经济只能是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新自由经济，即以政府保护和干预为后盾的垄断市场经济。说穿了新自由主义不过是资本经济羞答答地承认自由经济的失败，并偷师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实现咸鱼翻身的遮羞布。

今天在企业管理的专业中有市场的规模或容量之类的分析课程。但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中，并不考虑市场经济在有限市场和无限市场下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从最简单的利润公式

利润 = 产值 - 报酬 - 成本

就可以看到。假定产品的单价是p，根据供求关系，p是产品数量n的函数p = p(n)。因此有

产值 = ∫p(n ) dn 

等式右边是产品单价对数量的定积分，从n = 1到产品总量N。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不是连续变化的，而是一个间断函数。当市场饱后，物价会发生突变，甚至为零。这时的物价p成了间断函数，利润公式因此变成两个不同的公式，分别表示市场饱和前后的利润。如果不考虑市场饱和产生的突变，而用一个利润公式来研究经济过程，这样的经济学就无法考虑有限市场的真实情况，所以说是以无限市场为隐形假定的经济学。

五、无限生产与有限市场的矛盾

农牧社会的生产发展受自然周期和土地资源的限制，经济发展缓慢，很少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人口增长也缓慢且总数不高。这说明了人口数量是受经济水平限制的。工业生产则不受自然周期和土地的限制，只要有足够的能源和材料，在理论上就可以无限发展。这就是自由主义经济产生的背景，也是市场经济学中隐形假定产生的原因。直到市场的扩张到达了极限依然不能消化产品的供应后，市场经济才发生了全面的系统性的过剩危机。市场利润断崖式下降到零以致为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和国家利益。接着就出现了干预产能无限扩张的政府行为。是自由经济和自由经济学在先，政府干预在后，而不是如今天所说的相反。

根据有限市场经济学的原理（见本人在本站2014年的系列文章），过剩危机反应了工业经济中无限生产与有限市场的根本矛盾。也就是说工业国家或工业城市的生产不能无限发展，其发展上限和在一定水平上养活的人口不是无穷的，而是受外部市场的限制。由于外部市场最终是有限的，尤其在全球工业化的今天，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和总人口的下降趋势。中国也不可能例外。市场过剩的本质就是劳动过剩，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也就是人口过剩。中国城市今天房地产危机实际上也是工业产能过剩人口过剩的表现。大量城市（包括农民工）工人失业收入消减，住房的消费能力骤然下降因而刺破了之前的房地产泡沫。

六、计划生产避免过剩

起先工业国少，市场很大，过剩性危机很少发生。工业化发展起来后，危机逐渐频繁，且周期性爆发，表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市场供应减少，要不了多久企业就可以重新开工。这是供求关系的自然调整和自然周期，表现出不治而愈的特征。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周期性的过剩危机是私人资本的贪婪导致的盲目生产造成的。马克思因此得出资本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为了防止过剩性危机，资本经济走向垄断，最重要的是市场垄断，然后根据所占市场的大小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烤鸭店老板根据每天的大致销量来决定每天烤多少只鸭子，而不相信烤得越多就卖得越多。宁少勿多以免造成浪费，以致有顾客来晚了点就买不到烤鸭了。这就是最简单的计划经济模型。这种简单的计划经济可以有效避免产品过剩和造成的浪费与亏损，因为能够做到产出小于或等于市场的需求或消费者的购买力。这在产出很小时不难做到。当有计划的产出无法小于市场需求或购买力时，计划经济就还是避免不了经济危机。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悖论——任何企业都可以根据平均销量来生产，大不了少赚些，也不至于避免不了生产过剩；所以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没错，计划生产对单个企业来说的确有效，而对整个社会来说就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可以被过剩。下面就来揭示这个道理。

七、有限市场的无形竞争

购买一个企业所有产品的购买力正好是这个企业的产值，

产值 = 购买力

利用之前的利润公式

利润 = 产值 - 报酬 - 成本

可以有

购买力 = 报酬 + 成本 + 利润

其中报酬是企业老板付给职工和自己的薪水，成本是老板支付的除人工报酬以外的资本，利润就是老板的盈利，是产值除去报酬和成本后剩下的部分，也被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如果社会上有很多企业，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在不考虑贷款消费和外部市场时，社会内部的总购买力与总产值是相等的，就是企业支付的总报酬和总成本加上企业主所获得的全部利润。

由此可见，当所有企业都能售罄它们的产品时，所有的工人、成本商和企业主都必须没有任何购买力储存，而将所有所得都用于购买和消费。这样的经济是一种无积累经济。如果资本家想积累资本储存利润，原来的经济运作就无法维持。虽然这是对没有外部市场的孤立系统而言的，但对外部市场有限的国家同样适用。这是因为把外部市场包括在孤立系统中，就是一个更大的孤立系统。这时前面所说的无限生产与有限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单一有价的市场经济中，就表现为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资本家不可能将所有利润用于消费，因为消费不了。于是被资本家储存的购买力需要有别处的购买力来填补。也就是说某个企业既可储存利润，又能卖完所有产品，必然占有其它企业的购买力，使得其它企业无法积累资本也无法卖完所有产品。这就是一个资本经济无法避免的市场竞争。这样的竞争可以在企业主不知道确切的竞争对手时无意识地发生，所以说是一种无形竞争。在无形竞争中失利的企业很难避免这样的飞来横祸而被过剩，这是计划生产也救不了的。无形竞争是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意识到的重要核心内容。在无限市场的隐形假定下，西方经济学把自己吹嘘为神通广大，并因此不愿正视无限生产与有限市场之间的矛盾和带来的无法克服的难题。

无形竞争是资本经济的固有矛盾所产生的一种与人的主观意志无关的相残本性。如果将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推广到自然界，可以发现生物界的固有矛盾——无限进化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生物界的固有矛盾同样会导致生物的无形竞争。生物早期的竞争也同样是无意识的和无目的的，只有现在的智能生物才会发起有意识有目的的竞争。然而现有经济学所说的企业竞争是企业主为提高企业效益，打败同行而展开的有意识的竞争；并认为是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一种优势。但市场竞争可以像生物竞争那样与意识无关。即便有人一心想与他人或他国和平相处而不是与之竞争，与同行结成一个双赢的共同体，但在有限市场经济中谁也不可能逃避无形竞争，除非甘心失败并被淘汰。

八、计划避免不了的危机

综上所述在有限市场的资本经济中，只要有利润储存，就会有市场竞争。富人的购买力储存造成的市场过剩会转移到效率不高的企业身上。那些相对低效的企业不一定是劣质企业，可能只是在初创或升级阶段，也可能是不善投机，给予职工较好的待遇或对产品质量要求较高的企业。这种因购买力储存导致的无形竞争虽然有利于提高少数企业的盈利效益，却不总是意味着优胜劣汰，还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不管怎样，竞争中企业的破产和人口的失业会造成大量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总效益。这就是中国改革后GDP的平均增长率反而降低了的原因。

由利润储存造成的市场过剩与盲目生产无关，甚至与市场饱和无关，而与购买力的分配不公以及消费不足有关。这种现象非常类似中国目前的状况。一方面是有钱人有大量的资金放在银行，证券市场和国外，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日常消费。他们也需要储存一部分钱用来交房贷或房租，付医疗费和孩子的学费等刚需开支。当市场过剩波及各个产业并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可能发生过剩性经济危机。这种过剩性危机同样与盲目生产无关，也是无法随主观意志来避免的，因此不能靠计划经济或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来预防这样的危机发生。

那么为什么前面说的烤鸭店老板可以通过控制每天的烤鸭数量，来避免销售不完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可以买烤鸭的购买力不都是由烤鸭店提供的。如果只允许烤鸭店职工购买，那么就难免会有过剩。因为这时的烤鸭店是个生产与销售的孤立系统。单一有价的市场经济是不能在孤立系统中运行的，再怎么计划都不行，因为系统中不可能没有一点利润储存以防万一。烤鸭店要开下去就必须获得外部的购买力。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计划生产避免不了市场过剩和过剩危机，为什么改革前遭到西方封锁的中国在全民就业的计划经济时代很少发生过剩危机？

那时中国的经济也有自然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失速现象，但的确没有发生过全面的过剩危机。这不是因为没有竞争，也不是源于计划经济。那时不仅国家储存利润，城市居民也有不少银行存款。国家还被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没有贸易往来，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孤立系统。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没有无形竞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统筹兼顾的功能，可以用其他企业的利润来贴补亏损企业避免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这样做比亏损企业的倒闭带来的损失要小，因为企业还可以生产继续创造财富。这是改革前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的原因之一。

全民就业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发生过剩危机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无价市场经济的存在。那些刚需物资和服务的免费分配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也是有价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偿，可以吸收政府和民众的货币储存造成的市场剩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价分配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无价市场经济，与有价市场经济相互依存相互补偿，形成一种耦合市场经济。这种无价市场经济同时又是一种报酬方式，以更公平的分配来避免按资分配造成的贫富分化。这不同于资本经济国家的福利机制，因为那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实际上是救助和鼓励不劳而获的生活，而不是经济运作本身的需要。而且这种福利来自交易后所得的货币税收，无助于防止富人的购买力储存造成的市场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