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反思八九民运的几篇文章

作者:loneshepherd  于 2014-5-30 08:2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随想|通用分类:热点杂谈

牧人按:这是牧人最近阅读的有关八九民运的文章。

是非曲直,读者自辨。

回首天安门——对当前争论的几点评论

胡平

1995年6月

一、

在“六四”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围绕着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分析与评价,再一次引发了热烈的争辩。报纸上登出这样的标题:“天安门之血能不能不流?”
这还用说吗?当然能够不流。是中共政府开枪杀人酿成血案。如果政府不开枪,自然就不会有流血。
不过,这不是提问者期待的答案。因为提问者的问题实际上是:示威学生是否应在军队开枪镇压之前放弃天安门广场,从而避免流血。
答案同样是简单的:“是。”社会上偶有强盗杀人事件,但倘若被抢劫者顺从地交出财物而不作任何反抗,杀人之事多半都不会发生。抗战八年,中国人死了千千万万;假如大家都不抵抗,这些生命大致皆可保全。
我知道这个答案仍然不符合题意,但我还是要写下去。我相信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进行分析讨论时,不论我们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有多少不同的看法,我们总不能否认中共杀人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人民反抗专制争取自由乃天经地义的权利。对待复杂的历史事件,见大不见小是不够的;但见小不见大更糟。

二、

在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该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写道:这场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那六周期间稳健节制是否曾向激进强硬让步,以及比较激进的学生领袖是否因为不肯结束示威而破坏了学生们见好就收而宣称胜利的机会。”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早在八九年八月旧金山的一次研讨会上,几位发言人便依据政治学中“一报还一报”的理论,对八九民运的失利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在九零年三月—十月,我发表了一篇八万余字的长文《八九民运反思》(连载於《中国之春》杂志)。文章指出:八九民运的主要失败是未能“见好就收”。激进派学生领袖过高估计了群众承受风险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过於低估计了中共当局的残忍程度;故而导致了运动的失败结局(这篇文章後来收入拙著《中国民运反思》一书,由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於九二年九月出版)。据我所知,不论在海外还是在大陆内部,都有许多人持有和我类似的见解。也许我可以说,这种观点早已成为民运界大多数人的共同结论。
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引用了激进派学生领袖李禄的话。他认为,“假如我们撤离广场,将发生的事会非常简单。政府仍会大肆搜捕、秘密杀人和迫害。”这话是否正确,我以为要依撤离选定的时间而定。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民运占据上风;此时撤离意味着民运的胜利,并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在另外一些时刻撤离,效果就不会如此美妙;而拖到运动末期,撤离确实会引出李禄所说的後果。但即便在那时,“撤”很可能犹胜於“不撤”,因为“坏”总比“更坏”略好。有关这一问题,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
其实,在最近这些天,由《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文章引发的热烈讨论,其焦点已经不在於Tyler所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即广场上的激进派是否压倒了稳健派而破坏了运动见好就收的胜利机会。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少数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广场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对他们的某些言行,以至於对他们的政治品德,究竟该做出何种评价?

三、

报纸上刊出了柴玲在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一次录影采访中的两段话。柴玲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付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跟同学们说?……”当记者问到柴玲自己是否准备继续在广场上坚持下去,柴玲答道:“我想我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什么的,……”

《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宣称,柴玲的这段谈话是“首次公开”,是“过去从未完整报道过的”。其实不然。在八九年八月修订再版、第四次发行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中文,该书由台湾《联合报》编辑部编,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收有柴玲这篇录影讲话全文,长约八千字,其中就有前引的那两段。另外,在九零年五月出版的《Children of the Dragon》(英文,中国人权编,Collier Books和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一书中,也收有这两段话。纪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Carma Hinton)对我解释说,所谓“过去从未完整报道”,是指的录影带,是指的没有被电视或电影完整使用过,不是说没有以书面文字形式公布过。正是卡玛女士,提醒我在《Children of the Dragon》一书中已收有这两段话。在我看来,和五年前发表的文字相比,如今公布的这两段话,既无所谓“窜改”,也谈不上“断章取义”。当然,专门拣出这两段话并列,其阅读效果多少总会和把它们放在全文中时不大一样;但那是几乎任何摘录都无法避免的,故不足为怪,至少算不上什么大毛病。
我知道,当报纸上以“首次公开”的名义刊出柴玲的那两段话之後,相当一批读者感到震惊和愤慨:“原来还有这等事!”“柴玲怎么能讲这种话?”可是,既然这些话早在五年前就公布过(中、英文都有),为什么人们当初不震惊、不愤慨?
粗考其原由,大概有以下几条:

  1. 虽然印有这两段讲话的书销量不小,但很可能绝大多数人并不曾认真读过。八九民运,惊天动地;借助於发达的大众传媒(电视、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对运动具有相当广泛的了解。这反过来又使得大家以为没有再去细细读书的必要。我们买书是为了保存史料,偶尔浏览一下,难得认真咀嚼。这可说是现代人的一个堪称悖论的特点:人人无所不知,个个不求甚解——起码是在其直接经验和专业领域之外。
  2. 和书籍相比,大众传媒(电视、报纸)在影响的广泛性上,以及在对接受者的情感刺激上,均不可同日而语。其结果便是,一件事,只要它不曾上报纸上电视——当然,还须是大报纸大电视台——它就不会引起什么轰动的反应。
  3. 更重要的是,彼时此时,一般人的接受心理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家都沉浸在对中共当局的无比愤慨和对示威学生及民众的深切敬佩与同情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普遍的强烈情绪下,那些有关民运内部的负面消息通常会被人们淡然置之。一提到柴玲,人们便会联想到她作为总指挥坚守广场的形象,联想到在六四枪响之际她和几千示威者最後撤离的情节。如果有人注意到那段“期待流血”、“自己求生”的讲话,他或许会感到某种困惑,但通常也仅此而已。如今,人们的心境或多或少有了变化。影响很大的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同时发表文章,专门引述了柴玲的这两段讲话,这就不能不令一般读者产生强烈的反应。
四、

让我们作一番细致的分析。
1、关於“秘密策略”
《纽约时报》文章写道:“柴玲在访谈中说,由她领导的广场指挥部的秘密策略(hidden strategy)是,挑起政府以暴力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
“秘密策略”一词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误解。有些读者或许会以为,在柴玲等人那里,有着一套早就深思熟虑、精心拟制且密不示人的通盘计划。按照这种理解,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原来六四屠杀事件,竟然是少数学生领袖蓄谋追求、刻意挑动的结果。我们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在我看来,导致此种误解的原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英文两种词汇的差异。不错,strategy应当译成战略、策略;不过在英文中,strategy的应用范围要比中文的“战略、策略”宽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politics、philosophy等。美国人常常把我们中国人只认作一般人事纠葛的事情称为politics;而中文的“政治”则是一个很大的词。如此说来,把hideen strategy译成秘密策略,在字面上固无不可,但在一般中文读者心目中则很容易引起过於严重的联想,从而导致不容忽视的误会。其实,那无非是指一种不便公开讲出的想法或打算而已。在广场上那种紧张复杂的情势下,年轻的学生领袖们的思想并不稳定。要说他们早就暗中抱有一套明确严密的大计划,显然不符合事实。
2、关於“期待流血”
柴玲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这是什么意思呢?毕竟,期待不同於等待。期待兼有期盼、期望之意;等待是纯粹中性的,期待却表示我们对於期待之事抱有某种正面的态度,我们愿意见到那件事发生。柴玲说:“期待流血”,看来不是用词不当;因为她认为“只有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团结起来。”按照柴玲他们的解释,在当时的形势下,撤也会遭到屠杀,不撤也会遭到屠杀。与其让共产党不事声张的屠杀,不如让共产党明火执仗的屠杀;因为後者会唤起民众,激发更有力的反抗。所谓“期待流血”,是指期待在广场流血。这不是在流血与不流血二者之间作选择,而是在以什么方式流血之间作选择。因此,要说柴玲坚持要在能够避免流血时不去设法避免,还要故意刺激政府杀人流血,那未必符合柴玲的本意。
3、关於“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
那么,柴玲为什么不向同学们讲明他们正在“期待流血”呢?用柴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很难对同学说我们必须用鲜血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愿意这样做,但其他人还是年轻的孩子”(痛哭)。换言之,不讲明是因为不好讲明,是因为不忍心讲明。柴玲认定同学们甘愿为民主流血,因此让他们流血就没有什么不道德。可是要在事先就告诉他们必须以流血唤起民众,那确实很难讲得出口。
至於说“自己求生”,柴玲认为自己很重要,不甘心就这样给共产党毁掉。另外,她认为自己身为领袖,势必要遭到比一般同学更重得多的处罚,所以她要躲避。

五、

以上,我尽量以同情的角度,对柴玲的讲话作出我以为讲得通的解释。我想,许多对柴玲讲话极表震惊和愤慨的读者读了上述分析,或许会发现事情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严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柴玲的讲话就象她自己说的那样“不会有问题”。
首先,作为学生领袖,不论你如何认定同学们都有甘为民主流血的决心,一旦流血的危险迫在眉睫,你也应该明确地将危险告诉大家。在战场上,指挥官有时可以不把战局的险恶向士兵讲明;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到底不同於战争,而群众组织领导人与所属群众的关系,也和军队指挥官与士兵的关系不一样(这一点我在《反思》一文中讲得更细致些)。
其次,我同意,基於全局利益的考虑,我们可以优先保护领袖的安全。但那通常要建立在明确公开的约定之上。重要的是,领袖不能擅离职守而独自求生。其它组织的领袖,由於不负有领导广场的同学们的直接责任,若各自躲避倒并无不可;负有直接责任的领袖们又怎么能这样做呢?
在为五·二八录影讲话作辩护时,柴玲讲到五月二十一日绝食团指挥部的一个决议。当时,几个学生领袖从特殊渠道获悉军队要强行清场的消息。柴玲等人认为,当局对一般参加者不会怎么样,但可能要“枪打出头鸟”,所以他们作出决定让领导成员们下去隐蔽。事实上,柴玲等人果真也悄悄地离开了广场,後来看到没出什么事又回来了。假如说这一次脱离职守独自求生的行为还比较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五·二八的形势下表示同样的意图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在五·二八的形势下,柴玲已经清楚地估计到一般参与者也必将遭受重大的牺牲。没有人否定柴玲有求生的权利,但眼下的问题是,身为广场示威者的直接领袖,是否可以在明知情况危急,全体成员都面临流血牺牲,但却不把危急情势告诉其部属,并在置部属於险地的情况下独自求生?其实,那些在危险情况下力主让广大同学撤离的别的学生领袖们,何尝又不明白那样做只会使危险集中到自己头上呢?
是的,柴玲积极投身运动,在六四枪响之际最後一批撤离广场,而且还昂然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告诉我们,不能仅以一时一事去对一个人的政治品质作结论。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以一个人做出的大量的正确行为去掩饰其一度做出的不正确行为。

六、

大量事实表明,在广场上,激进的学生领袖和稳健的学生领袖之间发生过尖锐的冲突和争辩。有人为了替激进派的失策辩护,干脆否认广场上有过什么两种策略之争,他们说广场上只有权力之争。那等於是说,广场上的各路精英,没人真正关心运动的成败得失,没人在乎民众的自由安全,有的只是争夺权力和争出风头。辩护过了份,真比不辩还要糟。
在反驳激进派学生领袖的错误时,王超华引用了一句成语,“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句话很准确地指出了激进派学生领袖的责任所在。毫无疑问,不论是在程度上,还是在性质上,激进派学生领袖对六四事件的责任都和中共当局的强硬派不可相提并论;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也确实负有责任。
有人说,我们不应该责怪柴玲、李禄这几位激进的学生领袖,他们能够积极地投身於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何况他们还都只是二十出头的孩子。

我不同意这种辩护之词。道理很简单,我们之所以要批评柴玲、李禄,不是把他们当做普普通通的青年,而是把他们当做八九民运的重要领袖。对领袖的要求当然应不同於对一般民众的要求。一个人不能只要领袖的头衔、荣誉、权力或影响力,而拒绝承担领袖的责任。如果你自知年轻、经验少、不成熟,你就不该去争那个领袖的位置,别人也就不该去支持你得到那个位置。既然你主动争得了那个位置,既然有些人没有反对你去得到那个位置,那么一旦出了差错,不论是你自己还是那些支持者们便再也不能以“年轻”、“不成熟”等理由为你辩护。这就叫权力与责任相对应。众所周知,王明掌握中共大权时也只有二十几岁,王明路线给中共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未有人以“年轻”为理由,说什么“能参加革命就很不简单了”来抵制对他的批评。

八九民运以学运为先导,因此在运动前期,领袖的重担不可避免地只能落在一些年轻的学生肩上。如果他们力不胜任,指挥失误,那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在运动後期,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各界人士纷纷投入,愿意承担领导重任者不乏其人。有些学生领袖愿意接受其它人士的指导(王丹曾明确表示,在大事上他听王军涛的),这就减轻了他们个人的责任。但柴玲、李禄却不是这样。柴玲说:“作为总指挥,我一再要求掌握权力,抵制这些投降派。”按照几位当事者的讲述,有两次,一次是五·一六,一次是五·二八,撤退计划都差一点就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柴玲、李禄等人的极力反对,事态才成了另一个样子。既然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和其它力量与其它有经验者争夺广场的领导权时,丝毫不因自己的年轻、无经验而有所谦让;那么,等到把事情搞砸了,我们又怎么能以“年轻、无经验”为他们打圆场呢?

柴玲为自己辩解道,广场上的重要决定并不是她一人单独作出,而是绝食团三、四百人集体表决的产物。我以为这种辩解缺乏说服力。首先,在广场上,并非每个重要决定都是全体成员表决的结果。据柴玲讲,在五·二八录影讲话之前,指挥部曾经做出决议,从减少牺牲的角度,指挥部领导成员应该下去隐蔽。显然,这个决议就不是由绝食团全体成员表决,而是由指挥部几位学生领袖自己作出的。再有,当柴玲说“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时,这里的“他们”是指其余广大学生,而抱有“期待流血”这一明确意图的“我们”,只是部分指挥部领导成员。其次,即便有些决定是全体成员表决的结果,这也不等於说每一个参与者在其中的作用都是半斤八两。那些大力鼓吹某一主张,有效地影响了他人观点的人,无疑要比一般人发挥了更大的力量,从而也就比一般人负有更大的责任。

七、

在《八九民运反思》中,我对激进策略提出了分析与批评。当时,我并没有论及个别人的道德瑕疵。这一来是因为我那时还缺乏足够的事实材料,二来是因为我考虑到,真正决定运动成败的是决策的正误而非其它。我强调政治家的责任感或曰责任伦理。我写道:“民运人士的特殊地位,常常使我们意识不到这种责任感,运动成功了,大家都夸我们;运动失败了,大家都骂政府。结果便是,无论运动是成是败,我们民运人士都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责任要负。”“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运动,无一不是从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训。自我检讨多少是一件有点扫兴的工作,而且,它有时也会变成没有任何积极成果的相互推诿抱怨。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回避这项重要的工作。”我并没有把责任仅仅推给几个学生领袖。我认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只要回想一下我们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都需要认真反省。我注意到,就连一些新闻记者也在严肃地检讨。八九民运末期,香港亚洲电视台播出李鹏下台的消息。消息传到北京,对学生和市民的情绪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香港记者协会八九年出版的《人民不会忘记》一书中,他们将这件事称为“香港记者巨大成绩中的污点”。责己之严,令人感佩。为什么我们的激进派学生领袖们就不肯反省呢?

李禄说:“我一再回忆那些日子,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在屠杀之前就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我觉得离开与否,後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怎么会没有两样呢?就算运动注定了会失败,会流血,那也有一个由谁——是由民运人士、民运领袖,还是由一般参与者、由支持民运的普通老百姓——来付代价的区别;而这对於维系民运的道义感召力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再者,你不能把撤与不撤之争只限定在屠杀之前的时刻。因为在此之前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有利时机,使得民运能够赢得见好就收的胜利,起码是会使民运方面的损失大为减轻。除非你断言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流血的结局。倘如此,民运岂不真的成了给民主改革“帮倒忙”?无怪乎一些原先的激进派後来要转而赞成新权威主义,转而成为民运的取消派了。最激进的主张往往导致最保守的结论。这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关八九民运是否有过见好就收的机会,我在《反思》一文中作过详细的分析,兹不赘述。我看不出李禄在作此表白时曾经认真考虑过别人的论证。

八、

也许,在眼下这场争论中,有些批评者并不具有善意,或者是不认同我们的立场。如果说这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我必须说,我们实在很需要这样的敌人。因为唯有他们才热衷於寻找我们的毛病大作文章,这就使我们随时保持清醒,迅速地纠正自己的失误。古人简{云}:“国无外敌者恒亡。”在这个意义上,敌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同样的,有些朋友可能是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太宠爱你因而太姑息你,到头来反而害了你、毁了你。假如几位激进的学生领袖在前两年就对大家说:“当初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事後看来,如果我们接受别人的主张,在某一恰当的时候撤离广场,运动的结果也许会更好一些。”假如他们能说,在那高度紧张的日子里,自己也曾经有过慌乱,有过一时的失言或失职。这对他们的形象有何损害?那又何至於有今日的被动?

民运人士眼里不能只有共产党,不要忘记了还有人民。有些强词夺理的话,对付共产党似乎很有力,但人民听了未必会满意。我们民运人士真该多到人群中走一走,听一听别人对这些事有什么反应,试一试自己能否说得别人信服。我们无法掩盖自己的过错,谁叫我们选择了民主而没有选择专制。现在我们总算懂得了,为什么共产党五九年庐山会议会从反“左”变成反右:还不是因为担心阶级敌人和右派份子借口党在工作中的缺点而反党反社会主义,还不是为了维护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本来是我们有缺失别人才批评攻击,而许多人为了反击则矢口否认我们确有缺失,甚至进而美化我们的缺失。这不是理性的态度,也不是对我们的事业负责任的态度。至於说对那些提出不同意见和讲出不愉快事实的人,动辄查出身、揭老底,大行诛心之论,那当然就更不可取了。

九、

在五年前写就的《反思》一文中,我指出,八九民运没有获得成功,即便按照激进派自己的观点,它也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并没有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团结起来”,相反,倒是出现了更严重的恐惧、背叛、疏离与消沉。我指出:“过分严酷的压迫肯定是要挫伤而不是激发,侵蚀而不是助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因此它使得民运陷入更艰难的处境。那时候正流行一种观点,预言李鹏政府必在两年之内垮台。这表明许多人仍然未能摆脱激进思维的逻辑,以为越是把矛盾推向极端便越是有利於问题的彻底解决。事实证明,这个逻辑并不那么靠得住。在“六四”六年後的今天,这一点已毋需多论。经验是位严峻的教师,他总是先考试,後讲解。眼下我们的任务是,从过去汲取教益,向未来索取收获。

在开放的环境下,争论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唯有经过争论,我们才可能凝结共识。可是争论也可能导致情绪的对立,导致观点的两极化。这种情形多少已经发生了。在一部分当年共同投入八九民运的人们中间,围绕着对八九民运的评价,围绕着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彼此的观点、解释,以至於立场、感情,似乎都有渐行渐远之势。这并不全然是正常的。它显然与我们在争论时不加节制的情绪化以及不肯倾听对方理解对方的偏执性有关。我并不奢望所有的分歧和对立都能消除。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为自己树立一个要求,一个标准。我们知道,极权主义有它特殊的一套言说方式。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摆脱它的影响。标准的意义不在於使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谨守不误,但它能指示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值得提倡,什么不值得提倡。我以为这也是我们建设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十、

八九民运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的一次民主运动。它理所当然地打动了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就连现在对八九民运作出近乎否定性评价的朋友们,当初何尝不是和大家一样深深地被它吸引和感动。如果我们不想亵渎自己当年那份神圣的情感,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对它进行讥讽或否定。

不错,八九民运也有它阴晦的一面。但是,仅仅说一声“这就是历史”,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历史:法西斯的猖獗是历史,美国的创立也是历史。是历史就有善恶的交织,可是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基调,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和一切重大事件一样,时间的冲刷会磨损掉八九民运的各个细节,最终只留下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我相信那将是:自由、勇敢与光荣。
——《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



为什么没有采访到柴玲? - 《天安门》中文稿本补记
卡玛
“天安门”影片中采用了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与美国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作的录影讲话的许多片断,并成了日後有关影片争论的焦点之一。许多人问及柴玲作这个谈话时的背景,以及为什么影片中没有能采访到柴玲的原因,现特在此作一说明。
柴玲“5月28日谈话”是怎样录下来的?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 原是密执安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专攻中国历史,1983年来到中国,一住多年,深入民间,以便更深入地研究中国。从1986年到1989年,他曾以制片助理和翻译的身份参与了数部有关中国的影片制作。“六四”之后,他把自己当时的经历详尽记录,终成一部书稿,名为《天安门之月》(待出版)。

1989年,当北京的抗议运动成为西方国家的“重头”新闻后,西方各大媒体的主播蜂拥而至,取代了较为了解中国情况、懂得中国话的原驻记者,成为西方观众了解中国事态发展的主要媒介。尽管当时的运动使外国媒体大员们眼花缭乱,摸不着头脑,但他们施展在多年商业新闻环境中所形成的个人魅力和包装技巧,选择和制作新闻时优先考虑的是必须有主播人亲临新闻所在地的现场气氛,必须在西方早新闻时间抢在其它电视台之前播出事态的新动向,被采访人必须能够操流利英文说出简短却又精彩的台词式语言,等等。这些包装一下使新闻的“可观性”大为提高。

当时的金培力就是在帮助BBC的这样一位主播安排采访。虽然他总想使报导能够比较深入、准确,然而他的努力往往被媒体大员们的上述种种技术性考虑所压倒。金培力注意到柴玲在广场指挥部的核心地位,当时一大群香港记者追着她,而她却极少接受采访。也许是由于金培力在北师大住过很长时间,而且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得到了柴玲的信任和采访许可。

据金培力回忆,5月26日,他带领BBC的大主播来到柴玲的帐篷,准备自己来作这个难得的采访。不料待摄像机架好,一切就绪时,不懂任何中文、也不知柴玲为何人的主播却让他靠边,要亲自采访。但一张口才发现不可能用英语和柴玲交流。于是大失所望,最后竟连人带机器一撤而空,留下柴、金二人面面相觑。金培力感到柴玲有一种需要理解和倾吐的欲望。几乎不用提问,柴玲就将运动一个多月来的经历和感受向金培力托盘而出,“如同要放下一付沉重的感情负担。 ”由于一学生进来向柴玲报告情况,打断了交谈。两人告别时,柴玲突然说:“我能够信任你一件事吗?我想逃走。”金培力惊讶不已,柴玲又说当下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听说英国使馆开始接受学生领袖政治避难,不知金能否替她打听这种传言是否可信。突然受此信任和重托,使金培力深感责任重大,但他也了解情况的复杂,深知冷静思考的重要。他建议柴玲提高警惕,小心这是政府设下的圈套,另外也要小心英美使馆会把她的避难作为政治筹码,不如进一个中立的小国使馆比较稳妥。金培力将自己在北京饭店的临时房间号码告诉了柴玲,以便日后联系。

两天之后,面色灰白憔悴、“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柴玲突然在北京饭店的大厅里找到了金培力。

“你能帮我吗?”她问。
“当然,”金培力答到,虽然他对这场运动有自己的各种分析和看法,但对于站在面前的处于困境之中的这位弱小却极为坚定的学生领袖充满了敬意和同情。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有事向你说,但这里不是地方。”柴玲紧张地说。

金培力于是招了辆出租汽车,刚要开动,一位多日来追着柴玲要求采访的香港女记者便一屁股坐进车里。金培力对她的不请自邀感到有些恼火,却也不便把她撵走。出租车在市区兜了几个圈之後,焦急之中的金培力忽然想起一个经商朋友的住处可能相对安全。于是几个人一同来到那里,还未坐定,柴玲便说:“警察在到处找我,我的名字已经在黑名单上。如果我被抓住,就会被判十五年。”金培力拿出一个随身带来的小录音机,女主人又找出了一架家庭式录像机,录下了柴玲与金培力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谈话结束后,屋里的人都被柴玲声泪俱下的表白所震动。为了避免柴玲在这种很激动的状态下会有某些表达欠妥的地方,金培力建议众人再把谈话从头开始看了一遍。当看到柴玲说出“我想最终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时,金培力很替柴玲担心。

“你觉得这样说行吗?你用的可是‘推翻政府’这几个字啊。”金培力提醒柴玲充分考虑公开讲这样的话会给她自己带来的危险后果,并问柴玲是否要把这句话从录影带中删掉。
“不用,就这么说。”柴玲镇定地说:“没关系,等这盘东西播出来时,我早已转入地下。”
柴玲给金培力写了一个委托书:
“也许是最后的话了。我要用生命来请求和委托 Philip Cunningham 向全球的华人转达我真实的思想和感受。

柴玲 89.5.28.”

受此重托,金培力即刻给驻京的几家美国电视台打电话。由于害怕电话被监听,他不愿透露自己和柴玲的名字,只询问各电视台是否对“一个重要学生领袖的采访”感兴趣。结果只有ABC表示了点兴趣。

据金培力回忆,他们休息片刻,金培力和那位香港女记者把柴玲送走,路上经过ABC在北京长城饭店的办事处,留下金培力的联系电话,以便转交录像磁带。然後,柴玲吩咐金培力去纪念碑上找封从德,以在离开北京前,再见上一面。

金培力陪着封从德到达约定的见面地点----前门肯德基炸鸡店,却没有找到柴玲。待金培力再一次见到柴玲时,她已改变主意要留下了。运动中的许许多多细节在金培力的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和评论。读者大概只有待该书出版後方可了解到全貌。

我最初看到柴玲“5月28日谈话”是在ABC夜间新闻主持人Ted Koppel主持的“夜线”节目。1989年6月27日播出的“夜线”一小时专题报导中引用了那个谈话的几小段,并采访了金培力。后来我在为拍摄“天安门 ”而研究各种资料的过程中也不断看到被称为“柴玲谈话”或“柴玲文章”的文字,长短不一,内容近似,却又有出入,而且没有注明采访的时间、地点、及采访人姓名,无从考查,因此我认为都不能当作确凿的史料。直到1994年才辗转找到已旅居日本的金培力,看到了这次谈话的完整录像原版。据金培力说,他们后来根据录音带整理出了一份记录稿,发到香港。台湾所出《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收入的想必就是此稿最完整的版本。然而与原录像带对照,由于当时记录的时间仓促,录音带质量很差,记录稿仍有不少出入。

柴玲拒绝我的采访

拍摄“天安门”的工作一开始,我就一直希望采访到柴玲。1990年,当柴玲刚刚从国内逃亡到美国,在华盛顿参加各种会议时,我应全美学自联的邀请,义务为柴玲作了两天的翻译。在此期间,我就向她提出了为这部影片向她采访的意愿。她当时未置可否,又岔入别的话题。而我也想到她刚结束十个多月的逃亡生活,身心都很疲惫。来日方长,我们的片子也不会很快拍完,以后再谈也不迟。

“天安门”初拍伊始,限于经费,我们先就近采访路过波士顿的人物,如封从德、项小吉、吾尔开希、戴晴等人。后听说柴玲定居工作在波士顿,成了我们的本地人,应该采访起来更方便些,于是把精力集中到散布在其它各地的人物,如去北京采访王丹、丁子霖,去台湾采访侯德健等。1994年的春天,我开始给柴玲打电话,再次表示采访的意。起先,她推说太忙,当我告诉她已接受采访的人中包括戴晴和刘晓波这些观点与她不尽相同的人时,她的言语中更是透出鄙夷和不耐烦。经过多次的电话留言和周旋后,她终于说:“我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又说:“想拍片子的人多了!”我向她解释我们影片的宗旨是严谨地处理史料,尽量包容不同声音,尽可能地让受访者最精彩地表达自己。我还告诉她,我们的片子希望尽量采用当时的影视资料,但不可能完整,当事人的回忆至关重要。由于她在运动中留下了不少资料,别人的采访中也多次提及她,赞扬和批评都有,无论她现在接不接受采访,都已是影片中的一个历史角色。我希望她能以自己的回忆与论述,使这段历史的表述更为充实和准确。然而我的诚意丝毫未能动摇她拒绝的决心。

当时我们已准备把所能收集到的柴玲在1989年的影视资料汇集在一起,以便采访前先交给她看一下,这样既可帮助她回忆,又可以针对当时的镜头提问题。我们采访王丹时就是这样做的,讨论比较充分深入。而最早采访吾尔开希时还未收集到大量的资料,于是采访与后来收集到的画面不大容易配合,有些遗憾。现在如果采访不到柴玲,影片又会有许多缺憾。虽然我实在懒得再去领教柴玲的轻蔑,但还是说服自己不要与她计较这些,还是应该尽量争取。于是请人权活动界的头号人物Robert Bernstein给她去信,并通过与她较熟的阮铭、以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谷梅(Merle Goldman)去游说。奇怪的是,柴玲对这些头面人物都表现得非常乖巧,答之曰:“我再考虑考虑。”而待我再去电话时,仍是拒绝采访。我问她原因,她说:“影片不能表现真实”,并说她觉得做得好的只有Ted Koppel的那个节目。我无可奈何,只好决定放弃。我说:“你执意不接受影片采访,我只好尊重你的决定。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帮助我核对一些事实,使影片在叙述这些事的时候不至于出错误。比如你认为好的那个Ted Koppel节目中提到你准备离开广场,转入地下……”

柴玲马上说:“但我并没有离开。”

我说:“这我知道,那个节目里也是说你原打算离开,後来又改变了主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当时的想法----为什么想离开?又为什么决定留下了?”
柴玲说:“要回答这些,不就等于接受你的采访了吗?”

我又问:“王丹说,五月二十七日联席会一致通过了建议学生撤离的决议,你也同意了。是不是这样?”

柴玲停了许久才说,她记不清了,而且当时讨论的重点根本不是这个。她接着抱怨说外界对当时广场的气氛、学生的心情根本不了解。

我虽然这时已对正式采访柴玲不抱什么希望,但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我说:“正因为外界不了解,我才希望你能把当时的情况、你们感到的压力、你最切身的体会讲出来……”

没等我说完,柴玲冷笑一声,说道:“卡玛,你可真可爱呀!”

我意识到再说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剩下的问题是没有她的回顾,影片将如何剪辑。我有些绝望。把她省略掉是不负责任的,但要包括她这个角色,就只能用运动中间或录下的资料无法连贯,与其他接受了采访的人相比,这种处理也显得不平衡。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不得不考虑大量采用录音、录影效果都极差的柴玲 “5月28日谈话”的资料。虽然这也是运动中的一幕,但它不仅表现了柴玲那一天的状况,而且也包括了她对民主、改革、当时广场形势、学生领袖之间权力之争的看法和评论,以及对运动从悼胡到5月28日一次较完整回顾。这种回顾中的回顾使得影片的时空结构变得极为复杂。另外,因为没有柴玲本人后来对5月28日那次谈话的回顾与注解,我们不得不大段大段地引用原话,以期能够尽量多保留一些柴玲当时的心情、状况,以免她的一些有争议的言辞被抽象出来理解。但这样做,又增加了柴玲“5月28日谈话”在影片中的比重,使其更加引人注目。面临许多困难的选择,我们尽量兼顾各种因素,设计影片的结构。为补救影片不得不做的节选,我们整理出柴玲89年5月28日谈话的完整记录稿,在电脑万维网上发表,使人们可以了解这段历史资料的全貌。

1995年的春天,影片的粗剪刚刚完成,《纽约时报》报导了“天安门”的有关内容,其中引用了柴玲所说的“期待流血”等一些话,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5月28日,香港的《南华早报》上刊出了一篇采访柴玲的报导。文中,《南》报记者问柴玲为什么拒绝我的采访。柴玲称:“我告诉制片人我当时很忙,正在写书,忙过後就会接受采访。”

这些话更加深了我对柴玲的失望。我一直认为柴玲不接受采访是自己放弃了一次机会,但她有权作个人的选择,无可非议。现在却发现她不肯为自己作出的选择承担任何责任,竟然对记者撒谎。如果说当年在广场情况危急的环境下,我对柴玲的某些言行虽然不能苟同,但设身处地尚能加以理解和同情的话,那么在美国平安生活多年后的今天,她竟如此出尔反尔,难免让人想到她的这种不负责任是否有一贯性。她过去的一些表现不再是高压和年轻所能充分解释的。

尽管在影片的结构已大致定型的情况下再加入新内容需耗费可观的经费,并将推迟影片完成的时间,我仍克服了种种不情愿,给柴玲写了封信,提出既然她向《南华早报》的记者表示忙过後会接受采访,那么我们仍然愿意采访她。此信挂号寄出,同时寄了一份给阮铭,并收到了他的回信。然而寄给柴玲的挂号信却如泥牛沉海,毫无音信。待影片1996年1月在波士顿美术馆上映时,我们再次发函,邀请柴玲参加讨论会,仍未得到回应。

1996年8月9日《波士顿环球报》一篇柴玲的专题报导称“在过去的一年中,影片‘天安门’的宣传破坏了柴玲的生活。”文章指责影片以曲译柴玲的原话,来歪曲她的形象,并说“影片引起的争论导致了一些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对她进行攻击。她还收到了恐吓信,使她在美国第一次感到不安全。”我大惑不解。难道中国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不懂中文,而需要通过英文的“曲译”来理解她的原话吗?这戏是不是演得太过了一点?


《天安门》影片评述︰卡玛对柴玲的形象塑造

作者:慢牛
2009-06-14 18:10:40

每年这几天,都是牛鬼蛇神群魔乱舞的日子。老夫今天写一篇谈卡玛《天安门》影片的,顺便以此为题,说一下老夫对运动的看法。
本来想周末好好写写,6月8日发篇长点的。但是大波说太迟了,老夫只好向老板请了一下午假,攒个短一点的。其中大部分引文、论据都没法摘全,只有加一个引用标题,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用标题上Google搜索,多半能搜到,实在搜不到材料的,请写信给我,除影片、录像以外,我争取都提供。我尽量避免任何硬伤,如有任何证据、事实、引用错误,大家可发我信箱,我会改在原文上。观点属于我个人,不保证对。由于时间限制,大家的问题不能全部浏览或回答。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柴玲和《天安门》影片,第二部分讲东欧剧变和中国群众运动的异同,第三部分讲改良策略。
按理,应该先公后私,但大家好像对柴玲比较感兴趣,对其他大的叙述不太感兴趣。所以放第一部分,如果只对柴玲感兴趣的,看完第一篇就不用看后面两篇了。
和十年前相比,本站的群体和大家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并不奇怪,首先,十年前本站大多是亲历者,哪怕没有参与,也差不多是高小或中学,基本有了印象。现在的网友,大多并不了解。其次,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心态有很多的不同,以现在的心态去揣摩89时期人们的心态,自然会有很大的偏差。这两点偏差会使得看法产生很大的差异。

问︰你太小看我们了吧,校园网上64的资料到处都是。随便都能看。
答︰所谓的“到处都是”,多半只有这部《天安门》,其他资料,尤其是乏味的大部头,大家(特别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网友)一般是不看的,也较难找到。一个反证就是很难想象了解这个事件的人会在这里扯兵先动手还是民先动手,坦克有没有压人,柴玲最后是不是在广场,还有把六四血卡和六四逃亡者混为一谈的。这些低级问题的答案,大部分资料里都有。正是因为对事件的了解非常的少,又浮躁,急于发言,所以可见的是讨论越来越低档化。以前或许还能讨论意义、教训,现在只能搞事实普及了。

问︰我觉得89没有那么重要,现在好多人说89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分水岭,哪有这种事?
答︰很难讲没有89中国现在会不会变成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但事实上,80年代人和现在的人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个转变或许是必然的,但89极大地促成了这个转变。
举例来说,大家看片子的时候,可以自我评估一下态度︰
八十年代说“绝食”,大家是非常感动的,觉得特别壮烈、爱国;现在,别说绝食了,为了讨工资跳个楼,大家的想法都是︰作秀。
八十年代说“流血”,大家想象到极致也就是四五天安门的木棒、殴打;现在,说流血,大家想到的都是突突突。
八十年代大家确实把自己的国家当自己的国家,把运动当自己的运动;现在,央视大楼烧了,来,好啊,咱们都去看看热闹;民主人士坐牢了,这小子真精明,绿卡拿到手了。
正是因为这些差异,所以可以看见大家有很多的评论,什么作秀啊,诱人去死啊,市民看热闹啊,这些都是并不了解80年代的氛围、想法所发的评论。这样的想法,只能多做解释,并没有办法靠着大家多看一两份资料来补足。
好了,言归正传,开始用最简的语言阐述。不准备说服大家,但是大家多知道一点没什么不好。
大家先用这个链接听四分钟歌,大致感受一下80年代的气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HusFlwVIjU
然后再看本文,会理解得好一些。
大家可以把这里头群众的眼神和央视烧大楼看热闹的群众眼神比较一下。

《天安门》是卡玛(Carma Hinton)所主导的一部纪录片,卡玛出生于中国,文革时期参加红卫兵,后在哈佛读书拿到学位。这部片子前后有几个版本,画面应该没变,但是解说词有差异,我看的是最初的版本。因为看了很多次,写本文时没有再看,而是只看了官方解说词(可能和录像本身有一些出入),凭记忆写出,有错请指出。
《天安门》大致于95年年底拍摄完成,当时默默无闻,首次传入中国互联网,应是北大一位博士生,林同学,99年出国开会时看见,携入,并被两位北大本科学生刻成光盘后放入当时北大几个宿舍楼的自架网络,由于北大当时宿舍没有局域网,所以仅是私下刻盘传播。但很快,随着高校联网,由于大家对六四的好奇,这部片子形成了爆炸传播效应。它传开以后,由于先传播所造成的马太效应,其他几部六四片子的传播范围都远不及它,至今形成了影响力最大的一部片子。
八卦︰现在这位林同学已经是林教授了,当初他曾经和我说,当时他面临一个选择,刻《天安门》还是刻《血路》[1],最后选了《天安门》,因为觉得事实本身不够,还需反思。不知道他现在后悔没有。
大家看了这部片子,最深的感觉应该是柴玲吧。这个说话前后矛盾,先激进后逃跑,到处给学生组织搞破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形象应该是这部片子后半段的主要内容。最近柴玲起诉《天安门》制作组诽谤,大家应该对此比较感兴趣,既然是纪录片,都是事实,柴玲干嘛气成这样?本文就来说这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天安门》里的柴玲是个制作组本身按制作组想定的模板,通过各种镜头剪辑、拼接塑造出来的人物,确实有失公允,我大概会举一些简单例子给大家参考。
其次,其他学生领袖、知识分子和柴玲的大部分共同之处。我简单解释一下大家的疑问,主要是和时代脱节的部分疑问。
再次,柴玲自己的特有弱点。为什么选择柴玲,大家这些批评背后的文化背景。
最后,学生领袖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总结问题。

1.卡玛如何“塑造”柴玲

(1).柴玲让学生去死的罪证
《天安门》柴玲︰政府看着同学一个个消耗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我们就自焚。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饿死的话,那么我们就做第一个死掉的人。
对比原录像[2]︰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
评︰卡玛这种剪切方法,失去了制作纪录片的基本道德。

(2).柴玲让大家死,自己要跑的罪证(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了这部片子以后觉得柴玲“先跑”的,可以举个手,让老夫数数)
《天安门》︰
柴玲︰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们讲就是说,我们就是
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是年轻的孩子们
(哽咽)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问︰为什么呢?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对比原录像[2]︰这段同样是剪辑的,剪掉了中间几千字。剪掉了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引文看,我就不讲了。
柴玲︰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们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是年轻的孩子们
(哽咽)
(剪掉几千字)
问︰你看这你们三十号撤出来有没有一些坚定分子继续留在广场?
三十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同时,兴奋点集中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象,什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
评︰要理解这条,要首先理解当年的情况,有人说,柴玲说的“流血”、“血流成河”、“鲜血和生命”,是指让军队开枪屠杀学生,这是不准确的。因为64前后的这几个词已经改变了语义,在本文开头说过了。 64时候,绝命书、遗书、血书满天飞,这是当时的典型用词。实际上在人们,包括柴玲,甚至很多经历过多次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客内心中,最高的想象也只是电视里面看到的催泪弹、橡皮子弹和木棍。拖拉机和突突突,是所有人记忆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99.9999%的人是子弹打出来以后,才发现不是橡皮子弹的。
《天安门》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比如可以参见[3],但是因为“流血”这整个词义在89后已经发生变化,所以大家多少有点条件反射了。理解这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后面柴玲说她和大家不一样,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因为对大家来说,是迎来军警一顿木棍,流血而已,法不责众,不可能全让他们坐牢。对她来讲,完全不同,因为是学生领袖,等待她的则是十五、二十年大牢。现在大家决定三十号撤离,对她来说,是革命未成,自己平白坐没有希望的大牢,所以“不甘心”。
民主运动中,参与者的心态差异,这点会在第二部分做更详细的解释。

(3).柴玲逃跑的罪证︰
《天安门》解说词︰在采访结束之后,柴玲委托这位美国记者将采访录像向世界公布,她说,她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
(中间几段省略)
柴玲在逃亡途中发表了录音讲话︰“我是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我还活着。自6.2到6.4,这段时间整个广场的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哭声)可是我们事后才知道,仍有同学他们对这个政府和这支军队还抱有希望,他们以为顶多是军队把大家强行的架走,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
侯德健︰很多人说广场上有两千人或者几百人被打死,在广场上有坦克碾压撤退的学生人群等等,我必须强调这些事情我没有看见,那么我不知道别人是在哪里看见的。我是6点半还在广场,我一点都没看见。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来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那么如果我们用谎言打击说谎的的敌人,那只不过是满足了我们一时泄恨发泄的需要而已。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那么之后你再也无力去打击敌人了。
对比︰
是不是在广场就不讲了。大家看看最后那天留在广场的任何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的回忆录,无论对柴玲的态度如何,交好交恶,程真[4]、封从德[5]、周舵[6]、刘晓波等等……,都说到柴玲6.4凌晨是在广场上,在撤退队伍前列(当然,会有人从这里挖材料,但咱们凭良心说话,她那么怕死的女人,坚持留着,做的也足够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天安门》里也没说她不在,不过用了巧妙的误导,在“我想活”后面再把她以前“转入地下”什么的说法一加。加上大家受了误导以后网上拼命传播,形成舆论,这样几乎九成的人看过《天安门》都会以为她跑了。但事实比言语要有说服力。
其实有空应该说一下《天安门》解说词里面“转入地下”是摘自哪段话的,大家看了就知道为什么《天安门》这次就不摘她讲话了,用一句话代替,同样也是为了误导。但老夫时间有限,请大家自己查考吧。有事实足够了。
侯德健这段话的剪辑是非常恶毒的,柴玲说的是自己的见闻,受了传言误导(因为撤退队伍很长,前列的人并不能知道广场上后面那些人的情况,也因为运动本身的非理性,使得传言满天飞),其中没等大家检查帐篷里是否还有人,坦克就压过去是真的,是不是压死了熟睡的,没撤出来的人是不知道的(我倾向于有,但会是寥寥几例)。死200-4000是真的(红十字会64后粗计是2700人),但没有死在广场。侯德健的话也不是针对她说的(后来是大量引用过来对付类似的流言)。这样的剪辑一是给人以柴玲随意撒谎的印象,二是让大家觉得她根本没在广场。这段话被马悲鸣等人用来大作文章。实际上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和人们的惊恐、愤怒的情绪,就知道柴玲信了这段话,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很幼稚、非理性。

(4).卡玛想把柴玲塑造成怎样的形象?
这个是老夫揣测的,我想卡玛是想把六四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民粹运动,而柴玲则不幸成为她想塑造的这个代表。
卡玛应该非常得意她的成功,她使用的柴玲的所有话(大概有五到七段)绝大部分是摘自[2],但是[2]在报上全文刊载了6年,大家都看过,没几个人觉得柴玲说的有什么问题。可通过卡玛的剪辑和引导,加上时代的变迁,她就成了一个反复无常,卑劣无耻,让大家往前冲,自己先跑的人了。在该片发表以后,96年,大量的名人,加入到对柴玲的批评里来,引用的基本都是《天安门》里的话,比如方舟子[7]。
我认为,卡玛当然可以讲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但通过各种电影手法,来误导大家,去歪曲一个人,这样做对对方是不公平的,有违一部纪录片制作者的基本道德。一部纪录片应该详细介绍时代背景,每个人说话背后的原因、想法,而不是简单地寻找替代羊。

2.柴玲和其他民主运动领袖的异同(本段解答一些常见问题)

问︰柴玲这些领袖,他们是选举的么?为什么他们要推翻TG,自己却做不到选举。
答︰初期的领袖是自发的,选举是成立各类组织后的事情了。
为什么初期不是选举,因为这不是选人当官,这是选人坐牢。而且80年代不是现在,现在你上个街,颠覆国家政权,抓了也就是五年八年。 80年代常见的是死刑,死缓,20年,15年,罪名随便安,还能二度受审,坐牢的时候还能加刑。比如办民主墙的几个人,可以说在邓小平上台时助了一臂之力,但是邓翻脸无情的日子很快到来。魏京生[8],先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15年[9],放出来后,他要平反六四,上书,又拿个其他罪名判14年,一共判29年;如今类似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大多是5到8年,名人更短。六四期间污损天安门毛泽东像的喻东岳[10],被判死缓;如今别说污损一张像,哪怕你往胡锦涛脸上扔鞋,也不见得会被判死缓(当然要注意别被当场击毙)。没有好处,选人坐牢,谁参选?
后期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基本上是选举产生的,这也是因为后期形势变化,发现支持的人这么多,大家有了信心。但运动最初期,谁挑头等于是谁坐牢,所以学生面面相觑,无人领头,最后几个自己站出来的就成了领袖。类似的例子,可以参考89后的几次游行或静坐示威等,除99年那次以外(那次可以游),无论反日、保钓、反印尼,领头都不是通过程序产生的,这也和中国严酷的社会环境相关。
但是,这并不能回避掉批评,在运动成组织以后,内部的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很多对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非理性的行为,比如绝食,都是绕过表决程序所决策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另外,89虽然是民主运动,但主要的参与者,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也并不是要实现民主,他们更多地只是反腐败、官倒。对民主有实际要求,有了解的,只是极少数人。
问︰即使你这么说,从《天安门》里看,柴玲也显得特别激进。这是她被骂的原因么?
我觉得王丹就挺不错的。
答︰不能说柴玲和王丹没有区别,但是柴玲的激进是被影片强化的。影片使用多年后的领袖采访和当年的镜头做对比,显得柴玲激进,其实这和环境相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柴玲的激进,和其他学生领袖的差异,并没有那么明显。

《天安门》︰
王丹
我认为学生运动现在应该转入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活动方式不再是大规模的激烈的活动比如上街游行等等,而应该是切切实实地从事校园民主环境建设。比如说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比如说学生的言论自由,比如民主墙、学生自己的报纸、广播等等。这些工作看起来好像形式上不是非常声势浩大,但是他的深远意义是很大的。
柴玲(拿着喇叭出场,人民日报社前)
人民日报,胡说八道!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不知道多少人当时在这里失笑了?笑了的举个手)。这种对比是不公平的,一个人几年后的反思和另一个人在当时非理性情况下的行为对比肯定是强烈的,但也是无意义的。
对比与评价︰
王丹实际上也激进过,在北高联和北大筹委会反对绝食后,他集合六个有影响力的领袖,以个人名义发起了绝食[11],最终将事件推上高潮。王丹是通缉令上第一人,学运领袖的代表,而且是民主运动老人,88年就开始,他激进如此,何况其他无经验的领袖。

《天安门》︰
刘晓波︰
在一个联席会上,协调各种组织作出决策的联席会上,大家都举手同意这么一件事情,他就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擅自推翻这个决定,擅自决定广场,我们就不撤了,联席会的人也拿他们没办法。
柴玲(广场上)︰
戒严, 四天戒不了, 十天戒不了, 一年戒不了, 一百年也戒不了!
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坚决打倒以李鹏为首的伪中央!
对比与评价︰
刘晓波这段话里面,似乎联席会[12]是决策机构,但它实际只是个协调机构。并没有对绝食的决策权。但是他表述的双方无法协调的语言,在不知道整个事件背景的新人眼里,成为“激进,没有头脑,绕开决策”的罪证。这只能表明协调的失效与组织的混乱,但并不是绝食者(激进的代表)不听指挥。这个与柴玲的行为对比,又加深了大家的印象。
柴玲最后一句话,坚决打倒以李鹏为首的伪中央,是刘晓波本人提的[13]。大家可以看见各领袖实际上的激进程度。但是在过几年以后,通过反思,形成了与当时的差异,而不是领袖之间的差异。

总评︰

学运领袖的激进,与环境相关,比学运领袖更激进的是学生,比学生更激进的是市民[14],88年大家都不激进,都觉得事情要慢慢来,但是到了89,真的出现机会了,热血沸腾,热血上眼,热血上脑,一个比一个更激进,不激进的领袖全部被抛弃。形成了典型的民粹运动。在这里,知识分子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什么作用?建立表决程序、尊重表决程序、控制整个运动的发展,而不要把运动变成街垒战斗。
作为后人,应该汲取的教训也是这一点。大家看现在网上,有唉声叹气,早就绝望的老将;有事情慢慢来,冷静中立的酱油男;有坚决支持政府,相信政府一定能自己反掉腐败,不需要民主的小将。但真正有了变天的机会,大家觉得有戏了。那可不得了,绝大部分全会跑到广场上去,热血上脑。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同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如果能看完我这篇文章,千万千万记得,任何运动,一定要尊重组织者的表决程序。散沙再多,也只是散沙。
拒绝幻想,大家都觉得,虽然很艰难[15],很可能加把劲就成功了。这是很不好的想法,如果这个想法建立在盲目的基础上。


3.柴玲自己的性格问题与被选中的原因,党文化的影响
柴玲作为被卡玛“选中”的人,自己也有特有的问题,另一个有问题的,可能候选的是吾尔开希。她的问题有︰

(1).情绪化。这是搞政治组织的大忌。情绪化的人,做组织者是很危险的。

(2).不会妥协。你可以有激情,但必须要学会妥协,尤其是和友方妥协。哪怕是投降,也要尊重程序。你可以在下一次另起炉灶。

(3).不能说假话,不能总是用流言来鼓动大家。

(4).和其他领袖搞不好个人关系,没有信誉,善变,不可靠。 [24]

(5).从采访来看,柴玲思想上并不幼稚,对运动的发起、控制、普通参与者和领袖们的想法,预测的最终结果,无一不中。但是在很多行为上,过于幼稚。有些话想说,但要能憋着不说,有些事想做,但要能憋着不做,有些人你很讨厌,但必须合作,这是成熟政治家的基本要求。

(6).是个女人。中国文化道德对搞政治的女人是非常苛刻的。女人作为替罪羊中国常见的政治生态。这估计也是卡玛作选择的原因。
这里有些是性格,有些是党文化,有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大家分歧不会太大,就不多做区分了。


4.学生领袖应该负怎样的责任

问︰学生市民死了那么多,学生领袖为什么不去死?学生领袖诱骗学生,逼政府开枪,
难道就没有责任么?

答︰这个说法是不理智的。我们可以把每个词汇分解一下,就可以了解事物的本质。
(1).首先,开枪的子弹,不是学生领袖造出来的。死人是下令开枪者负绝大部分责任。有人说开枪是因为违反戒严令或者控制局面,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在控制局面之后,6月4日和5日,同样杀了很多人。
(2).学生上广场绝食,不是为了柴玲去绝食的,不是被人忽悠去的,他们是为了国家去绝食的。没有柴玲,他们一样也会这么做。
(3).学生逼政府开枪,这句话应该分解为两个部分︰学生逼政府中的一些人放弃特权,放弃权位,他们并不愿意,所以开了枪。这是整句话的完整表述。 (至于问凭什么你们要求了,我就要放权,你们配么。说这种话的人请了解一下现代的政府的权力来源。说道理容易,去奴性难。)

问︰王丹居然出来为柴玲辩护,说她只能负该负的责任,是什么考虑?

答︰人要对历史诚实。有人看了片子后说,刘晓波这个家伙真坏,他说要一呼百应,所以去绝食,最后开枪了。这种话他居然敢说出来,不怕大家杀了他?这种疑问是不应当有的,人一定要对历史诚实,报尊重的态度,刘晓波也知道说出来被人骂,但他确实这么想,也老老实实说,是相当诚恳的。这样以后的人,才能吸取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要知道在狂热环境下保持头脑清醒是不容易的。如果只是大吹特吹自己怎么理性、别人怎么笨蛋,那才是毫无意义。
在以前,被现在大家较认可的“理性”王丹,其实承受了主要的攻击。有人说他拿了一个黑皮包,里头装了两万元,偷偷溜走的[16](透视眼?)。有人说他在北大是留级生。有人说他托福只考了300分(考过老托福的应该都知道这很可笑),为了出国只能搞运动。到99年达到顶峰,五八的时候,有人说他发言“炸得好,为共产党说话的都该死”[17],这句话被水木清华的南联盟版置顶,万人唾骂。但是,在01年以后,《天安门》广泛传播,王丹的声望奇迹般的大幅好转,柴玲顶替了他原先的位置。在《天安门》以前,柴玲基本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和评论。
从心理上来说,大家既不能否定群众运动的合理性,又要在这个政府下生活,承认自己被一个冷血混帐的政府统治又是很难受的,那么必然要去寻找一个替罪羊。 《天安门》给了一个更好的替罪羊候选。

问︰学生领袖不知道妥协,政府答应什么要求,都会进一步提出要求。政府不是承认不秋后算账了么,大家为什么不撤。

答︰学生领袖并不是不知道妥协,而是政府几乎没有答应任何实质性的要求,即便答应的非实质性要求,也基本都反悔了(比如录播对话[18])。这是由于政府内保守派势力强大,改革派并不能控制局势。更加糟糕的是,政府官员对于学生不屑一顾的态度,比如三个学生突然跪下,提交请愿书[19],群众热泪盈眶。但官员就从跪着的学生面前走过,视而不见,冷漠至极。 (在当时给人的冲击力相当于一颗核弹,大家一直以为中国是我们的[20],突然遭遇这样的情况,心理完全无法接受。和现在不同,现在国内人人都知道自己是“屁民”了,官员不理,那简单,死缠烂打,上访,到处写文章该怎么骂怎么骂。)
实际上问题应该换为,政府压根不理你,当你是个屁,你怎么办?
这就是个大问题了,大家都说波兰团结工会如何如何谈判,如何如何理性,一步步拓展自由空间。但是搬到中国好像完全不成立,政府根本不谈,你爱咋的咋的。这是改良遇到没见过的问题了。要说这个问题,篇幅太长,就不是本文所需要涉及的内容了。
政府答应运动失败以后不秋后算账?大家什么毛病都可以犯,幼稚病不能犯。六四后秋后算账整整用了一年多时间,包括反复地看四月到六月的街头录像确认每个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已经在录像了),反复地在各个单位检查,过关,抓了无数参与者坐牢(没有法院宣判,几周到几个月的短期牢房),通过在毕业分配,升职等方面卡人的方法耽误了无数人的前途。最后,当然还有大家记忆深刻的,对学运领头的北大复旦,报复性的连续四年的新生一年军训(钱还要由两个学校自己的财政来支出)。同样的承诺99年朱基也给过法轮功,他们听话地撤了,最后结果怎样大家也看见了(说轮子干嘛不能镇压的,多读读德国牧师的话,早读过了?很多人都是读过了再犯同样的错误,使得这句浅显的话成为名言)。往前看,大家也可以看见共产党的斗争历史,这就不用我说了。

问︰大家从广场撤退,学运领袖走在最后了么?
答︰仅挑选几例,周锋锁[21]不撤退,是在最后一批走的,最后一批学生走得很惨,是被军人用枪托揍下来的。周舵[22]也在最后一列,肋骨旁边中一刺刀。熊焱[23]听说西单有死伤,和邵江冒弹雨去查看抢救伤者。后者最后T恤上沾满脑浆。

引文︰
[1].香港制作《血路》纪录短片
[2].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于1989年5月28日采访柴玲的录影讲话。录影讲话载于《联合报》,后部分收录于《天安门一九八九》,原题《多少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 》
可以参考《天安门》影片资料站︰http://www.tsquare.tv/chinese/archives/chailin89528.html
[3].《天安门》侯德健︰到两点钟的时候,学生还给我们军大衣。棉军大衣和塑料头盔。告诉我说︰侯老师,你比较瘦,橡皮子弹跟木棍打你可能就不行了,给你个棉大衣套着吧。我们都以为是橡皮子弹。到两点钟,一直到两点钟过后,才从前面来了两个医生和两个学生,才告诉我们开的是真枪是真子弹。
[4].程真接受《六四档案》采访录像
[5].封从德《天安门之争》
[6].周舵《血腥的黎明》
[7].方舟子《铁证如山》
[8].魏京生因为已经是过于古老的人物,而且坐牢二十年后已完全与时代脱节。但当年他一普通工人所写的《民主,第五个现代化》属于振聋发聩之作。大家也许对他以往的情况不够了解,可以查看苏绍智《“民主墙”与“理论工作务虚会”》。
[9].法庭说是在外国记者采访泄露越南指挥官名字,实际上属于欲加之罪。魏京生是在《探索》杂志上发表“警惕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四天后被捕的,一般认为十五年重刑来源于此。这类罪名基本是随便安,比如民主墙另一组织者傅月华,给安的罪名是私生活不检,判刑两年。
[10].这三人是喻东岳、鲁德成和余志坚,后两人分别被判刑20年和16年。参见《天安门泼墨事件的主角喻东岳的照片、现状及医检报告》
[11].王丹《绝食是怎样发起的》
[12].全称是“首都各界联席会议”
[13].刘晓波《我们的建议》
[14].参见周跎《血腥的黎明》和刘晓波相关回忆录,有特别典型的描写。 “忽听得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 ”刘晓波、我和高新三个人和学生们一起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我们大吼道︰“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
[15].李禄传消息说希望大家能坚持到6月20日,召开紧急人大。实际上每天光给广场同学买面包就要几万块钱,资金上不允许。很多外地学生什么也没带就过来了,吃喝都仰仗捐款。使得所筹款项根本不足以坚持。
[16].89年《北京日报》的“读者来信”,当然大家清楚这类“读者来信”是什么。
[17].很多海外媒体都转了这篇谣言,最后王丹辟谣,传媒开始调查,查询到谣言的原始来源是澳大利亚某个留学生论坛。
[18].这一点在《天安门》里有表述,但《天安门》对事实做了扭曲和简化。政府中部分人答应了直播(如阎明复),部分人允诺了新闻联播时录播,学生自然更喜欢传好的消息,但实际上当天既没有直播也没有转录。
[19].胡耀邦追悼会后,张智勇(北大研究生)郭海峰(北大研究生)周勇军(政法大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跪交请愿书,希望总理来接。未被李鹏理睬。群众的反应, 大家可以看本文开头的片子http://www.youtube.com/watch?v=gHusFlwVIjU
[20].毛泽东︰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
[21].周峰锁,位列21学生通缉名单。后坐牢一年。
[22].周舵︰四通集团公关部副部长,后坐牢三年。
[23].熊焱︰位列21学生通缉名单。后坐牢两年。
[24].刘刚︰回忆柴玲和封从德
--原载︰《一路BBS》



高兴

感动

同情

搞笑

难过

拍砖

支持
6

鲜花

刚表态过的朋友 (6 人)

评论 (0 个评论)

facelist doodle 涂鸦板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注册

关于本站 | 隐私政策 | 免责条款 | 版权声明 | 联络我们 | 刊登广告 | 转手机版 | APP下载

Copyright © 2001-2013 海外华人中文门户:倍可亲 (http://www.back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程序系统基于 Discuz! X3.1 商业版 优化 Discuz! © 2001-2013 Comsenz Inc. 更新:GMT+8, 2019-6-5 08:03

倍可亲服务器位于美国圣何塞、西雅图和达拉斯顶级数据中心,为更好服务全球网友特统一使用京港台时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