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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十）
中国人自古爱读书，但并非如西方人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或接近上帝、或启迪心灵，而是为了仕途，说的再直白些就是为做官，因为做了官就可拥有『黄金屋』和『颜如玉』。据胡适先生的考证，通过“科举”使得读书人可以做官，完全是一个“意外”。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已经是方言繁多，虽然秦始皇统一中国要求『车同轨，书同文』，但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通信条件的限制，民众的日常语言还是差别越来越大，导致到汉武帝时代，朝廷的诏书“文章尔雅”不仅是老百姓看不懂，就是一些地方小官吏也看不懂了，这样朝廷只得从各郡县挑选一些优秀少年到京师来学习，一年后回到各地为官。后来这个方法就慢慢演变，到隋唐便成为科举—这不仅可以节省朝廷办太学的钱，还可以使天下英才的心思与精力都归到这条道路上，从而减少优秀分子造反的机会，难怪唐太宗看到全国的精英都来投考时志得意满的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睿智的统治者们巧妙合利用这一手段，“开科取士”，便可天下归心。
前几次介绍过傅高义所描述邓小平为第二次复出所表现的政治智慧，到第三次复出，虽然邓小平唯一惧怕的毛泽东去世了，但华国锋的顾命大臣们（主要是叶剑英和李先念）显然不希望他一人独大，而是让他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工作。但邓小平这样的大丈夫绝对是能屈能伸的，他在7月21日的复职演说中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显然他是想表明自己没有做大官的愿望。他甚至在8月初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中保证，他将在华主席的领导下，搞好“后勤”，『协助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与教育
也许正因为没有给予邓小平更重要的权力，比如外交、军队（有叶剑英控制）和宣传、人事等，反使得刚复出的邓小平在科技和教育领域里大显身手，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傅高义有段分析邓小平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挺有趣，抄录如下：“1957年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时，邓小平曾经是毛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本能地厌恶知识分子。毛将他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再想方法羞辱他们，让他们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邓小平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他曾走过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这条路，尽过最大努力想进入一所法国大学念书。他的妻子曾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学物理学，他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上大学，一个在北大学物理，一个学医，还有一个女儿因病不胜课业繁重的理科转而学了艺术。此外，邓小平逐渐认识到，打击知识分子是在摧残中国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1973年回到北京后，他再也没有像在1957年那样整过知识分子。……邓小平认为科学没有阶级属性……”这段话试图从邓小平的成长经历找出他在对待科学技术、知识分子问题上与毛泽东的差别。其实毛泽东的学历比邓小平高，但毛泽东在青年成长时期没有出过国，另外，毛泽东是诗人气质，邓小平则是实干家，同为革命党领袖，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邓小平就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为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所用，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也许就是他在1986年的学潮后将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开除党籍，但没有送交劳改或者隔离审查，而是调回北京，在天文台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原因吧？
在第二次复出中邓小平曾被毛泽东指派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后来又经过法国巴黎返国，相信亲历过七十年代纽约和巴黎的繁华，一定让邓小平大开眼界、也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国的科技已经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急起直追，且应该从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教育着手。尽管邓小平复出时已经是7月下旬了，但在1977年8月3日的科教会议上他还是询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是否可以在年内恢复高考，在刘部长的肯定回答后，邓小平宣布“应该结束推荐制度，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培养人才、见效快的好办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变并非易事。要确定考试科目，挑选出考题的人员，公布考试计划，为百万人举办考试，组织和完成评分，确定哪些大学招生以及录取多少学生—这是一项令人瞠目的任务。当时的中国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过高考，很多领导干部的思想还是毛泽东的那套，认为大学生应该将学习与劳动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曾经正是毛泽东这一理论的得力鼓吹手，为此邓小平在8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不惜主动否定『过去的我』说“过去我……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 当有些干部抱怨说在年内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时，邓小平不耐烦回覆：政策已定，就在1977年高考，不能再变。当他在9月份发现进展不顺利时，邓小平使用了他在二野带兵时的风格：“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虽然最终1977年的高考比政策晚了几个月，但终于“开科取士”了。记得1977年的十月的某一天，父亲从单位回家拿着一份报纸严肃告诉我，再也不能够终日游荡了，党和政府决定恢复高考，现在有机会好好学习，报效国家了。二姐也闻讯从下放的农村回家到处寻找复习资料准备带回知青队复习高考，我则开始放下手中的小人书开始狂啃数理化，准备考重点高中了。
据统计，在77年的那个冬天，约有578万考生参加了考试。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是所谓的“老三届”，很多人尚在农村劳动，突如其来的“恩科”使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改变了命运，成为未来国家建设的栋梁，尽管当时的录取率只有5.8%左右，但这是中共统治中国以来，大学第一次不把阶级出身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录取完全根据考试成绩。这一公平的方式，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培养和储备了众多的人才，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
（上）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介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中）长沙一中考生走出考场
（下）北京某高校七七级新生开学典礼
如果说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等并不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没有邓小平，也许高考也会在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指导下慢慢恢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77年的高考，甚至78年也未必，另外上大学是否看阶级成分，估计也需要争论很久。只有邓小平这类政治家才有这样的果敢、这样的权威、这样的效率将自己认定的事情办妥。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妙招”，为中共政权赚回了民心，也为自己将来完全掌握大权，成为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而对于77级、78级的考生与家长们来说、对于那些间接受到影响的六零后的应届毕业生人来说，中国有个邓小平，何幸之有！
79年7月邓小平在游览黄山时为杭州大学学生签名留言，此时邓的民望达到高点，准备取代华国锋了
行文至此，估计有看官会批评笔者的“奴性”……确实，在一个集权国家就是应该减少政治强人的出现，靠民众的觉悟才能逐步迈向协商、妥协与民主，可是在绝大多数民众尚处于愚昧状态的时候，还非得需要有一位“先知”强人才可以带你迈过那个坎—虽然他可能是无意的。中国在冲出历史三峡的进程中还要经历许多的暗礁和险滩，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帮助中国化解了一个危机，当下的中国，谁会是当年的邓小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