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香港

福建网民游明磊手举着“感谢香港”的牌子，道出了大陆同胞的心声

      香港，其实对于我很遥远，我几乎是在自己而立之年后才有机会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的；可她却又是我心底里最亲近的城市—自从我在九十年代初开始近距离感受她。

      在中共六四屠杀后，中国的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道路，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如果你对中国失望了，你赶紧出国；如果你对共产主义失望了，你可以到广东—那里搞的是资本主义。”因为在六四期间我亲身感受到北京、成都、杭州和武汉等地民众的激情，加上国际上如火如荼的东欧事变前兆运动，我以为中国是有希望的，于是研究生毕业就想方设法争取分配到广东了。这样，我开始接触到香港氛围。

      当时的珠三角，受香港的影响最大。广东人有句口头禅『同声同气』，粤港其实是一家的。珠三角的民众有大量的香港亲友，联系非常频繁，而香港的企业家在深圳东莞一带开厂也给当地带来繁荣；而影响最大的，我个人则认为是香港的电视—这里家家户户都装有『鱼骨天线』可以收看到香港无线与亚视的节目，无论是紧扣时事的新闻报道还是庸俗无聊的肥皂剧都将现代文明的基本规范和礼仪融入其中，生活在这片热土的当地人或外来工都每天耳濡目染、慢慢被潜移默化了。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都从香港开始。虽然有时候，有些人感觉到香港人歧视内地人，但总体来说，港人对大陆同胞的情感是血肉相连、与生俱来的。我进入IT界后的几位上司都是到国内工作多年的香港人，他们非常注意照顾我们“脆弱”的自尊心，常常在事后温和地告诉我“刚才的情况如果这样做会更好”。他们的见多识广和谦逊有方让我内疚，如果后来有业界的晚辈们赞许我曾经用耐心、礼貌和婉转的方式指导他们，身体力行尊重和帮助『乡下人』、『农民工』等“美德”的话，那实在是我的香港师傅们训导有方，让我不得不见贤思齐。

      从国家层面来说，香港一直是中共取得政权后获取西方世界信息和物质的唯一纽带，五十年代初中国『抗美援朝』，西方世界封锁中国，药品奇缺，就是香港的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等帮助购买和“偷运”中国。至于后来众多的香港专业人士为中国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使得中国避免走很多的弯路，例子就不胜枚举了。

      在内地的大陆民众记忆里，香港人乐善好施。在六四屠杀仅仅过了两年发生的华东水灾，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很糟糕，国库空虚，香港人明知他们的捐款会被中共政府拿去“统筹安排”（低效率和可能的贪腐的代名词），但他们知道在现实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中共政权这样的平台，即使被贪污30%，毕竟还有70%的港人爱心可以传递到大陆受灾同胞的身上，他们不能忍看国内的同胞受苦受难，于是香港人政界不分党派、艺界不分“山头”一起为国内的受灾同胞义演募捐，竟然募集到6亿港元，相当于港人人均捐款过100元—而那时国内的平均工资每月不及200元港币。我当时在粤看到香港电视上的义演盛况，非常感动与感激。我体会到香港人平日里那么斤斤计较，可在关键时刻却是爱心无限，他们是懂得如何区分大陆人民和中共政府的。对于大陆取得的任何成绩，香港人也热情地关注和自豪地分享，有几次奥运比赛或者中国航天发射时刻我正好在香港，看到铜锣湾时代广场大屏幕下聚满了关切的香港人，那一刻我会以为自己是在北京的世贸天阶或者是上海的南京东路呢？！

      除了对祖国人民的爱心，香港人还有当今中国大陆普遍稀缺的正义感。六四后中共大肆抓捕民运领袖，香港民运组织及时展开了“黄雀行动”，让多达300人的中共异己分子逃离大陆，避免牢狱之灾。而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则成为香港人民彰显正义的闪光亮点。本来，六四屠杀的死难者中并没有一个香港同胞，发生地也与香港相隔几千里，香港人完全可以遵循江泽民总书记的粤语劝告去『闷声发大财』。虽然香港拜金主义盛行，但香港人却深明大义，他们知道一个邪恶的中共政府的存在，一个没有法治、没有秩序、没有道德的大陆社会庞然在侧，香港人是无法欣然挣钱、安然享受和独善其身的。他们必须反映他们的心声，让大陆政府反省六四、让大陆人民勿忘六四，香港人才可以和大陆人民一起分享自由、和平与劳动成果。

2013年维园烛光晚会 过十万的香港民众冒雨参加

      二十四年，整整一代人的光阴，香港人坚持下来了，越来越多的大陆同胞冒着回去被“约谈”、迫害的危险开始加入到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的阵营。每年看到六四烛光晚会的照片，我就有一种冲动、一种感激。今天我要谢谢这位大陆同胞打出的标语，你道出了我们所有大陆六四人的心情：感谢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