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精英与领导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是不是精英？可能没有人怀疑他的道德与能力水平。八年的独立战争证明他的伟大，也积累起了巨大的威望。但对华盛顿来说，他认为他只是为国家做了一件事，虽然这件事意义重大，建立了一个国家，并且做得很漂亮，把殖民者赶出美国，但他并没有因为做成功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而认为他肩负着振兴美国的重任，需要领导美国人民去走向繁荣富强。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毅然辞职，回到家中。世人皆从道德角度去赞颂他的伟大，殊不知主权在民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理念，更是华盛顿的远见卓识，甚至这种远见卓识对美国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他的道德和精神影响力。

    

中外历史都有不少精英，他们或在人文领域具有独立思想洞见，或在自然科学当中寻找到了客观规律，或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表现卓越，他们为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远非一般人所可比似。但他们都只是在做一件事，虽然这件事意义重大，也做得很好，却与那些做一般的没有重大意义的事也做得很好的人相比，并无区别。社会有不少重要的事需精英去做，但有更多平凡的事需平常的人去做，很难设想，一个社会只有重要的事而无平常事。显然，精英是少数，普罗大众是多数；重要的事固然非同一般，平凡的事却也不可或缺；精英做重要的事做成功需高超的智慧与方法，平常人做一般的事要做好则需要不同于他们的智慧与方法。所以，精英做很重要的事，或他们做得很成功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水平，并不能成为人民需要他们来领导指挥的理由。简单的说，精英具有很高的知识与水平，他们所做的工作对社会进步影响巨大，并不是精英领导指挥他人的理由。

    

如果现在的美国总统到苹果公司去发布讲话和指示：“你们要注重技术创新，抓好产品质量管理”，到花旗银行去发布讲话和指示：“你们要创新企业管理体制机制，为美国经济复苏作出贡献”，并要求他们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实质，切实贯彻执行，这是不是一个冷笑话？主权在民的理论不仅在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要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且还在于国家权力不是一种领导或指挥。法学上有公权与私权之分，公权是指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也只限于公共事务。公共事务是个人事务中的一部份，是与他人相同的那一部份，对于个人来说，甚至是较小的一部份。由于是公共事务，所以人民需要建立一个政府来处理，处理公共事务的人，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与教书的，种田做工的人并无区别，处理公共事务的人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其它人的领导。也许公共事务牵涉大多的人，社会关注度高，也许公共事务处理相对复杂，需要较高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人民希望由精英来处理，以便处理得更好，这并不是说人民需要精英来领导。

   

精英治国关键在这个“治”字，如果“治”只是指处理公共事务，精英治国并无争议。但在中国的语义中，“治”包含有领导，指挥，管理，控制的意思，尤如治水，是使水随治水人的意愿流。治国显然是治民，是让民按治国人的意愿走。所以处理公共事务或具有公共事务特征的国家事务与治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处理公共事务是在做事，治国则是领导指挥控制。对于人民来说，当他有一个领导时，当他的所有行为需要服从指挥时，当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被强制时，他就失去了自由，成为了工具，当然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那怕这个领导者指挥者思想方法强制推行者是精英，历史上曾经做过很重要的事，并且已经做成功证明了他的能力，他尽可以去宣传他成功的经历和方法，看是不是有人能“复制他的成功”，但他决不能去当人民的领导，强制人民按照他的意愿方法办事。现在的领导概念中有领导力之说，有的精英确实具有很高的道德意识（如宗教领袖）和学识水平（如牛顿爱因斯坦等学科领袖），他们都拥有众多粉丝，但这是影响力或号召力，并不是具体的领导和强制，不会侵害人的自由。所以不是精英治国。具体的领导和强制在涉及特定情况时，如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时，也是必须的，为了统一行动，必须牺牲个人自由，而这显然只是国家管理中的特例而不是常态，和正常的国家管理不是一回事，当然也不是精英治国。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包括精英。所有人的创造性劳动，包括精英的创造性劳动，是历史进步的源泉。所以我们需要精英，需要各种精英，包括处理公共事务的精英，但不需要精英治国。专制体制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把人民中一般人与精英之间存在的知识和智力上的差别，或精英承担的工作重要性高于一般人的工作，巧妙的转换成国家或人民需要精英来领导，来指挥的理由，从而侵害了人民的自由，包括绝大部份不是领导的精英们的自由。民主制不但是选择一个优秀人才，而且是一种限权。甚至限权比选人更重要。我们不能选择一个让我们来服从他的“领导”或上帝，一个来侵害我们自由的人，那怕这个人是优秀人才，是百年千年一遇的“天才”。华盛顿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于他和其它人一起建立了民主制度，给美国种了“牛逗”，有了免役力，避免社会大规模流血冲突。而且由于这种民主制度，没有给总统以领导人民的权力，而只是公共事务的处理者，与此相对应的却给了人民充分的自由，也就给了人民创造性充分发挥的空间。人们可以在不受领导指挥的条件下，自由的想象,自由的在工作中向各个方向探索而不受各种条框约束。所以创新不但存在于重要领域和科技前沿，而且存在于普遍的工作之中。这是美国创新力居世界第一，并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根本原因。从这一点看，华盛顿亲手建成并亲身实践的民主制，贯穿了人民而不是官员创造历史的理念，对美国的深刻影响，远大于他视权力如粪土的道德影响力。

    

精英治国的思想来源于威权主义，中国的精英治国思想则明显带有“官本位”文化的影响。过去一般我们把“官本位”传统看作是价值文化，即追求当官，做“人上人”的价值追求，而仔细分析，官本位传统实际蕴含着英雄创造历史的哲学理念。中国封建士大夫追求“修齐治平”的传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即运用个人的知识和智慧，通过当官治国可以“平天下”。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从封建皇帝的“朕系天下”，到张作霖死前大喊：“快叫小六子，中国的事情就靠他啦”，再到现在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班子”，无不是官员（或英雄或精英）创造历史理念的一脉相承。抛开官员争权夺利的道德低下的思想行为不谈，即便是那些心忧天下的士大夫，也并不明白历史进步的真谛。他们并不是谋求做一件事，并由于这件事意义重大而推动社会进步，而是在谋求对他人进行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的权力，即成为领导。而且内心认为，这种对人民的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当然首先自已得先“修身齐家”，得有智慧，得是精英。殊不知，正是这种通过当官和权力推行的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窒息了人民的创造力，所带来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停滞。而士大夫的智慧，不是用在做一件事而是用于怎样来领导指挥人民，或协助统治者领导指挥人民，显然是用错了地方。

    

精英不是一种领导，当领导也不是精英所为。精英成为领导，他就不做事了，而只做领导，比如到下级单位去发布“你们要怎么怎么做”的指示。中国官场领导很多，精英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