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大就要對香港的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落閘，擾攘一年多的香港政治爭議終於要迎來結局。現在的形勢極為明顯，中國一定會提出一個高門檻，除了否決公民提名之外，還必須在提名委員會的提名中規定過半數才可以獲得提名，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基本不變。這幾乎可以肯定是扼殺了泛民競選之路。
香港的民主政制的發展將迎來最黑暗的一刻。香港無法真普選，其最根本的原因當然是中央不讓。但從泛民在這一年多的表現來看，儘管其對民主的爭取是令人贊許的，但他們犯了戰略上的根本錯誤，也成為了如此失敗的重要原因。
泛民的錯誤源於兩個提議：第一個就是提出佔領中環，即占中；第二個就是堅持公民提名。在做出這些決定的過程中，把持泛民聲音的激進派、學生和學者不肯妥協，缺乏政治技巧，無視政治現實，邊緣化溫和派則是失敗的主要原因。
任何人都明白，現在中國不可能想香港能夠有真普選。香港政黨也明白這一點。但對於中國會不會在群眾活動中讓步這一點，不同政黨有著不同的認識。和中共打交道最久的民主黨，一早就清晰地認識到，香港所能爭取的空間很小。新興的激進政黨，比如人力，對此還似乎有一定的錯誤期盼。而學生組織，對此似乎毫無認識。提出占中的占中三子，更是完全估計錯誤。
占中運動由占中三子，特別是戴庭耀所提出，真普聯也由身為學者的鄭宇碩為召集人。這些缺乏政治經驗的人因而把持了占中運動的中樞與解釋權。由這些非政壇人士提出一個政治性的群眾運動的提議，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靠譜的事。
佔領中環理論的提出，當是模仿佔領華爾街，源於認為中央會對佔領中環的群眾運動讓步。占中三子以為中國熱情讚揚佔領華爾街運動，就表明中國會對佔領中環做出讓步。其另一個根據在23條立法的過程中，香港遊行使政府擱置對23條立法的要求，這表明“中國會對群眾運動讓步”。這就是典型的書呆子習氣。
在前一點來說，熟悉政治和歷史的都知道，中國奉行的是實用主義，只要對中共統治有利，什麼雙重標準的他根本不在乎。日前，人大副秘書長李飛在深圳與香港泛民會面。在會前，何秀蘭送給李飛的禮物是1944年2月2日的《新華日報》。當中有當年中共發表的社論，討論如何才算真正的“普選制”。這些當年鼓吹民主的言論都是事實，也早就廣為人知。但王小波早就說過，“我們的安危就取決於領導的不好意思”。只要領導臉皮夠厚，這些都不成問題。
後一點來說，只要觀察仔細就可以知道，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是高度受到領導人的意志和風格所決定的，也和香港特首的個人素質有關，最後也和世界的局勢密切相關。
在短帝時代，中國還比較落後，對香港的先進和高度發達的經濟印象深刻。這時香港在中央的心目中是很高的。短帝對西方的先進有著被震撼的認識，也刻意要保持香港的地位，並有意把香港作為中國改革的試驗田和作為臺灣回歸的榜樣。這樣才有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所規定的“五十年不變”和“香港最終達到普選”的規定。
在才帝時代，推崇悶聲發大財，才帝本人出身江浙，長期在上海主政，和香港的商務文化非常投契，與香港富豪以及老懵董的關係極好。老懵董當時被香港人狂噴，但在本質上，他還是一心想香港好的，只是能力不足。才帝對香港其實也不太差，此時對香港的支持是實在的。
到了和帝時代，和帝和香港並沒有什麼太鐵的關係。但才帝的影響還在，而影帝相對開明，和帝又提倡不折騰。於是他們對香港的態度也相對溫和。中央否決2007/2008普選，而把普選放在2017/2020，正是自己任內不折騰的最好寫照。
到了二代時期，二代自己出身於西北，和香港文化毫無交集；本人性格強勢，厭惡他人對抗，不輕易妥協；加上國力強大，並不把香港放在眼內，對臺灣的示範作用也幾乎完全失效。689是二代所欽點的，本身就是一個性格卑劣的投機分子，缺乏老懵董一樣對香港的真正熱愛，自不會為香港人做出任何實質性的爭取。
現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也起到極大的作用。特別是親俄反美的外交思維讓中國現政府在本質上是極為抗拒香港民主化的：中國首先不希望香港民主化而難以完全控制，更不希望香港民主化之後影響大陸，現在又加上一個所謂的“國家安全”。香港既不重要，香港癱瘓也不過是港人自己的事，自然也無需為港人讓步。港人占中，最多對香港的經濟和政治有影響，對大陸，被親俄派傳媒歪曲宣傳影響至深的大陸大部分人民對此也不會有太多的同情。
中央對香港來說是一個絕對的強勢，中央有軍隊駐港，有憲法大於基本法的基本論調。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於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但中國對法律的態度大家都知道，中英聯合聲明的實際效力極為有限，基本中國現在就要廢除基本法，難道英國就要和中國絕交和中國開戰？這根本不可能發生。政治現實決定了，港人爭取民主只能用“巧實力”，而不可盲目地對抗。
只要明白這些，就不會對中國眼裡的“對抗中央”的占中運動產生一絲的奢望。
另一個問題是公民提名。這方面中國有殺手鐧，即基本法中列明提名需要有一個提名委員會。把提名委員會拋開的方案並不符合基本法。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認為，只要把合資格選民全部都自動作為提名委員，從而就構成了全面組成的提名委員會，這樣就符合基本法了。這麼幼稚的想法也只能在中學生中的思維中能夠認為會被中央接受。
真普聯所提出的三軌制，即提名委員會、政黨和公民提名三種方式，儘管保持提名委員會，但有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仍然違反了基本法。我們可以看到，就連公民推薦，即公民可以推薦出人選，由提名委員會決定是否提名，這個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方案也被中國視為會“削弱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其他的方案可想而知了。
在此情況下，務實的思路就應該是在提名委員會組成和提名門檻方面爭取，其現實目標應該是馬丁提出的確保能有泛民人選爭取入閘（儘管做到這點已經極為不容易了）。
但在占中三子和真普聯召集人以及各種激進勢力的眼裡，只有包含全民提名方式的提名方案才是可以接受的方案。馬丁提出泛民入閘的目標之後，被激進的泛民認為是“出賣人民的利益”而否決。民主黨從此失去在真普盟中的話語權和被邊緣化，缺乏經驗的激進勢力和學生霸佔了道德光環。
富有和中共談判和群眾運動經驗的溫和派失卻話語權，成為失敗的重要因素。這一年半有多的時間內，我們都可以看到占中領導人既無擔當，又無智慧。他們當斷不斷的拖拉，研究後再評估，再研究再評估，屢屢錯失一瞬即逝的群眾運動良機。他們和激進派與中共也根本無法溝通，斷絕了妥協之路。這些激進派也推開了建制派中的溫和派別，讓周融之流的激進建制派受到中央的青睞，變成了建制派的“民意代表”。
後來的事就基本步步走向反面了，面對真普聯的方案和占中運動呼聲，中國不但不讓步，反而提出了越來越強硬的方案。我不能肯定這些方案是一開始就有的，還是和泛民的對抗中逐漸形成的，但我估計後者的可能性極大。
從事後看，泛民的最大的錯誤可能是設定了一個行政長官真普選這個不可能的目標。泛民一開始就要求特首要“完全的”真普選，這根本不現實。實際上，就連民主黨提出的“泛民可以入閘”的極低的要求也幾乎不可能實現。
我認為，更現實的方案，其實是把2017特首選舉方案和2020立法會選舉方案掛鉤的目標。
中央既然承諾過2017特首普選，儘管搞一個假普選是可以預期的，但至少在一開始，它也不會故意希望因立法會無法通過而把普選作廢。泛民手中有過三分之一的立法會議席，中央至少要爭取四票，這時就是泛民進行討價還價的空間。
當年中央的承諾是2017特首普選，2020（即特首普選之後）立法會可以普選。中共一直堅持香港行政主導，在現時體制中，立法會的地位遠遠不如行政系統重要，因此對香港特首的重視程度大大超過立法會。如果說中央對特首堅持“零風險”的話，那麼對立法會則作出讓步的可能性還是較大的。
泛民應該用2020年全面直選和廢除功能組別作為支持中央對特首普選方案的交換條件。現在當然為時已晚，但在一開始，我認為，和中央達成協議的機會還是存在的。但泛民一開始就沒有重視這個問題。
現在，如果中央提出的2017特首普選方案被泛民否決，則2020的立法會普選也必然會泡湯。這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更是極為不利。泛民現在對否決中央的方案存在一個兩難的問題。泛民早應考慮到如此的境地。
即使這個方案通過了令2020立法會選舉成為可能，2017特首選舉和2020立法會選舉方案的脫鉤讓中央在2020選舉中又可以重複這一套假普選的爭論的把戲。可以預見，2020年立法會選舉也肯定無法成為真普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