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右派李康年引发的赎买二十年的争论

李康年的言论是，自从1952 年中共当局通过“五反”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严厉打击工商业者以来，这是作为工商业者的资本家第一次集体性地回应官方针对他们的有关政策。

中国不采取苏联或其他一些东欧国家那样没收私人企业方式，而是通过和平赎买私人工商企业的生产资料，继续保持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结盟，并且发挥工商业者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专长，为建设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服务。

和平赎买的具体措施包括国家根据私人企业生产资料的总数给予赎金（定息），安排资方实职人员的工作，保留企业负责人的高工资待遇等。

1957 年1月8日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工商界代表、企业主李康年向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定息的建议书”。在这份文件里，他根据 1956 年国家公布的清产核资私人股本总数 22 亿元，提出政府许诺付给工商业者 7 年、占他们资产总数 5％的定息总额，不符合最高当局全数赎买私人企业的承诺。他要求延长赎买期至 20 年，并将定息改为由银行发行的赎买存单，以简便领取手续和取消企业内部保留的阶级关系。李康年的建议被简称为“二十年赎买”或“二十年定息”，在 1957 年春天中共号召各界人士“鸣放”期间，被上海与各地的报纸摘要转载，成为工商界大、小会议激烈争辩的主要议题之一。这场争论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从赎金方式及其金额，工商业大、中、小户的不同利益和待遇差别，到当局有关资产阶级身份和资产阶级改造的论述。自从 1952 年中共当局通过“五反”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严厉打击工商业者以来，这是资本家第一次集体性地回应官方针对他们的有关政策。

1957 年李康年建议书及其有关争，揭示政府当局对私改造的实践，以及不同阶层工商业者的对具体政策的反应。作为一个中等企业主和上海多家日用品工厂的管理者，李康年的立场在中小工商业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向当局要求国家根据契约原则处理它与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且解除定息蕴涵的阶级关系对他们的身份束缚。1957 年春天的这场争论，受到随后发起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运动的严厉镇压，李康年和他建议的一些支持者都成为工商界最早戴帽的右派分子。然而，这场争论反映的，不仅仅是工商业者对自身合法利益的争取和对平等公民身份的诉求，同时也表现了当局对私改造路线的内在冲突。自从 1952 年“五反”运动以来，这一路线按照当局的话语包括两个方面，即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资产阶级。官方使用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据此制定的政策难以细化地对待人数达几千万的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者。其次，国家雄心勃勃地声称把私方人员全部包下来，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继续利用工商业者的技术特长和管理经验的目标。与此同时，却把他们都列入需要继续改造的资产阶级范畴。有关李康年建议书的争论表明，家长式的国家当局实际上难于满足工商界不同阶层之间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强加资产阶级身份的专制方式更是难以得到广大工商业者的认同。

李康年的经历；

国货起家的厂商李康年又名李良康，1898 年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文人家庭，他父亲是清末的贡生，曾在上海一家报馆做过主编，在宁波师范学堂担任过监学与教员。李父对儿子少年时期的严格教读，使他打下较好的古文和书法基础。李康年 14 岁高小毕业，17 岁至 24 岁之间在家乡宁波地区习商，先当学徒，以后在各商号历任文书、会计主任、秘书和经理等职。在此期间他半工半读，通过中国银行附设的函授学校完成中学学历。1929 年进入中国化学工业社先后担任文书、总务科长兼济兴银行经理。1933 年上海的国货厂商组织自救，抵制日货、洋货倾销，成立了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李康年担任付经理，后经理，实际主持这家企业。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注册资本为法币十万元，它接受国货工厂参加投资或寄售产品，由中国银行、新华银行帮助流动资金。公司在上海市中心南京路设门市部，从事零售与批发，以“中国人用中国货”为旗帜，利用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消费者的爱国热情，推销各工厂生产的轻工业品、工艺产品等。这是李康年第一次独立管理一家大型的商业企业。为了使账目更加精确、清楚，他采用了复式簿记的会计制度，按月编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计算书，并实行严格的进货规则与货品检查制度，取得贷款银行和寄货厂家的信任。他重视商店营业广告和国货宣传，发挥管理人员的特长和注重职工训练，逐步开拓了上海与外埠以及南洋地区的国货市场。

李康年与中国国货公司相始终，从 1933 年开张到 1953 年收歇，在那里的服务了二十年。该企业也是他后来一切事业的开端，以及他与银行家和众多国货厂商建立社会网络关系的基点。国货公司的声誉和推销网络，方便了他后来直接投资和经营工业品制造业。1938 年上海租界的战时经济空前繁荣，李和其他厂商集资合办了萃众股份有限制造公司，担任经理。“他重视产品质量，规定毛巾要选用优质棉纱和染料，并经过测试方许投产；为使毛巾既耐用又柔软，他改进制造工艺，增加经纬密度。他讲求经济核算，善于灵活推销……由于质量可靠，推销有方，钟牌 414 毛巾终于打开销路，成为名牌产品。”萃众厂的发展跟中国国货公司的推销网络有很大关系。由于李康年在公司的有利位置和声誉，众多厂家邀请他投资或接办或参与管理。1940 年他受邀入股中国钟厂，担任董事长后兼总经理，该厂生产的三五牌闹钟质量好，走时准确，受到上海市民以及南洋华侨的普遍欢迎。1941 年生产著名的狗头牌袜子二十多年的上海鸿兴织袜厂陷于资金危机。李康年与孙衡甫等 17 人发起招股 30 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李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与执行总经理。招股简章特别强调“狗头牌”作为妇孺皆知的商标，为公司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李康年个人在上述三家企业投资分别为中国钟厂资本总数的 6％，萃众毛巾厂 3,7％和鸿兴织袜厂 2,2％10。此外，他还在十余家中小企业有零星投资，担任董事或监事。他拥有的资本总数为大约 5 万元人民币。在他后来所写的一份批判性质的自传中，李康年说自己“自幼立志，事事不落人后，因此，在学必争名列前茅，习商后工作必争倍于同侪”，结果“为资产阶级所争取”，并且最后“投身于资产阶级”。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李是一个勤奋、努力的工商业者，具有较好的文书和会计基础，并且善于从实践中学习总结，改进自己的知识机构和管理技能。他抓住爱国运动和战时的有利时机，积极从事国货工业品的销售与生产，创造受大众喜爱的品牌产品，从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取得社会声誉。

1949 年以前，除了在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和寰球货品业同业公会担任有限的社会职务，李康年在政治上不特别活跃。但积极参与上海国货厂商组织的星五聚餐会，该会是工商业者交流信息之处，也是他们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交涉的跨行业机构之一。中共政权成立后，对工商业者实行统战政策，李康年成为市统战对象，担任了市、区两级的政协委员和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等职务。1952 年“五反“运动之后，他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后来还担任了“民建”上海市委委员。1953 年他成为黄浦区人民代表候选人之一，1954 和 1956 年先后两次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第二届市、区两级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工商界代表。此外他还在各种临时性机构，如折实公债推行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学习会等等担任职务。显然，李康年认识到在新政权下，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对企业和个人利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上海市轻工业局的有关报告认为“李在政治上虽表现有一定地位，但在各项运动中表现不够进步”，如‘二六’（1950 年）轰炸时企图关厂，萃众毛巾厂对政府要求的加工订货不积极，将 414 毛巾运往南洋各地，后因当地营业清淡才跟中百公司等国家单位交易。在‘五反’时，“曾组织‘星四’聚餐会虚报成本，盗取非法利润，是市 303 户中有名的老油条，坦白的都是鸡毛蒜皮”等。作为中国国货公司负责人， 李康年被列为“五反”市重点保护对象 303 户之一。中国国货公司最后被评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萃众毛巾厂则被列为黄浦区级 15 个重点户之一，李康年在压力下坦白非法利得 20 多亿元（旧制一亿＝一万元，下同）。

该厂职工害怕退款太多，影响企业以后的经营，组织人手查账并要求李修正，最后萃众厂的五反退款被确定为 8.23 亿元（8.23 万元）李康年负责的几家企业中，中国国货公司由于营业不振和长期负债，无法坚持于 1953年结束。其余萃众毛巾厂、鸿兴袜厂和中国钟厂，经三厂股东董事会申请，1954 年 8 月由市政府批准实行公私合营。按照当局的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由公股代表领导，同时调整和保留原资方实职人员职务。在有关萃众毛巾厂的人事安排报告中，中共江宁区党委写道，李康年“对于合营始则积极，继又犹豫，经支部一再督促后才打报告，目前则较积极，存有‘丢包袱’‘要地位’思想。”由于李不是技术人员出身，报告认为他“长于商业，但不懂生产”。但是“政治上未发现问题”，“为市统战对象，且系民主人士，在工商界中有一定声誉，因（应）仍任经理职，其第一付经理由公股担任。中国钟厂隶属于市轻工业管理局，后者有关该厂公私合营人事安排的报告指出，李康年“对中百公司的加工订货认识不足，对申请合营时间需早，原因是自己（是）民主人士，工商界较有威望并参加学习，只好表现积极。”“该人特点，要名又要利。在外面挂名董事很多，可以拿车马费。”据此，轻工业局有关部门认为李康年已经在萃众厂担任经理，在中国钟厂可以担任董事长不再兼任总经理的职务。

作为市级统战对象，李最后得以保持他在三家公私合营企业的主要职务，即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董事长兼总经理和萃众织造厂经理。不过李康年似乎并不很看重这些职务衔头，他真正担心的是公私合营会减少他在上述三家企业的兼职收入。他向市工业管理当局以及“民建”等处报告说，他在三处六项收入（公费加薪水）共计 720 元，但是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主，在这三家企业中所占有的资本微薄，并且“解放以后绝未分派红利，上述六项收1954 年 9 月 15 日。1952 年上半年“五反”运动期间，当局组织企业职工清算工商业者违法获利行为，同时为了保护政治上、经济上有影响的工商界上层分子代表不受企业职工的直接冲击，市政府集中了重点保护对象 303 户在市一级“互助互评”。李康年作为中国国货公司负责人被列为其中之一。

他要求上级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精神，允许他保留这些收入 7 年，以便归还他在其他亏损企业的债务。此外，他主动要求在公股代表领导下，仅担任三家企业的付董事长、付总经理等职务，声称由于自己担任多项社会工作，将会造成脱产时间过多。实际上，李康年非常清楚，公股代表是党员干部，只有他们才真正握有公私合营企业的实权；而资方人员即使担任正职，也不掌握实权。非常明显，他宁可放弃空名而争取实利。

李康年过去是一个不很热衷政治的商人，在中共新政权下，他努力学习使用官方意识形态的词汇，来表现自己政治上的进步。他显然非常明白，尽管党并不真正信任工商业者，但是如果要跟当局就自身的利益讨价还价，政治表现出色是必须的前提条件。其次，李康年非常关注国家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方针以及执行状况，他曾跟同僚表示，“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要去争取的”，因此他常常使用官方语汇，向有关方面提要求，同时也积极履行他作为工商界代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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