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历有为的“万言书”有感

                                     重温历有为的“万言书”有感       
              
    历有为，1938年生，1964年大学毕业。1983年由第二汽车制造厂转任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务。先后任湖北省十堰市市长、书记、湖北省副省长。1990年12月，厉有为调任广东省，曾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候补委员。1998年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常务）。是中国著名的改革派人士。
    1997年初，厉有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一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毕业论文，人称“万言书”。
    历有为置身官场，目睹了僵化的旧体制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诸多弊病。“万言书”中，他试图从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提出和探讨了这个问题 。
    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的无效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达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了182亿元，平均年亏损近40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令人震惊。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历有为的“万言书” 以开阔的视野，果敢的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尤其是所有制问题，数十个条目，字里行间，纷繁中见条理，巨细间酌缓急，不失为政体改革的锦囊之策。
    书中对社会民主的建言献策更是有独到之处。文中写到：关于政体改革虽议论多年，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上层建筑必须要适应经济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已经显得很不适应，甚至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化解，轻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则政息人亡。
    虽然反腐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早已是人们的共识，但厉有为在万言书中明确指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将走入了绝路。据此强烈要求十八大尽快“政改求存”——通过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而救党出腐败，救国出污染。
    他突出的强调了“时间”的概念，即时间并非是无限的。他认为，反腐不能够“收复失地”，公信力的缺失将与日俱增，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将是无法预料的。因为人们不会永远接受一个“只会摸石头，却永远也过不了河的”的领导者。
    文中说，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不得民心，是逆历史潮流的，是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妨碍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
    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前的“维稳”替代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真正的“维稳”是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正当诉求。使社会制度走向公平、正义的轨道，且迫在眉睫。
    他说：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而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垮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造成的。
    他呼吁要扩大社会民主,让民主党派脱离中共的人事控制。统战部不能成为民主党派的组织部，民主党派的干部选拔任用由民主党派自己用民主方式产生。
    历有为先生建言:政治体制改革也如经济建设同样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路线的选择，在万言书中具体详细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中心思想就是不断扩大民主，进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能行之有效。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他说：毫无疑问，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反应最强烈，要求最迫切，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最严重，对我党执政威胁最大的矛盾问题入手，应该是最佳的切入点。
    他建议撤销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机构，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运作，任何人不得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
暗示取消高官优惠的法律“小灶”，逐步走向国人梦寐以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先后担任过湖北省副省长、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不会不知道向中央上这个“万言书”的风险--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前夕，这将会如何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这在他眼中都不屑一顾。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他坚持认为，那篇文章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治国首先是“治吏”，无以治吏,何谈治国。因此笔者以为,有撇开治吏而妄谈治国者，十有八九是个骗局。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新的党中央寄予厚望。在万众瞩目之中，最期盼的莫过于政体改革有实质性进步。否则，人们一旦放弃希望，如历先生所说——后果是难以挽回的。
    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对“政改”的关注似乎有些疲惫了，但是，对于在“西风东渐”中长大的青年一代，他们的注意力却不可小视。
    纵观世界历史上的政治动荡，从法国的五月风暴；到美国的民权运动；89年发生在北京的动乱以及现在北非的社会动荡；无一不显示着青年做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现代社会运动的中坚作用。
    因此，我认为历有为把“政改”视为“迫在眉睫”绝非危言耸听，是有预见性的。他目睹了我国政治体制的积弊，并敏锐意识到，政府的公信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诚信危机必将导致社会认同感动摇的严重后果，改革开放有可能功亏一篑。
    当我们今天还阳光明媚的时候，能预见到秋风落叶的无情，冰雪凛冽的严酷，是何等难能可贵！
    “万言书”一发表，就遭到号称“首都理论界人士”的“围剿”，称厉有为这篇报告“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说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等多项“罪名”。
    让他欣慰的是全国各地有不少人声援他,有理论界的，有新闻界的，包括北京的一些部长。广东省社科院还召开专门会议支持他的观点。
    历有为坚持撰文，力倡政经改革，曾被极左势力无情地绞杀。叫嚣要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政一切职务。但他不为所动，仍义无反顾地推动深圳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孺子牛”。
    他对旧体制人浮于事，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效率低下深恶痛绝。那些以人民的代表和法人自居，漠视与疏离社情民意的现状让他痛心疾首。“万言书”彰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想人民之所想，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情实感。他胸怀远阔又着眼细微，敢于大胆的揭示了行政机制内的诸多病灶，这在中、高级官员中是罕见的。
    另外，厉翁还有洋洋千余首诗的《悟牛斋诗词》作品，更是突出了其“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无私与奉献精神。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深圳特区开拓创新、拼搏进取的时代风貌。
    然而，必须看到：“万言书”的创新理念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是绝不允许的。因此其试图突破“专政文化”坚冰的图谋，或许又一次沦为可望而不可求的奢望。
    但是，历有为先生的“万言书”一经发表，就如“红杏出墙”，立刻引发理论界的瞩目。90年代末，历先生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改革之星”的美誉。
    然而我以为：历有为和他的“万言书”在中国社会仍然“左满舵”,全民动员学习“最高指示”的今天，此文充其量不过是改革开放中的“一首动听的插曲”罢了。因为弛今为止像历先生这样不畏险阻，对政体改革痛陈直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在国内中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因此，他被边缘化也在“情理”之中了。
    今年是历有为先生《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发表二十周年。但是，我们在政体改革方面基本没有实质性变化。尽管如此，今天重温他“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的大作仍颇感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