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成本

    《悉尼先驱晨报》的时政新闻编辑彼得·哈尔彻，在“西方民主为何令我们失望”一文中，总结现代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趋势时说：在1974至2006年被称为第三次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时期，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所占的比例增加了一倍，从30%增加到60%。《民主杂志》主编之一、斯坦福大学学者拉里·戴蒙德说：“民主的这种持续发展是前所未有的。”
    
    事实也是如此，以韩国和台湾为例,两者都曾是独裁政府，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经济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演变成为民主政体。但是，戴蒙德又说：“自从约2006年以来，世界一直处在温和但长期的民主衰退过程中。”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加处于停滞状态。几个现有的民主国家摇摇欲坠并发生了倒退。以美国为首的老牌民主国家，似乎表现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缺乏在国外有效推动民主的意愿和自信。”
 
    而彼得·哈尔彻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这个机会。共产党的代言人《人民日报》宣称：“中国模式”创造了奇迹，开辟了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取代了对优越的“美国模式”的信仰，标志着其终结。”
    
    的确，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萧条，西方发达经济体影响力的削弱，致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挑战也日益严峻，并且这种挑战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其模范作用减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导致人们对西方民主表示失望的现象有所抬头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并非是普遍性的。在中国大陆，对以法治社会为标志的西方民主的向往仍大有人在。因为人类对社会民主，现代文明的向往与追求是不会放弃的。
     而《人民日报》宣称的“中国模式”创造了奇迹，开辟了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取代了对优越的“美国模式”的信仰，标志着其终结，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诚然，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令人惊喜。但是，低估了其背后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叠加，则难免有些飘飘然了。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拜金主义像瘟疫一样，对中国的社会文明进程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上到下，许多官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浑水摸鱼，不择手段的享用权力，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置社会责任于不顾，公然侵吞改革的成果。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高度集权的“中国特色”行政模式 ，“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使“一把手”成为一方权利总承包的法人。一手遮天的权利格局让社会监督形同虚设，为官员们的徇私舞弊、同流合污提供了方便。
腐败随着改革大潮“乘风破浪”，其结果是法律让位于权利，凸显了权利的万能与人治的随意性，剥夺了社会的话语权。政府无限大的政治格局湮灭了社会的活力。如何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依法治国的社会转型？还隐藏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纵观世界，权威体制和民主体制下媒体的作用有着很大不同，在民主体制下，媒体应该是“批评性和调查性的”。而我们的媒体则以唱赞歌为主旋律，缺乏批判和质疑的声音，长期以来以充当官方的传声筒与放大器为主 ，久而久之媒体的真实性与吸引力将不复存在！  
    
    近代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社会民主只是广大弱势群体的向往和追求，往往被强人所利用。而一旦江山得手，新的“王者归来”之后，就不会对“民主”再有兴趣——没人情愿让民众分享权力。因为它不符合中国传统的“王权文化”。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模仿西方，“照葫芦画瓢”的颁布了宪法。表面上设置了民主、共和体制和现代政府的框架。但是，当年井冈山的造反精神以及胜者为王的传统封建理念从未根除。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一举粉碎了作为“文革”替罪羊的“四人帮”。胡耀邦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雷厉风行地为“文革”的冤、假、错案昭雪平反，并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让遍体鳞伤的祖国重现生机。
    
    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活力，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国人的物质生活进入了丰衣足食的新时代。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文革”恶劣影响没能够彻底清除。拨乱反正，道德重建的重要历史使命被“边缘化”，使之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导致极左红潮倒灌，趁鱼龙混杂之机卷土重来。所以今天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社会仍处在拨乱反正的进行时。它关系到改革开放能否修成正果，关系到国家社会的走向，比任以往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出“到2050年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发展蓝图令人振奋。
 日本《每日新闻》称：中共的十九大报告，鲜明表达了中国试图成为“牵引世界的经济强国”姿态。今后中国的政策导向也可能给世界各国造成影响。
    
    中国经济的远景目标催人奋进，值得期待。同时，十九大报告也客观地承认了中国面临的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但是对深层次的隐患则有所避讳。
如：不择手段的追求经济利益使得社会道德溃败；责任感缺失导致的生产方式粗放，事故频发；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观。
    
    就社会体制而论，整个社会形态仍在专制的封建主义惯性中徘徊。回首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成熟的民主、透明的司法体系，一直维系着领袖人物“出言即法”的政治生态。
个别地方权利的肆无忌惮已经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对于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回避的。尽管身处宽裕的物质生活之中，但是人们仍难以对这个权贵社会缺乏认同感。
    
    与其它经济体相比，中国在获得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之后，社会政治体制并没有相向而行，进入现代民主社会。而是调转船头，重回到40年前的那个高度集权的“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称得上“伟大”的时代。在毛时代“伟大”随处可见；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都必有“伟大”；写在墙上的大标语均离不开“伟大”“万岁”云云；毛泽东本人独享四个以上的“伟大”,还有“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朝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大家都沉浸在“伟大”之中，享受着“伟大”。“文化大革命”把这种“享受”推向了巅峰。
    
    文革是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内斗方式，以莫须有的罪名随意迫害无辜者，废除宪法。有毛泽东撑腰的红卫兵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可以无法无天。有的被杀害者未经任何哪怕是完全虚假的审判程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正式文本留下。他们是被用棍棒打死或用酷刑折磨死，乃至枪决的。
    文革中被迫害丧生者有多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显然是不完全的资料则是：“文革”中“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
    
    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文革中，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回忆：在文革时终日惶恐不安的情景：“每次外出都要检查红宝书是否带在身边。家里临街光秃秃的青砖墙，原来没有标语。怕革命警惕性高的‘红卫兵’产生怀疑，冲进来责问。就赶紧去买了红油漆，刷上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心理才踏实下来。”
 
    恐怖，恐怖，中国的文革是二十世纪世界反人类罪行的极端记录。随着毛泽东去世，我们的“伟大”终于告一段落了。
    
    回首曾经“伟大”的年代，反思曾经为“伟大”付出的“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天价成本，不免令人感慨万千！从五十年代后期那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到60年代初“三面红旗”那“伟大”的饥肠辘辘的生存危机。亲历者终身难忘！而60年代后期“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多少人家破人亡！那曾经滴血的伤口至今还不能完全愈合，今天居然有人在为其唱赞歌了。
 为什么要刻意淡化、抹杀、甚至篡改历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麻木不仁？是“融化在血液里和“骨头中”的极左基因，令他们欲罢不能！
    
    纵观新中国70年的风雨兼程，“伟大”伴我们一路走来。80年代在否定“文革”及其极左路线的基础上，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历程，到今天已经有四十年了。改革开放政治上的松绑，让憋了几代人的劲头一下子迸发出来，让贫穷落后成为历史，人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于是我们又沐浴在新的“伟大”之中。经济腾飞，人民生活富余，短短20多年时间，恍如隔世。但是，在五彩缤纷的画面背后，我们看到的却又是令人咋舌的“伟大”的成本。
    
    诚然，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跃进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邓小平先生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环境的松绑，从而解放了社会活力。借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
 然而，要把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思想意识的解放拉回原位。把祸国殃民，被人们唾弃的“无产阶级专政”再树起来。拒绝政体改革，对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却难言乐观。
    
    作为“十年浩劫”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受害者与幸存者，邓小平先生晚年对“无产阶级专政”仍痴心不改，实在是不可思议！
    
    随着上世纪末“前苏联”解体为标志，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已经被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摈弃。是社会体制的僵化促使他们改弦更张，并从而融入了世界潮流。在此背景下，我以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即使能凭借其历史惯性而再放异彩，其影响力也是有限的——那些终于摆脱了“共产主义”理想羁绊的人们，还会把已经落地的红旗再撑起来吗？
 而一个政治体制与现实社会严重背离，导致司法凋弊，利己主义膨胀，道德溃败的社会能够取代优越的“美国模式”的信仰，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尊崇吗？历史会做出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西风东渐，随着精神枷锁的放松，激发了国人对法制社会的向往与追求，甚至于对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产生质疑，这就是邓小平先生剑指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就是“西化”，“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邓小平先生的这些话实际上就是霸气的宣布：“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既不允许修改，更不允许“对抗或反对”。任何“修改、对抗或反对”都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歪曲社会主义，都是决不允许的。
他的意思是说：经济上可以富余起来，甚至成为“资产阶级”，但是政治思想却不能叛经离道；不然，你有钱了，就想着去追求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不再是党的“驯服工具”了，岂不是背离了党的初衷。那怎么行！
    
    这让我想起了1960年“大饥荒”以后，经过三、四年的喘息，国人生存的压力刚刚有所缓解，毛泽东立刻敏锐的提出“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开始抬头，必须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遏制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事实上它“遏制”的恰恰是刚有所复苏的社会生产力。“卷土重来”的恰恰是对前车之覆历史教训的修正。
    
    邓小平先生列举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观点有：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等同于专制主义、权利垄断，甚至是法西斯主义。
 这就是说：要继续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肯定“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无产阶级专政好”；“大陆比台湾好”才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全然是一派捍卫“专政文化”的口吻！

  这种观点片面强调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负面的危险性，全然否定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双面剑”的历史作用，忽视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所谓“西化”，曾经是摒弃封建宗教的桎梏，冲破和挑战旧秩序的生力军。
    在中国没有“西化“不会有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曾经的功勋，何以成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祸首？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及其功过是非早已彪炳史册，历史证明它并非是完美无缺，永远正确。仍然需要客观全面的总结，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其毁誉。
    
    诚然，大陆确实有比台湾好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如台湾的方面。孔子说：“三人同行 ，必有我师”，尊重别人，取长补短才是理性、豁达的态度。自以为是，固步自封，“老子天下第一”不能算是与时俱进的政治家。
         例如：台湾社会民主，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成就比大陆要好。他们利用社会民主维护了公平、公正的基本秩序。自己做主选择领导人，尽管是乱了一点，但监督从源头开始，杜绝腐败，不值得我们借鉴吗？
    
    邓小平先生指出：二十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有表现，它利用各种社会事件和问题，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反思”和“新思维”。但归根到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旨就是歪曲、否定、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不错，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在反思“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审视“一元化”与“一党制”的功过得失。不管邓小平先生如何“坚决反对”，这反思从没有停止过，也不会停止。尤其是信息发达的今天，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了的。
    
    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算得上反对“西方自由化”的先驱了，无情的绞杀了妄图动摇祖制的“戊戌变法”，坚定捍卫请帝国皇权，拒绝改革，为清王朝的覆灭留下了隐患。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否则，“今天的中国政府不是清政府”的断言则缺乏说服力。
    
    理性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合理性，让它为我们的深化改革服务，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而否定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继续坚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让广大人民群众永远做循规蹈矩的“驯服工具”，显然是差强人意的。
    
    毋庸讳言，伴随着我们国民经济的崛起，权贵利益集团从形成到巩固，如今已发展成为主宰社会的势力集团，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并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貌似神圣、大张旗鼓。对此国人切不可掉以轻心！
    
    得益于政治环境的宽松，为国人思想意识的解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充分利用好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结构性开启民主化的探索，逐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自我完善，减少我们昂贵的“伟大的成本”，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否则固步自封，痛失这个难得的机会，拒绝社会的进化，将愧对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期待，也愧对历史！
    
    认识来源于实践，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逐渐接近真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已经有四十年了，出现“通过实践认识真理”的一个新的循环应该说是情理之中的。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味邓小平的这些带有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明显带有固守“毛泽东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窠臼的痕迹，充其量不过是“升级版”的“驯服工具”论罢了，受到质疑甚至是挑战也属正常。
    
    令人欣慰的是，现代网络的普及和信息化为我们送来了活跃的新鲜空气。但是，要实现建设法制国家的“中国梦”，主要还是看广大群众是否“争气”，是否能够自立、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与尊严，有“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的决心和勇气。
    
    又是鲁迅先生说得好：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