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突出政治”的年代

       回首“突出政治”的年代 　　　　　   

　我是40年代生人，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小六龄童”了。1952年开始上小学，在结束了多年战乱之后，那时新的社会秩序已基本稳定。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小学入学儿童的年龄差距特别大。记得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年龄最大的竟有18岁，和我们这些7，8岁

晚年的胡风先生

 胡风先生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而后，亦步亦趋的极左政治路线证明：  “胡风事件”是 为新中国知识分子敲响了立此为照的“警钟”，也为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做了预热。当时虽

然年龄还小，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来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则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了。
    1957年发起的“反右倾运动”，开始是号召人们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群众运动。当人们被发动起来之后，运动进入高潮时却风云突变，演变为“引蛇出洞”“聚尔歼之”和“请君入瓮”了。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的批判、声讨那些给党提意见的知名人士。记得当时遭受攻击最激烈的是两位民主党派的领袖，章伯钧先生和罗隆基先生（注2）。他们在国务院的部长职务也被撤销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受到批判波及面越来越大，首当其冲的多是民主党

派及各方面的著名知识分子。
    后来才知道在那次运动中，全国有300多万人因为给党提意见，被定性为“向党进攻”，成了狼狈不堪的“右派分子”；变成“敌我矛盾”的政治“黑人”；不仅株牵连到三亲六故，有的甚至放到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逻辑此时在这里初见端倪。
    而此时在另一边的“中南海”，毛泽东先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一手策划的“反右”“人民战争”已经战果昭著；又时逢南方某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捷报传来；更加激发了他的成就感，以至于“夜不能寐，旭日临窗，欣然命笔。”，写下了“红雨随心翻作浪，青

山着意化为桥。”的妙笔生花佳句。
    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粉碎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这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政治”的概念越来越明晰了，初步领教了“政治”对于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历史已经步入21世纪，在60多年后的今天反观这两次大规模的政治事件时，我们发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权稳固后，对新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打压和围剿，从根本上剥夺了其“宪法”规定的，人们本应享有的“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树起了“杀一儆百”的

警示牌，并且“立此为照，以儆效尤”。面对残酷的扫荡和镇压，作为社会发展先知先觉的新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低下头来，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唯一的生存通道——开始了漫漫的“犬儒”生涯。
    1960年以后更加强调“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媒体宣传的要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无所不在”，“阶级斗争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为了便于政策的可操作性，干脆列出了阶级斗争的清单——明确了“阶级斗争””的主要

对象是：地、富、反、坏、右、资。也就是后来被蔑称为“黑六类”的人们。他们之中有的是因为曾经富有过，有的是曾经发表见解而遭受过批判，有的则是为旧政权做过事或有过不良行为的。至此阵线分明，“阶级斗争”的战略布局已基本形成。
　　不巧的是50年代后期，受到以“大跃进”为主基调的“三面红旗”浮夸冒进错误路线影响，使得形势急转直下——原来的社会物质基础几经“政治运动”的折腾已损耗殆尽。
    “大跃进、以钢为纲”“人民公社、吃食堂”等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想极左路线带来了全国范围的大饥荒，1960年人民的生活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有的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据《党史》记载，在谎称的所谓“灾灾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口负增长一千多万，国民经济岌岌可危。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总结和检讨“三面红旗”著名的“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彭德怀和黄克诚等几位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因为反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路线，而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撤销了职务。
　 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生存危机的严峻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阶级斗争”战略构想的展开。但是“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高压态势对人们当时的不满情绪还是起到了威慑和抑制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物质生活极度贫乏局面，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得国民经济经过了3，4年的时间有所恢复，严峻的生存危机得以缓解，人民生活总算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就在国计民生刚开始出现转好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敏锐的觉察到，追求物质享受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于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内容的“四清”运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如何领导这场运动的方法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冲突。毛泽东敏锐的觉察到，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正在受到冷落和挑战，这是一场争夺领导权的你死我活的博弈。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先发制人，在中南海大院内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毛在这张大字报里没有指名道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锋芒所向，不言而喻就是炮轰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以及总书记的邓小平。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央的某些领导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犯了严重的错误。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以回到以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上来。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

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就这样，一个原本是领导集团内部讨论的问题，却一开始就脱离了同志式交流的方式，演变成为两股势力的生死对决。毛主席利用自己“伟大领袖”的崇高威信，以绝对优势，使出了“群众运动”的杀手锏。
    以1966年中共中央的“516通知”为起点，“文化大革命”迅速升温。首先是发动青年学生为生力军，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鼓励“革命小将”到各地“煽风点火”，开展“革命大串连”，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接下来“大串连”的学生潮由首都

很快漫延至全国，人员也由大学生扩散至中、小学生。
    数以万计带着“红卫兵”袖章，狂热的革命小将，到处宣传、贯彻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所谓“四大”如滚滚洪流遍及全国。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迅扩散至机关、企事业单位、街

道社区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席卷全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此全面全面展开。
    1966年8月18日之后,毛泽东曾8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总人数达1000多万人。充分调动和激励了人们“造反”的积极性，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高潮迭起。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学校停课，不少工厂停工，全力投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之中。以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为口号，出现了两大派别文争武斗的局面。毛泽东运筹帷幄，以绝对优势，很快将对方置于死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造反派”一时

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追求。
　　毛主席首先把地位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原定为他的接班人——刘少奇设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揪出来！对他们施以

“口殊笔伐”！“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成为了最热的流行语。
　　“向走资派夺权”的号角把这场浩劫推向了高潮。在“革命大批判”的旗帜下，各部门、各地区以及各个单位的领导人被打成“走资派”，押上了批斗大会进行“批斗”。而学校则把校领导定为“走资派”押上了“批斗会”。

    经过剧烈的“文争武斗”，国家以及各地各级政府纷纷倒毁。“红色风暴”愈演愈烈，大批老干部和学术上造诣极高的知识分子，一转眼成了“反动权威”，革命斗争的对象，而被揪斗、抄家、戴上纸糊的尖帽子游街。接下来，一个波及全国的“斗、抄、轰”行动广泛展开。
    有资料显示：文革中，全国共有约1千万户人家被抄；其中北京市有11万4千多户；上海市“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在僻远的云南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就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家被强行遣返回原籍，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打土豪、分田地”时

的暴孽场景。这时的“突出政治”已经演化到了极端，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政治绑架了。
    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法规统统沦为废纸，取而代之的是：把毛泽东的话奉为神圣的“最高指示”，是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甚嚣尘上。
    1971年林彪出逃的“9.13事件”之后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增添了新的柴火。
　　直到1976年以后，以毛泽东去世，文革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作为毛泽东的“替罪羊”被公审以及邓小平复出为标志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
　　此时的中国大陆，已是满目苍夷。从上到下，从学校、工厂到各行各业都乱得一塌糊涂。有资料显示：包括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文革”中“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

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惨痛的代价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场革命，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一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没有硝烟的“内战”，是新中国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和国难。
　　抚今追昔，颇多感慨。回首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突出政治”的大背景中，生活逐渐被政治化的成长过程。正是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着意的培养和教化，终于把我培养成为“十年浩劫”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誓死忠于毛主席”的

狂热的个人崇拜追随者。
　　在亦步亦趋的极左思潮中，能像张志新、林昭那样“识破庐山真面目”，对“文革”敢于旗帜鲜明的坚决反对，为了坚定的信念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那个狂热的年代中“宁死也要讲真话的“反潮流”英雄则屈指可数。用领袖的思想武装头脑，按指定要求发出声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随波逐流者是大多数。
    经过了历史的沉淀和反思，回首这一场由个人崇拜导致自我意识泯灭的人生悲剧，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的。尤其是要告戒子孙后代：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起码的做人准则，永远不要放松对“极左红潮”死灰复燃的警惕！
　　一个社会的发展，首先应该是满足人民生存的基本需求，饿着肚子的共产主义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选择。毛泽东死了，那个“越穷越光荣”，“有钱即有罪”的混账理论终于可以入土为安了。
　　为什麽那些祸国殃民的政策却能大行其道，一路凯歌？为什麽明明是屡屡失误，却粉饰为“战无不胜”？“个人崇拜”达到迷信和神化的程度，导致我们神魂颠倒，一错再错。
    有人说：生活困难时期虽然挨了饿，但是造出了“两弹一星”，值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搞科研就要饿肚子吗？改革开放以来，光是返回式卫星就发射了几十多颗，还有多艘飞船，我们非但没有饿肚子，生活反而越过越好了。事实早已经大白于天下——导致

我们挨饿的真正原凶就是“突出政治”的极左错误方针 。
　　一个“大救星”经过不断的“热核反应”，最终演化成为了一个“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当这个“红太阳”落山之后，我感到如释重负。首先，“世界革命的大旗”可以不必再高举，“解放全人类的重担”也可以先放一放了，咱中国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出人意外的是：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 “红太阳”又在冉冉升起，这时候才发现，此类“热核反应”并未终止，当“个人崇拜”的旗舰仍然在一如既往乘风而来的时候，真不知道，我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进入了第42个年头，我们的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变革，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值得庆幸。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却岿然不动，

甚至出现了倒退的倾向。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腐败导致的各种社会乱象乘风而行。“极左”与“极右”竟奇迹般的浑然天成，左右开弓，令人瞠目结舌。认真反思“改革开放”的功过得失，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我看到时候了！

   
    注1：胡风（1902年—1985年），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

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曾遭周扬诬陷。与鲁迅曾关系密切。1934年与青年作家梅志结婚。
    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并任《人民文学》编委。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反驳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编者按”中对胡风的批评。
    1955年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批捕决定的前两天，胡风在家中被公安人员拘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年11月，“文革”开始后，胡风再度入狱。
    1970年1月，胡风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胡风终于把“牢底坐穿”，被释放出狱。
    1980年9月，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先生因病逝世，终年83岁。

   注2：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安徽桐城人，中国政治活动家 ，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隆基(1896年8月14日-1965年12月7日)，字努生，别名生辉、野度，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人 。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二号右派，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五名右派("五大右派")之一。

                                                                                                                                             201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