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之人---先秦诸子百家系列36

商鞅和韩非都主张去仁去义，去巧去智，极力贬低有仁德有智慧的人，不仅如此还痛恨一切对国家“没用”的人，“搅乱”社会人，那么有哪类人是商鞅和韩非所痛恨的呐？

我们先看《商君书》上的一段话：“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上；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

商鞅说国家有五类人最没用，这五类人是谈说之士，勇士，商贾之士，处士，技艺之士，这些人凭借各自的专长欺上惑民，使国家田地荒废，军队羸弱。

韩非有篇名文叫《五蛀》也列出了五类人，把他们称为国家的蛀虫。五类人分别是言谈先王者，说客，侠客，工商业者，游食之民。这和商鞅所列的五种人几乎一模一样。言谈先王者就是儒家，勇士就是侠客。韩非最痛恨这两类人，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其他类人也都是违法乱纪搅乱社会者，国家不应该容许这等人存在。如果国家纵容鼓励这等人，那么种田的人就不会安分，国家怎么能富呐？战时没有人愿意作战，如何抗敌呐？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五蛀》

如果搞文学，耍嘴皮的人能够致富，那么人们就不愿意耕田；没有战功而尊贵，人们就不愿意作战。国家尽是那些用脑用智的人，而却缺乏劳动用力的人，国家不就贫困了吗？这就是为何世道之所以乱的原因。 

为了使君主更加看清到底哪些人对国家有益，哪些人对国家无益，韩非又下功夫把人分成好坏各六种。我们看看韩非是如何分类的：

“畏死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涌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谄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六反》） 

按照这个分类，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此六种属于奸伪之民。

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谄谗之民，这六类人是对耕战有益的好人。

贵生之士，就是临阵怕死逃跑的战士。春秋战国时代，出兵作战常有逃跑者。有个成语“五十步笑百步。”说的就是逃跑者，跑出去五十步的人笑话逃出一百步的人。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谁也别笑话谁，逃五十步与逃一百步都一样是逃跑。这是我们以往对这个成语的理解。其实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按照当时的作战规矩，当一个战士逃出去五十步的时候，敌人不得追击，所以就用不着逃出去一百步。有此规定，跑出去五十步的人当然要笑话逃出去一百步的人啦，那也太胆小了，用不着逃那么远。对这样的临阵逃跑的人有处罚的规定，但非常轻，与现在的军规不同。管仲当兵作战时曾多次逃跑，也没见对他有什么处罚。对逃跑者也没有歧视，反而却有赞誉，说这些逃跑者是爱惜性命。爱惜自己的性命就是孝道，因为生命是父母给的，爱护自己的身体就是孝道。如果自己不幸死了，父母该有多悲痛，甚至可能悲痛致死，那可就是大逆不道了。

韩非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却能用孝道来修饰自己，被赞誉“贵生之士”，而那些不怕牺牲敢于赴死的战士却被贬为“失计之人”，那么谁还去奋勇杀敌？

文学之士是指通晓儒家礼教，善于文辞的人。韩非在《五蛀》中说过“儒以文乱法。”指的就是这种人。与之相反的人就是什么也不懂，只知守法的“朴陋之民”。

有能之士是指有能耐却没有正当职业到处讨饭吃的人。比如韩信从军前就是这样。与之相反的便是耕地种田自食其力的寡能之人。

辩智之士是指能说会道的说客们，包括纵横家，与之相反的就是敦厚，不善言辞的愚耿之民。

磏勇之士就是墨家的侠客，韩非在《五蛀》中说过：“侠以武犯禁。”把这类人归为五个蛀虫之中。与之相反的就是胆小怕事不敢触犯法律的怯慑之民。

任誉之士是指藏匿罪犯的人。战国时代经常有杀人逃跑者，那些杀人犯有报私仇的，也有很多见义勇为者，有些人往往出于义气对这些杀人者加以保护藏匿起来，因此而得到赞誉。如果有人揭发告密供出了杀人犯以及藏匿罪犯的人，那就会被人唾骂为“谄谗之民”。韩非鼓励告密，所以当然痛恨藏匿罪犯的任誉之士，而赞扬这种谄谗之民。

可以看出韩非区别人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益于耕战，有益于耕地种地，出兵作战的就是良民，反之就是奸民。六反就是六种相反之民，国家应该鼓励哪六种，扼杀哪六种，一目了然，再清楚不过了。韩非鼓励国家用的六种人其实就是两种人，种地的农民，作战的士兵。这两种人只有四件事，种地，作战，守法，捉奸。 

韩非说那么多，其实他的办法完全照搬商鞅，因为商鞅不仅这么说还是这么做的，他在秦国变法，只允许秦国有两种人一是农民，一是战士。国家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是种田，一件是出兵打仗。秦国的国君秦孝公当时正要攻灭六国，六国之间也是互相打来打去。打仗需要战士需要粮食，商鞅的变法正是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更符合秦国当务之急。所以商鞅的变法才得以迅速实施。秦国因此也就变成了虎狼之国，以杀伐为荣，奖励军功，杀一个人可以获得一等爵位，杀两个人可以获得二等爵位，杀人越多，爵位越高，最后可以封侯受地。如何证明杀多少人，拿人头来，秦国的战士打完仗回来时身上都是背着人头，这样的场面多么恐怕。

什么叫虎狼之国，这就叫虎狼之国，人们除了种地就是打仗，没有自由，没有娱乐，除了基本的吃穿，没有多余的享乐，甚至还不准有多余的想法，不仅仅在行为上限制，更要从思想上限制，韩非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韩非建议销毁所有书文，人民以法律为教，以官吏为师，统一人们的思想，这就是法家的壹民政策。那么商鞅和韩非在壹民政策上各有什么主张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