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年代“洋相多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是否会回到票证年代成为一个谈资，想起一些往事。             

1953年，北京市发行“面粉票“，购买面粉需要有面粉票。从此，中国考上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票证年代“，就是购买某些商品不但要钱，还要有专门的票证才能够买到。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搞到东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个中洋相，匪夷所思，非亲历者，难以想象。

（一）物资极度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1953年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各种文献中只谈其对筹集“工业化”所需资金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的影响，则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一切政治运动。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国家以远低于其本身价值的价格强迫收购农民手中的农产品，从价值与价格差中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这实质上是部分剥夺了农民的自主经营权中的“销售权”；而随后进行的“农业合作化”则彻底剥夺了农民的自主经营权，使农民除了留下一点仅够糊口的口粮外，全部被国家拿走了。这种政策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农业生产长期效率低下；加上工厂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工业生产同样发展缓慢，效率低下。从而使全国物资极其短缺。

实行“统购统销”，社会立即分化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吃“商品粮”难于上青天。

“统购统销”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极为有限。当时的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块点心……农民进城，只能背上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为金贵；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带上“油票”去粮食管理部门申领。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要进城里大医院看病，农民最需要粮票，没有粮票的患者根本住不进医院，陪护者也无法在城市生活，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在城市有亲友的，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粮票，将是天大的恩惠。

从粮票出现开始，标志着物资短缺的开始；此后，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表示经济越来越困难，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而且，即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在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地方连票证供应的东西都无法保证。

在物资奇缺，票证繁多的情况下，演出了一幕幕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的茺诞故事：

王XX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证每周可买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

当时武汉市有专门的“结婚购物证”，规定结婚才能买到暖瓶、被面、脸盆之类。

宁XX的小孩出生才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只暖瓶打破了，极不方便。而买一只暖瓶需要一年所发的全部“工业券”，他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暂借，以度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心病，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再打破，夜里睡觉经常做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大喜，就是梦见又打破了暖瓶，大惊大悲。

翁XX1961年生孩子，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着实高兴了好多天。

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弄假成真，自此染上烟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

作家张贤亮时在农场当农工，发明了“眼药瓶滴油法”，由于当时食油极其紧张，竟在农场迅速推广。

花生早已成为奢侈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彭真，大费脑筋，终于在X年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市民每人二两。

家里有人要买被面或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的布票。

为了省布票，有些人只好在春天将棉衣中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

作家殷慧芬的妹妹下乡时，舅妈买件衬衣送她，但声明布票要还。由于殷家一时未能还上，造成亲人反目，两家人5年不来往，形同陌路。

中央民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当年为了补衣服，在家里要找一块好一点的补丁都困难。

当然，票证中最宝贵的是粮票。饿得眼睛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事时有所闻。

在太原有人潜入一个糕点门市部，下班人走后，他拼命吃了一个饱，第二天清晨，人们开门时，他已“撑”得不能动了，只要喝水，结果立刻胃部涨裂而死去。事后，人们一检查，竟少了七斤糕点，

作家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街道的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梁晓声家比另人吃到更多的豆腐，确实是“恩重如山”了。

当然，这些城里人的“票证的故事”，读来令人心酸；如果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村人写“没有票证的故事”，读之更将令人唏嘘！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由于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就有了某种普遍性与合理性。

（二）后门泛滥成风，逼迫人民造假说谎，民族道德大滑坡

所谓“走后门，”简单说来，就是通过私人关系，不按正常「规则」办事。

这里说的是广义的「规则」，包括法律、政策法规、各种规定以及社会的公认的办事规则等等。

因此，「走后门」的情况极为复杂，包括违法、违规、利用规则漏洞钻空子、打擦边球，以及在制订规则时故意漏下的漏洞（例如：留给权力者任意支配的“机动指标”），以及许多合法不合理的办法等等。

在上级规定下发的各种指标，票证中，均留有许多机动指标，供各级权力者任意支配。在各种资源均极其短缺，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这些机动指标就意味着权力者及其亲属，亲信的极大特权。

在各种公诸于众的公开规定之外，另设许多内部规定，这些内部规定是保密的，不让民众知道的，由权力者决定的，往往也是见不得人的。

举些例子说明一下：在毛泽东时代，城市户口是一切资源中最宝贵的，控制极其严格的。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对外地民众来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奢望。许多大学教授、工程师，即使工作需要，也多因户口问题而无法调入。但在「文革」期间，北京大批知青下乡，大批知识分子因单位迁出、下放农村、五七干校等将户口迁出北京，数量当在百万以上。但是，在公开规定北京户口冻结迁入的情况后，「文革」期间，北京户口未见减少，反而增加了！

笔者听到一则传闻：一位下乡知青，酷爱文学，与某大乐团一位巴松演奏员交情甚笃；一次，该演奏员将一名弹钢琴的女孩介绍给一位处长的儿子；该处长为主管审批北京户口的官员；为表谢意，问巴松演奏员有无亲友户口要进北京的，演奏员无此要求，想起了该下乡知青，向处长说了一句。不想在一片知青下乡的高潮中，该知青的户口却顺利迁回北京。

北京户口尚且如此，其他大中城市的户口，就更乱了。如：某省会城市，一位军队师级干部，在一大型企业“支左”期间，走后门将自己及亲信的亲戚朋友的户口，从农村迁入省会达一百多人。一个营教导员在“支左”时，也将妻儿户口迁入大城市。还安排了正式工作。

中国的规则愈来愈少，“规则意识”愈来愈淡薄，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后门”花样翻新，怪事层出不穷。

后门当然指的是权力。但到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权力已经不仅限于官员手中的权力了，而涉及整个社会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权力。如：医生的处方权，可以为病人开好药（因为好药短缺，往往限量分配给各个医生）、病假条（当时吃大锅饭，休病假工资照发）。票证管理者可多给某人票证。售货员可以多给商品，给好商品，甚至不要票证售给要证商品。汽车司机和采购员可以从外地带回稀缺物品等等。

“后门”的水平也分为三流九等。有所谓：

一等后门送上门，不要花钱，也不用票证。这当然仅限于少数有权有势力者。

二等后门不要钱也不要票证，但要自己开口索要，还要自己去取。

三等后门不要票证，只交钱。

四等后门不排队去内部买。

五等后门给好货（质量好的商品）。

六等后门用过期（已作废）的票证买商品。

七等后门给你留货，事后你去交钱、证，即取。

八等后门提前通知。因当时物资极为紧缺凭证供应的商品也经常无货。一旦来货立即排长队，后来者往往买不上。熟人提前告知一声，早去排在前面就可以买到。

至于大学招生、参军、招工等，更是人们竞相削尖脑袋往里钻的机会，人们八仙过海，名显神通：托人、拉关系、送礼，女青年甚至向当权者献出身体等等，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笔者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同学曾说：现在在工农兵大学生，一百个有九十多个是走后门进来的。你还不能说；你说了就批斗你，还拿出几个确实不是走后门的例子作典型，说你污蔑社会主义。

笔者曾听一位人事干部讲一个故事：

一位市领导人的儿媳，初中文化，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2岁还在X长X公社插队，该领导人复出掌权后，正好清华大学给该市几个工农兵学员招生指标。该领导人即让该人事干部去将他儿媳招上来。人事干部下去通过区委书记安排给X长X公社。不料开会时，区委书记误记为另一个长XX公社，以致当X长X公社书记念完推荐情况后，挨了一顿批评，区委书记说：“32岁，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居然还要推荐上清华，你们这不是胡闹吗？”X长X公社书记出来对人事干部埋怨了一顿。人事干部马上把主持会议的区委书记叫出来，说明了情况。区委书记回到会议室，叫X长X公社书记再汇报一遍，并马上表态说“这个女同志32岁了，出身又好，还要上大学学习，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好同志。”就这样，这位32岁、两个孩子妈妈的初中生，就上了清华大学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落后和无能，就要用说谎、造假、隐瞒、掩饰来欺骗世人。关于说谎、造假，各种报刊已经连篇累牍，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仅对官员有组织地逼迫民众为他们文过饰非，掩盖真相略谈一二。

为了不准民众揭发批评他们的倒行逆施，还出现了一种理论：“不准给社会主义抹黑。”还要向世界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向外输出革命，要解放全人类。

因此，尤其在对外工作方面，更有一整套的弄虚作假、掩饰真相的纪律和规定。

如：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来华的外国记者人数猛增。为了防止中国实际的贫穷落后情况被外国人知道，同时还要对外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以推进世界革命；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是不准外国人去的；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对外“开放”。在这几个开放城市中，各单位、居民委员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学习，熟背对“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以不用“凭券”敞开供应，但中国居民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也就是说规定顾客只能给外宾“演戏”。曾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就想走，由于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而“券”“票”的发放量又非常少。所以，当这个顾客买了东西要走时，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不但全部退还了袜子，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了处分。

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和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各种答案中，只有家庭人口“可如实回答”。曾有一位外宾问一位老人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竟慌慌张张地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明其妙。

无知，还要对外宣传，经常笑话百出：笔者一位朋友，原藉台湾，家在日本。建国前回国参加革命，并入党。建国后又上大学，1954年毕业。因“海外关系”“特务嫌疑”等，屡遭批斗。「文革」期间，停发其工资，使其无法生活，他要求回日本，被开除党藉。

「文革」后晋升为工程师，月工资增加到80元（按当时官方牌价，约合40元美元）。统战部门叫他写信回日本，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他对我苦笑说：我回国三十多年，大学毕业二十五年，已经五十多岁了，才当工程师，拿这么点钱，还要对外宣传。究竟是宣传“优越性”还是宣传“落后”？

许多违背百姓意愿的事，还要逼迫百姓装出笑脸来表示欢欣鼓舞。例如：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大多数都是千方百计想法“留城”不成后被迫而去的，临行前哭声一片，凄凄惨惨。但每批“知青”下乡时都要组织一个盛大的“场面”，敲锣打鼓，红旗招展，胸戴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泽东像前宣誓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会上还要发表一番豪言壮语，似乎农村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而与此形成对照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有权有势者，却没有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广阔天地”作为一番的。

而“知青”下乡以后，在招生、招工、参军时更是千方百计“走后门”拉关系，更是司空见惯，无所不用其极；目的是回城。而许多有权者也总是喜欢用权力把亲友从“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拉回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