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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的大学生出身都是有钱人
旧中国能念得起大学的基本上都是新老权贵以及资本阶层即有钱人的子弟。解放后的52年，中国以旧的科举考试的方式开启了“高考”制度。可根据60年的累计数字，全国在这种制度下招收的大学生，90%是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而其出身是属于封建官僚、资本家、地主家庭的子女，竟占到近80%。这就是说，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基层百姓，即广大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低下阶层家庭的子弟，则很少有人能登堂入室而为大学生者。
另外，当时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教育是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可是这近十年培养的约1百多万的大学生，却很少有人能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第一线上去。即便是有去的，也都很快的因各种理由而返回了城市。而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全国县以下的初高中毕业生，每年却都有数百万的“回乡知识青年（农村户口）”成为农村经济建设的骨干量。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国家高等教育十分的不满，而这也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66年做为文化大革命开端的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废除了高考制度。
这种高考制度，看似公平，但在当时，即在农村与城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这一大的客观条件还存在有根本差别的背景下，或者说是在教育资源还非常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中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是及其有限度的。且别说是当时，就以如今来论：农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数考进北京、上海的大学，即便是有政策的倾斜（如录取名额的分配等），他们也仍然是难以企望的。而这也就不难解释新中国之初的那十年为什么是鲜有基层或工农兵子弟进入大学的原因了。
文革取消高考后，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国家开始以推荐的方式，直接从社会底层即从社会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推荐优秀青年入学，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整个文革期间共培养了80多万工农兵大学生，这些学员后来也都成为了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骨干。据09年的一份调查统计，当时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学历都是“工农兵大学生”。而如今中共领导最高层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农兵大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总书记习近平（另两位是王岐山、张德江）。
文革期间全国的“老三届”毕业生大约是1亿，据此有人说：废除高考是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以这1亿人都能进入大学为假想的一种忽悠说法。而事实上，当时全国大学的实际录取能力每年不超过20万，因此，即便是不废除高考，那十年的总计录取也不过就是2百多万人。而且，这1亿的毕业生中，属于县以下的农村毕业生约占8成，即是有8千多万，那么再联系到前面说的文革前高考录取学员的构成情况还可以推知，这基层的8千万中，有可能进入大学的不会超过2万，即只可能是占这2百万录取生的10%。
2百万——2万——“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入学生总计是60多万，虽然没有查到相关的统计，但仍然可以确定，这60多万的入生，有90%都是应该是教育资源相对优越，基础知识学的比较扎实，即是属于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新三届”以及各类中专毕业生。而占同类毕业生总数8成，即是属于县以下级别的农村入考生，仍然会是极少之数。
关于恢复高考，还有人忽悠说：“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其实恢复高考的同时，也是废除了另一项入学制度，那就是推荐制度。这表明，即便是不恢复高考，大学校园里学生也仍然是满满，其读书声照样是朗朗，而且绝不会培养出如今这么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所以，一定要说改变什么的话，即通过推荐而不是高考，也同样应该是“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推荐入学，即当时招的“工农兵大学生”一直被抹黑为是靠关系，靠走后门入的。以至使许多人都回避或忌讳谈自己“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其实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问题一样，这种推荐入学由于开展的时间短，制度还不不完善，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简单丑化昨天来赞美今天，这则是今天的右稚们常用抹黑手法。且依实而论，当时希望入学的肯定是多多，而被推荐的必定是少少，是故因没被推荐而嫉妒、怀疑以至丑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单从这个角度看，这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竟可以让人不被录取也没有了脾气，则的确是优于推荐制度。
总之，废除高考是毛泽东从人民当家作主，即是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上来思考并谋划的。而具体地说，毛这样做，就是要在教育领域里，即是从根本制度上废除旧的封建权贵式或西方资本式的教育路线。当然，被毛废除的这一路线，后来是翻案了。而目前一些高校提倡的即效仿西方的所谓“精英教育”，更可谓是这一翻案动作的极致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