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下班回家,父母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一起去吃西餐,到了餐厅见到了几位父母的“牛友”和他们的孩子,那时的餐厅没有包房没有大型餐桌我们只能分桌而坐,父母和“牛友”夫妇们挤在一个桌上,我们小孩都坐在同一桌,由于我们这些小孩之间并不熟悉故感觉拘谨。最热闹还是那桌“牛鬼蛇神”们,我记得他们席间喝了很多瓶“味美思”,直到餐厅下班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大人们站在餐厅外又聊了一会才算结束,后来知道了那晚他们制定了补习计划为我们这几个小孩,因为那年(1977)国家宣布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在父母与我做了一次长谈后七人组成的小补习班就成立了,父母托朋友给我开具了长期病假证明我吃上了“劳保”全力投入了高考课程补习,记得我们当时的教材使用的是“数理化自学丛书”,书后面的习题答案都被剪掉防止我们作弊,在我们的七人小组里有下乡的在职的和在学的,其中基础最差最不服管的就是我了,由于早期的环境影响让我结识了一些朋友,经常去打架和做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坏事,突然的改变让我浑身不舒服,坐不住每天憋着想往外跑是我最大的问题,那时父母常说如果不加强管教我就是一个“文盲加流氓”的坏蛋。我父母和他们的“牛友”分工负责补习我们的初高中课程,但是语文和政治这两个科目他们都无法帮助我们,自从恢复高考制度后补习班像雨后春笋般的漫山遍野,以“大老粗”为荣和“八辈五贫农”而自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社会都呈现出追回失去的年华的热潮。夜晚,熙熙攘攘的人群成排成堆的自行车出现在补习班的外面,那时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对上大学渴望是我一生中不曾见过的,很多人在一天的工作后饿着肚子顶风冒雪象久旱的秧苗疯狂地吸允着知识的露水,我们七个人也融入了人这股人潮。我们七个人分两组喂养,一个老三届和一个大一些他们是一组,我们五个小一点是另外一组,那两人将参加首届高考,我们这五位大侠基础不好为革命从初中课程开始补习,第一次高考那位老三届的下乡知青就中榜了,同年再次高考另外一位也如愿以偿。那时我们的羡慕之心难于形容,经过一年多的卧薪尝胆点灯熬油加填鸭式的教学方式,1979年7月是我们五位大侠一试身手的时刻,在最后一门课程考试结束后,见到了父母站在考场外面等着我,才开始迫不及待地询问我考试的情况,后来他们告诉我一直等到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才询问我考试的情况是怕给我增加压力,真乃天下父母心啊!我们五位最差的大侠都没令他们失望,我们不久都戴上了大学的校徽,我的志愿外加父母的后台倒腾我进入了他们任教那所学校。在那“青黄不接”大学录取率极低的年代,能戴上大学校徽的人们发自内心的骄傲不可言喻,我戴着校徽重新回到我曾工作的工厂炫耀,招来了很多羡慕但也再没机会重游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