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羞耻之心”

再论“羞耻之心”

前几天为练级，翻出一篇旧作《我们还有羞耻之心吗？》在倍可亲网站发布。引来一些网友的拍砖，估计他们认为我羞辱了“全体中国人民”吧？

作为时下仍持中国护照的区区，虽等不到中国政府的撤侨包机，苟活于“南蛮之地”，但还不至于无端恶毒攻击身处祖国的“中国人”和海外的“中国人”，这个“我们”也包括区区在内。

其实，这篇随感是今年二月下旬看到前央视的主持人阿丘被网民围攻所作。我之前并未关注阿丘的微博，当他成为“全民公敌”后才搜看那段罪证，抄录如下：

此時，雖然東亞病夫的牌匾早已踢碎了一個多世紀了，但我們可不可以說話語調稍溫和並帶些歉意，不慫也不豪橫地把口罩戴起來，向世界鞠個躬，說聲：對不起，給你們添亂了（引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我看后并没觉得他要将这场瘟疫的源头责任加给中国，不管是否源头来自中国，最早的爆发地是武汉，那么为此向世界鞠个躬，我以为是符合传统中国人的品格的。我也相信世界文明国家不会因这个鞠躬道歉而将瘟疫的责任全推给中国？--那些责骂阿丘、方方的愤怒可爱的网民们认为他们给境外敌对势力“授人以柄”呢。遗憾地是他遭到了全国网民的口诛笔伐，他也被所在单位央视全面封杀，甚至他之前的音频视频资料全部被下架。区区一时手痒在微信公共号上发文感叹，彼时有些词敏感，因此，阿丘事件的原委亦未道出。

对于此次拍砖者，我不在意他们的抨击，反而有些嘉许。至少，他们看到“我们还有羞耻之心吗”这样的质疑后感到愤怒，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有羞耻的表现。虽然，他们对于笔者以日本、韩国和台湾作为比较感到难堪吧？

中国历史上有羞耻心的人多矣。即使经过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底线的人还是不少的。钱钟书曾为夫人杨绛的《干校六记》中作序就指出，应还有一个“记愧”，如《运动记愧》。这就是一种有廉耻的表现。我前几天发文悼念的邵燕祥先生，他就是一位有羞耻心的人。

此前，我一直将他并列于艾青郭小川臧克家等新社会新诗人之列而不看他的作品，但对他文革后的反思却佩服不已。因愿意记愧的人太少！这样也让邵燕祥先生显得突兀、生动而值得我辈尊重、良心社会的珍惜了。

从历史看，中国人的羞耻心是递减的。曾子提倡“一日三省吾身”，经汉唐宋至明清就衰减许多。但明末清初有个侯方域，就是戏曲《桃花扇》中的原型，现实中的侯公子将自己的新居命名为《壮悔堂》，还出版《壮悔堂文集》，为什么？他那时三十有五，自知前半生可悔过的地方多，趁年壮而反思，人生还能有一些补救，也能得到正直人群的认可。相比那些“终身老死而不知悔者”，要强似许多。

文革后的几十年，像钱钟书、邵燕祥和阿丘这三代人能记愧、思过与道歉的人也不错，完全证明鄙人“我们还有羞耻之心吗”的质疑有误。

邵燕祥曾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讲述与他有过从的老大姐瞿希贤，这位圣约翰大学、上海国立音专的高材生，在大跃进期间到某工地，县领导请她写一首鼓干劲的歌，瞿写了并在工地上大唱起来。以后得知这个工程不但全部瘫痪，加之自然灾害，粮食无收，更是饿死了许多人。瞿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進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瞿希贤2008年3月逝世，此前的2005年，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当时观众起立高喊，要求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瞿希贤在场，坚决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这首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

这不仅是有羞耻心，而且有责任感！

从春秋时期的“三省吾身”，到明清的“壮悔”，再到文革后的“记愧”......羞耻之心虽递减，但还是顽强残留在国人心身中......虽有许多“终身老死而不知悔者”。

2020.08.07撰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