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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傅雷家书》
雪梨子
今天网上报道傅聪先生在英国因患新冠肺炎去世,享寿八十六岁。我不算是音乐迷,几乎没有听过他的钢琴演奏,无法谬托粉丝,没资格缅怀......这个庚子年,太多的不幸了。让人近于崩溃,又让人更加冷酷。
但我对傅聪先生还是有记忆的,因大学时期团中央的推荐读物《傅雷家书》,在校生人手一册,印象中是官方的“盗版”书,而不是今天网上所说的三联版。这里得补充一下:八十年代出版新书常常供不应求,有时候大学就私印一些来弥补供应不足。得感谢傅聪先生的“叛逃”英国,傅雷的这些文字才保留下来,成为珍贵的史料。而傅雷给次子傅敏的信就给傅敏在“艰辛探索期”全都烧掉了。仅此,也应写几个字悼念。
不过,对于这本号称八十年代新一辈交口称颂的艺术、道德、情操和理想的书,我当年是有抵触的,那是一种反叛心理。对于同时期推荐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也如此。但学校指定的书必须读完,每周的班会也许会被辅导员点名谈感想,我们只好逐字逐句读完。
说点当时的看法,傅雷老先生的信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全然不像他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样,文字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而变化。全都是为人生、理想等大道理展开循循善诱,从手段和目的来说,与同时代的李燕杰、曲啸等励志老师并无二致。
因此,这本书读过一遍后就束之高阁,成为区区的藏书中最老的书籍之一。移居澳洲后陆续蚂蚁搬家,藏书至今搬来一半,《傅雷家书》仍留在帝京。显然,我是不打算重读它了。不过,前段时间翻阅八十年代的杂志,有楼适夷先生推荐《傅雷家书》的文章(详见《读书》1981年第9期“读家书,想傅雷”),不胜感慨。楼适夷和傅雷是可以“联床夜话”的好友,一九五七年春末,楼途经上海,依例留宿在傅家,傅雷兴奋地给他看尚未发出的给傅聪信。“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作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的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一次会议的精神。”(摘自楼适夷文)
这封信给傅聪的信刊登在同期杂志,值得分享: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适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是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襟怀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傅雷先生此刻的心情是美妙的,也一定是真诚的。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可惜,后来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傅雷被错划右派,傅聪在英籍教师的帮助下“叛逃”英国......楼文指出“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悠悠岁月,茫茫大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现在这部经过整理、编选、辑集起来的《傅雷家书》。”不知这位领导同志是谁?让父子间通信往来是一种基本人权,这位领导同志做了一件大好事,为何隐其名呢?
不过,此后傅雷以右派分子之身给叛国者儿子的信有多少真实、多少隐晦就是一个问题了。
楼适夷文章中提到,傅聪在1979年回国参加父母骨灰安葬仪式后与他的交谈中问:“那样的灾祸,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
对此,作为父执辈楼适夷文中回答:我不敢对他作任何保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场惨烈的教训,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
查,楼适夷先生2001年以九十六岁的高寿离世,那年的中国,正千方百计寻求加入世贸,融入世界经济体。朝野上下正趋同承认人类普世价值。相信他是带着一种成功、胜利与圆满的感受告别人世的。而傅聪先生,则是在新冠瘟疫肆虐全球下被新冠肺炎感染而死。此时的祖国,也开始执行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模式。若傅聪先生临终前想起了他四十年前对楼适夷伯伯的疑问,该作何想?
......
傅聪先生千古!
2020.12.29夜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