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春节卖断菊花说起

从武汉春节卖断菊花说起

雪梨子

从网上看到春节期间武汉的花卉市场卖断菊花一事，很感慨。显然，过去的一年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武汉人，未必是官方公布的4000多人。当然，要说是官家撒谎，也难说。因官方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定义、因疫情而死亡的标准，与西方国家的标准相差甚大。比如，疫情期间有新冠症状而死但未曾到医院就诊的逝者，不会被计算之列；即使是对新冠患者的定义，也是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比如澳洲，你测出核酸阳性，你就是新冠患者，但中国不一样，在国内做医生的朋友告诉我，还得看是否有“临床症状”，否则不算！后来，他们弄出一个新名词“无症状感染者”。至于那些因医院临时改造成「专收新冠肺炎」而需要做透析、化疗和突发心脏需抢救而不得者，也曾听闻。还有年迈体弱者却担心去医院感染而在家随天意者，也有。先君就是其一。

不过，对于武汉春节期间对家中逝者的悼念风俗，网上有些说法添加了演义成分，容易以讹传讹。笔者试以儿时记忆聊几句楚乡此类风俗。

楚乡包括武汉并无春节买菊花悼念逝者的习俗--至少在笔者熟悉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道理很简单，五六十年代崇尚简朴、鼓励生产，“希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眼望去尽是烟囱”的段子是符合基本事实的。至今仍可看到九十年代前共和国编撰的各地方志中，在前言里看到这样骄傲的说法“解放后将某市从一个消费性城市改造成了轻重工业并举的现代化城市”。“消费性城市”曾经是一个城市耻辱，“旧中国”的上海、北平、青岛、成都和汉口等都如此。而卖花，仅从电影《卖花姑娘》中知晓，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侧影。待广大人民群众买花布置家居，出现“第三产业”，至少是八十年代末甚至九十年代的事儿（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稍早）。

其次，过去也没有「大棚菜」，更无「大棚花」。各花只能按固有的季节开。秋季开的菊花怎能在春节期间见到？也无法在春节期间用菊花悼念逝者。

那么楚乡人如何在春节期间表达对过去一年死去亲人的哀思呢？笔者记忆大概有两种：

第一、春联不用红纸，而是白纸写就。顺便多说一句，春联在笔者小时候也被禁止，那时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的官方放假是在八十年代初才开始。而民间过“非革命化春节”包括守岁、团年和贴春联等则是太祖爷宾天后，即一九七七年春就悄然开始了，没了“四人帮”，华主席也不限制，与民休息。记得那年春未恢复高考，笔者与小伙伴走家串巷欣赏以前从未见识的春联，印象深刻。发现有些家用白纸写的春联，从内容看就知这家有老人去世。还记得一首对联：「白雪有情随我素，红梅无意任它芳」（大概），横批则类似「音容宛在」、「懿德流芳」等。

第二、纪念逝者也用花，那是自己动手扎小白花，类似花圈上的。当年周总理、毛主席去世，我们都曾在老师的带领下扎小白花佩戴黑纱上。

窃以为，春节期间用菊花悼念逝去的亲人，非传统风俗，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方法。首先，白菊花相比白纸花颜色相同，兼有清香，素净淡雅。适合哀悼。而黄菊花呢，则与西方国家的黄丝带颜色相同，中西合璧。因此，黄白两色的菊花特别适宜寄托哀思。

先君於庚子仲月弃养，远在万里之遥的不孝男只能用此法聊解哀思。故一直坚持每周购买一到两束菊花供放家中。此法并非风俗，却与故乡人暗合，情理之中也。

因此想说，某种行为方式流行，多是符合当时当下的技术条件与环境，未必一定是「古已有之」。有些方式，两三代人就会形成风俗，完全没有必要将之追溯汉唐，甚至唐虞三代。就像有些“专家学者”将满人的「煮饽饽」（饺子）穿凿附会到东汉的张仲景那里一样，一笑。

2021.02.15於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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