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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影----吴宓,一个民国学者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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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影----吴宓,一个民国学者的人生悲剧





说起民国学术界,吴宓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他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西洋文学家,诗人,红学研究权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国学大师。他桃李满天下,如钱钟书、季羡林、王力、曹禺、许国璋,以及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都曾是吴宓的学生。

很多人关注吴宓,一方面是因为他学问精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人生坎坷。一位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即便不去得体体面面,也应死得安安静静,像吴宓那样的过世,确实让人感叹:世事无常,活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宓死在一家部队医院,最后租住的地方是当地居民的两间平房,对面则是为他养老送终的堂妹吴须曼的工作单位,泾阳县面粉厂。

据说,吴宓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很饿,给我一口稀饭喝吧!

吴宓,原名玉衡,字雨僧,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泾阳县安吴镇安吴堡村一户大户人家,吴宓1917年,23岁时赴美留学,先入读弗吉尼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文学批评大师白壁德,研修比较文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吴宓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

吴宓博学强记,学问精深,他是文学评论家、西洋文学家、诗人,更是公认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早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时,他的学识便被当时的学人所推崇,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吴宓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首批部聘教授,即从当时各大学中的顶尖学者中选出,因此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第一批部聘教授仅30位,吴宓便是其中之一,其他如苏步青、吴有训、李四光、陈寅恪、徐悲鸿、茅以升等大家,也在首批部聘教授中。

1947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他回去任教,吴宓没有接受。两年后,他接受入蜀邀请,担任相辉学院外文系教授,同时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授课。1950年4月,两所学校撤销,吴宓北分配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先后在历史系和中文系任教。

有人说,入蜀是吴宓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便像进入了一条羊肠小道,甚至是黑暗的隧道,从此每况愈下,晚景凄凉。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对简体字发表不符合主流观点的言论,随即被打成右派,并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

在一次批斗中,吴宓反驳说,毛主席诗词中不也有繁体字吗?对方顿时怒不可遏,呵斥道:毛主席的繁体字是革命的,而你的繁体字是反革命的!接着便劈头盖脸将他打了一顿。

文革中,吴宓更是三天两头便要接受批斗。在西师,每次开批斗会,吴宓都会被打,据当年目击者回忆,许多次,还没等被押上批斗台,吴宓的头和肩就被两旁的人用竹条抽打,还有人捡起地上的石子朝其身上扔。

在一次全校批斗大会上,已经72岁的吴宓在台子上被勒令下跪,一跪便是两个小时。批斗会结束后,他早年的学生、当时的同事刘兆吉同情他,悄悄问他,身体吃得消吗?吴宓回答说:“跪着比站着好受些。”刘兆吉听了,心里一阵酸楚。

后来,吴宓被发配到梁平县劳动改造,在那里受尽折磨,年过七旬的他每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病弱的身躯难以承受。一次,他在高台之上接受批斗,被造反派推了下去,摔断左腿。

1969年11月30日,吴宓在《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自己伤后的惨状:“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还没等腿伤痊愈,造反派即命令他打扫厕所。

有一段时间,吴宓感到无法忍受,曾想绝食自尽,不料这被造反派视为“向伟大领袖的疯狂进攻”。于是,就对他进行强制性“鼻饲”,用一根胶管往他的鼻子里灌馊菜汤。极度的痛苦迫使吴宓最后只得求饶,同意放弃绝食,红色小将这才停止了他们的“鼻饲”。

在被批斗改造期间,吴宓一度被关进一间小黑屋里,屋里地面长年有积水,时间一场,吴宓很深瘙痒得难受。于是请求洗澡。不料,看管他的造反派提来一桶冷水,从头顶直接倒在他的身上。

其时正是初春季节,一桶冷水泼下,吴宓顿时浑身发抖。两个造反派接着用刷子抽打他,吴宓疼得不断喊叫,直到他叩头求饶,对方才停了手。

耿直的性格让吴宓吃了很多苦头。1974年1月,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他却不愿意批判孔子,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在“反动权威”之外又多了一顶帽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1年,吴宓右眼失明,左眼患严重白内障,于是获准回到重庆。晚年的吴宓很孤独,因为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他身上的各种标签,人们不敢轻易接触他,更遑论与他做知心朋友。

他在1973年写给吴须曼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医生建议我多和朋友聊天,或外出散步,但我身边极少有人来谈话,外出更无人作伴……”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无奈、苦闷与凄凉。

1977年,吴宓伤病加重,生活已不能自理,堂妹吴须曼念及兄妹情谊,在请示上级后,将吴宓接回泾阳老家照料,这让饱受折磨的吴宓略微得到一丝家的温暖。只是多年的政治运动把他折磨得近乎神经质,每次吃饭时,他总会问:“需要请示吗?”吴须曼就告诉他,四人帮打倒了,不需要请示了。

吴宓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把别人的哪怕一点恩情都牢记在心。有两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一点。文革后期,被批斗的吴宓显得很落魄,西师一位女教师觉得他孤苦伶仃,心生同情,就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非常感动,送给那位女教师100元钱。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大笔钱。有人觉得他给得太多,吴宓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这笔钱不只是那一双袜子,我答谢的是情,这么算来,100元不多。

还有一次,吴宓正在街上散步,突然一个青年喊他“吴老师”,吴宓竟然热泪盈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再这么叫他了。他非要给那个青年10元钱,他说,很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你今天叫我吴老师,我心里感动!

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拐点,但最重要的往往只有一两个,这些拐点,只有当翻过人生的那一页后,你才能体会到,那个拐点究竟意味着什么。

吴宓本来是不必蹲牛棚的,也不会被批斗,更不会跌断腿。1949年4月,国民党败局已定,于是动员一些著名学者迁往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恳请吴宓赴台,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但是被吴宓婉拒。

对一些友人请他去美国、香港讲学,吴宓也谨表谢意,以一句“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表达了他不愿离开故土的心愿。

然而,在那个时刻,吴宓并无法预料,他将为这句话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相比之下,那个在1941年某个雨夜,在西南联大陈旧的教工宿舍,用行李包为吴宓堵破窗户的陈省身,于1949年前往芝加哥大学任教,后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1984年退休后被聘为北大、南开、华师大等校名誉教授,建立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2004年去世,安葬于南开校园。

陈省身也想“死于中国土”,但幸运的是,他避开了那段动荡岁月,生活安逸,将全部时间用于研究,终成享誉世界的一代数学大师,所以,也就没有吴宓那样令人唏嘘的遭遇。

杨绛非常敬重她的老师吴宓,她曾写过一段文字,可称得上是对恩师一生为人的总结:“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的确,在吴宓心中,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不管自己的境遇是多么凄苦,尴尬,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先生,一个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人。

197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的病刚刚好一点,便帮助在家待业的外甥女进行高考补习。当听说泾阳中学因缺少师资开不出英语课时,吴宓认真地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呀!”

此时,吴宓已经83岁高龄,有谁能够想到,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师,一个早已被社会遗弃的耄耋老人,还能在自己伤病缠身,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想着去一所贫困县城的中学教书,为那些梦想进入大学的年青人做铺路石,为他们展开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尽一份力?

这,就是吴宓。

1978年1月14日,吴宓突发老年性脑血管疾病,被送入解放军513野战医院抢救后不治,于1月17日病逝,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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