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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参与启蒙?启蒙时代的知识传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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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12-3 06: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谁在参与启蒙?启蒙时代的知识传播网





  整理:姚涵之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启蒙思想何以深刻影响当代社会?当启蒙思想不再仅仅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时,当启蒙思想被商品化走上了法国巴黎的街道时,启蒙就不仅仅是大思想家和大学者的专利了,思想的社会化进程使得启蒙思想与精神逐渐渗透入普通民众生活。

  这个过程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

  本期外刊扫描将带大家回到18世纪法国的沙龙与研究室,看看这些社交场合如何构建启蒙时代的知识传播网路,启蒙思想如何从学术的高阁走向社会化的过程。

  1

  启蒙时代的沙龙:沙龙创办人与启蒙哲人的集合

  整理自“Enlightenment Salons: The Convergence of Female and Philosophic Ambition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2:3(1989), pp. 329-350

  作者:Dena Goodman

  任何时代的文坛(Republic of Letters)都是有关话语且存在于话语中的共同体。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坛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话语共同体,根植于以巴黎沙龙为中心的知识交流网中。1760年代,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莫斯时代的文坛,在巴黎开始成为一个共同体,并朝着新时代的方向发展。对于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来说,他们在文坛当中的身份,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学上的,对于他们的自我认知都十分关键。

  

  这个新兴的有着共同目标的共同体,是因编辑百科全书(Encyclopedia)而形成的,通过百科全书的编辑,他们想要改变大众的思考方式,而启蒙运动得以成功改变大众思考方式的原因在于文坛从一小群精英开始扩大。这意味着相比百科全书,他们需要一个更加广阔、深入和制度化的,一个可以随着启蒙运动深入而不断扩张的社会基础以及关系交流网。这些启蒙哲人发现他们想要的制度基础就在巴黎的沙龙中。

  

  Mme Geoffrin的沙龙

  

  Mme Geoffrin画像

  启蒙时代的沙龙是启蒙哲人交流的中心,他们复兴了旧的文坛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乔芙兰女士(Mme Geoffrin,原名玛丽·特雷瑟·罗黛·乔芙兰Marie Thérèse Rodet Geoffrin,1699-1777)、莱斯皮纳斯小姐(Mlle de Lespinasse,原名茱莉·德·莱斯比那丝Julie de Lespinasse,1732-1776。她是一位著名沙龙的主办人,但是现在更为人所知的是她出版于1809年的书信集,其中纪录了两段引人注目的悲剧爱情)、内克尔女士(Mme Necker,原名苏珊·库尔萧Suzanne Curchod,1737-1794)这些启蒙时代沙龙的创办人,她们不是那种贵族式的矫揉造作的女性,她们的沙龙也不是学习礼仪的学校。她们挑战的是那些贵族创办的主事休闲娱乐的沙龙。和17世纪类似,启蒙时代的沙龙也是为了社会阶层流动而服务的,但是人们想要进入的不是旧的贵族阶层了,而是新的文坛。加入一个沙龙并在其中学习并不意味着成为贵族的一员,而是进入了一个文坛,在这里可以平等地作为伙伴来批评君主政体。在这个意义下,那些文坛中的哲人实际上占据了原本法国社会中,和君主争论不休的贵族角色,而巴黎沙龙成为了这个群体可以建立和形成的制度基础。

  如果文坛要成为法国转向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媒介,那么它不能仅仅是一个理想国,一个只存在于思想中的概念空间,它也必须是独立的,不能全部依赖原本以宫廷学者为主的旧的文坛。

  到了1760年代,巴黎的沙龙处在了成为巴黎社交和知识流通的核心位置,也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中心。17世纪的女性创造了沙龙,并将之视为可以尊重思想且发起讨论的地方。17世纪的沙龙是都市生活的标志,挑战了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建立的封闭的宫廷式的思想。这个挑战并非针对贵族,也无意攻击君主政体,但是撼动了贵族的基础。这些沙龙以及创办沙龙的女性积极地宣称“贵族也是后天的”的思想,而沙龙则可以有力地帮助新加入者成为“新贵族”。

  

  莱斯皮纳斯小姐

  在18世纪,在乔芙兰女士、莱斯皮纳斯小姐以及内克尔女士的引导下,沙龙从贵族式娱乐休闲机构变成了启蒙运动的思想阵地。在沙龙中,贵族和非贵族在平等原则下聚在一起。哈贝马斯写道:“基于个人价值而产生的平等精神一点点动摇了原有的等级制度。”沙龙成为了启蒙的阵地,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一系列新价值,也在于利用这些价值为那些创办沙龙的女性,以及那些常常出席沙龙的男性创造了一个空间,让他们得以在一起共同参与启蒙运动。

  那些领导着启蒙时代沙龙的女性认为自己的需要和知识精英们是一致的。因此,1760年代沙龙改变了地位,成为了中心。沙龙成为一种新的由启蒙时代的人们开拓的社交和知识交流空间。要理解他们的启蒙精神,就要理解18世纪沙龙中的女性如何把一个贵族休闲娱乐场所变成女性真正可以工作的空间,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创造了共同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女人创办沙龙?她们不是为了和有权有势有智慧的男性攀上关系,进而追求声望和权力。这是在以男性中心的视角理解女性的行为,也是那些常常出席沙龙的男性的想法,更是研究沙龙的史家的书写。例如有人在称赞乔芙兰女士的时候写到她创办沙龙的目的在于追求名声,通过服务文人和艺术家,将有权势有地位的男人聚在一起来实现她希望自己是“有用之人”的抱负。的确,她是希望自己是“有用的”,她也在创办沙龙的过程中收获了声望。名声和荣誉是旧贵族的价值观,她们不容易被这种价值观驱使。相比试图向上层流动的人来说,启蒙时代沙龙的创办者和参与者则是聪慧的、乐于自我教育的女性,她们重新形塑着那个时代的社交、知识和教育需求以及社交方式。

  在一个并不鼓励女性有事业的时代,沙龙是基于长期以学徒身分进行学习,最终成为独立的熟练工的地方,这项事业向那些聪慧的人敞开大门,但是也需要有大笔的财产来支撑。和男人闯荡世界留下自己的业绩不同,女性创办沙龙是没有物质回报的,这份事业几乎没有收入和经济效益。

  在巴黎创办沙龙的女性往往是先旁听学习再自己创立支撑沙龙的社会人际关系,这个关系更多的是女性导师和她的学徒之间的关系,而非一个女人和一帮男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乔芙兰女士,18世纪最重要的沙龙创办人,20年来常常去唐森女士(Mme de Tencin,原名克劳汀·亚历桑德琳·盖因·德·唐森Claudine Alexandrine Guérin de Tencin,1628-1749。法国作家及沙龙创办人,与著名作家及政界人物交往甚密。她是启蒙哲学家达朗贝尔的生母,但是她在达朗贝尔几天大的时候将其遗弃在巴黎圣让罗德教堂)的沙龙观摩学习。直到对方在1749年去世,她才着手创办自己的沙龙;而内克尔女士则是跟着乔芙兰女士和莱斯皮纳斯小姐学习。莱斯皮纳斯小姐也曾经陪伴唐森女士20多年。

  

  唐森女士

  为何她们会在18世纪创立沙龙的问题?这个回答只能是:她们有着多种多样且复杂的动机。乔芙兰女士在18岁的时候已为人妻、人母,她开始常常出现在唐森女士的聚会上,而唐森女士年少时从女修道院出逃,又毁弃了婚约,产下了一个私生子。1730年,唐森搬到了乔芙兰家附近,开始帮助她。乔芙兰从小被祖母抚养,14岁的时候被嫁给了一个年龄是自己5倍的男人,她可以在沙龙可以结识很多男性知识精英。她认为自己不仅年轻且虔诚,更是一个无知的女子。在她给祖母的信中,她的祖母表示知识对于女人来说是多余的,她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知识过得也很好,因此她的祖母只教给她阅读而不教写作,既没有送她去女修道院,也没有给她请老师,乔芙兰希望可以在沙龙中受到教育。

  她的祖母去世两年后,她开始和那些在唐森女士家中聚会的男性一起学习,她一生都没有忘记过要这样学习。对她来说,沙龙是可以让她接受正规教育的地方,这种教育不仅被她的祖母否定,也被好多跟祖母同立场的人否定。多年后,乔芙兰写到她小时候曾有机会和弟弟一起定期上拉丁文课,一共七个月,但是当她跟弟弟从学校回来之后,她还想要继续学拉丁文,她妈妈却拒绝了。问题不在于父母不想让女儿接受良好教育,而在于没有合适的学校和机构。女修道院往往教的首先是社会道德训诫,然后才是真的知识教学。

  具有良好的规划能力也是沙龙创办者能成功的因素之一,这种能力能够让她们可以一同构筑制度化的启蒙运动。乔芙兰的规律生活为她吸引宾客帮助甚大,而像莱斯皮纳斯小姐则会在布置固定的集会之时在家中等待,而且很少出门旅行。乔芙兰的生活十分规律,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上午做家务、写信、处理杂事,下午她一周去两次她的沙龙,而莱斯皮纳斯20年来每天晚上5点到9点都在家等待接待客人。

  

 楼主|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12-3 06:32 | 显示全部楼层

  Curchod Suzanne

  内克尔女士也留下很多关于计划聚会的纪录。她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必须在家中做好梳理想法、打扮自己的事,要在走进沙龙前把所有的社交准备做好,因为一旦人进入了社交场所就不能让这些小事占据或是打断。”她为每周出席沙龙都进行彻底地准备,在日记里她写说“一个人对聊天最好的准备就是在出门前把事情想清楚然后记下来。”

  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对待沙龙十分认真,她们通过各种方式,想要通过沙龙在这个时代中创造严肃的内核。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些沙龙是轻佻且放纵的,并且人们认为这是由于女性在沙龙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所造成的。就像雅克·约瑟夫·都盖(Jacques-Joseph Duguet)所写的那样:“大体来说,她们享有权势的地方(比如宫廷)原本是严肃的场合,但是因为女性的参与却退化成了充斥着娱乐、休闲和轻佻行为的场所。城市也模仿宫廷,而地方也迅速被这种有害的示范所影响,因此,一个国家虽然原本充满了勇气,却逐渐变得软弱和女气,人们不再热爱美德,而是开始热衷于享乐和金钱。”

  在18世纪,卢梭在给达朗贝尔讨论剧院的信件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恐惧。享乐与女性绑在一起被卢梭看作是社会腐败的基础。卢梭抱怨:“沙龙中的男人会试图取悦女性,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变得女气。男人没有把她们变成男人,却被女人们变成了女人。”结果就是造就了和斯巴达、日内瓦这种严肃有道德观念的男性社会完全不同的腐败的社会。

  但是卢梭和他的支持者们都错了。17世纪的沙龙确实提升了休闲娱乐的功能(尽管其本意是重建社会的基础,而不是造成社会的退化),但是那些创办沙龙的女性和卢梭提到的女性却。沙龙在改变,而哲人们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沙龙远不是在花费工夫提升娱乐性,而是在努力重建社会。卢梭不断地被启蒙哲人们孤立,从来没有参与到这一步。在给达朗贝尔的公开信中他强力地攻击沙龙和那些女性创办人,而达朗贝尔正是百科全书的编者,也是文坛中的领导者,正是在沙龙训练和学习的人。启蒙时代沙龙的严肃性使它们和17世纪的沙龙有着截然区隔,也把它们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集会区别开来。

  启蒙时代的沙龙从来不是为了轻松度过几个小时而存在,娱乐固然在沙龙中存在,但这不仅仅是休闲场所,为了让人消磨时光并且逃离原本辛苦的工作和生意的放松场所。20世纪的工作和娱乐的关系不能带回18世纪,进而错置时代、歪曲原意。在旧制度下,工作和娱乐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各自的主要活动(贵族专事娱乐,人民专事工作)。

  18世纪的沙龙所做的就是将贵族式的休闲社交集会变成严肃的工作场合。使沙龙和其他社交场合不同的是,在沙龙里,人们不仅将思想活动视为严肃且有用的事情,而且沙龙中混合了各个阶层的人,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阶级差异,沙龙内的交谈者之间是平等的,这使他们可以自由批评和评论。就像哈贝马斯写奥尔良公爵摄政时代到大革命之间的英格兰的咖啡厅和法国的沙龙时说:“这是批评产生的中心,开始是文学批评后来变成政治批判,更开启了一种在受教育阶层之间的平等原则,将旧社会贵族和新的布尔乔亚知识精英放在了一个水平线上。”

  根据哈贝马斯说:“哲人们从贵族手中捕获了沙龙,并将之从贵族手中解放了,他们获得了沙龙的主导权,就将闲谈变成了批评,优美的空话变成争论。”伴随着将沙龙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启蒙哲人们开始互相合作,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以促进和扩张他们的事业的社会基础。启蒙哲人们使沙龙逐渐变成了一个有结构的严肃的社交场合,这个结构尽管有限,但是具有相当的弹性。启蒙运动的本质是观众的扩大,是启蒙了的大众的出现,是沙龙社会的形成,尤其这个社会中女性也参与其中,这就使沙龙成为普遍公众的模范。哈贝马斯指出,18世纪的公众从这些社交场合中成形,并认为公众只是对沙龙这个核心的扩展,因此也定下了“公众”的基调。

  到了1760年代,哲人们不仅主导了主要的沙龙,而且创办了自己的沙龙。这些沙龙也成为了成长中的启蒙时代文坛的中心。沙龙中的活动和启蒙运动中的社会和知识活动融合在一起,女性沙龙创办人的抱负与男性启蒙哲人在巴黎沙龙中走到了一起。

  沙龙如何为文坛以及他们参与其中的启蒙运动服务?首先,沙龙作为一个新闻、资讯、思想和话语可以被广泛了解的集散地;它也可以是交流中心,话语可以从这里流入流出。第二,这个空间可以供人们互相联系、见面、认识更多人,他们可以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在共同的项目中一起构思合作。这个空间中新人可以被介绍进来,参与其中。这是一个为不断扩大的文坛而不断扩大的空间。第三,这个空间成为构建法国社会公共空间的模型。

  2

  公共领域中的启蒙:18世纪末期的研究室与科学文化

  整理自“Enlightenment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 Musée de Monsieur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Late-Eighteenth-Century Pari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2:4(1999), pp. 463-476

  作者:Michael R. Lynn

  18世纪巴黎人目击了许多社会与文化机构的建立,所有这些机构都在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和资助,这些机构通过促进人们对对启蒙的接触,并且作为知识的散播中心来吸引成员。在18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出现了一种俱乐部的类型,通常被称为“研究室”(整理者注:musées在英文中虽然译为museum博物馆,但是此文探讨的musées尚未达到当代博物馆的规模,而更像是博物馆的前身,故译为研究室)或者“阅览室”(lysées,现代职业教育学校的前身,在拿破仑时代后逐渐向着基础教育、技术教育的方向演进),这二者特别满足了巴黎人当时的想象。研究室吸收了各种社会文化机构的特质,很快融入了18世纪末的环境之中,并赢得了大众的认可。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数年间,巴黎至少建立了10个研究室,所有这些研究室被创立起来,这些研究室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通往文坛的入口。什么是研究室呢?这是一个通过科学知识来滋养心灵的场所,针对每个人的需要提供不同的课程与学习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给予每个心灵一种适合他的思想和教育。研究室会进行公开的讲学,介绍各种科学知识,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在其中做一些实验。研究室还有一些学术研究的功能,有一些研究室还带有着古典的学术传统,但是更主要的研究室的存在给予了大众实用的技能,从科学知识到实用技艺。这些研究室往往由贵族们赞助,为群众提供了固定的场所来参加活动,通过收取费用使得成员们可以接触到课程、图书馆和实验室。这些课程在当时的巴黎处处可见,使很多人得以参与到启蒙运动中,而非仅仅只是阅读关于启蒙的书籍。

  研究室在法国的重要城市中都有着活跃的身影,研究室的创办人们也努力在启蒙运动的浪潮中为自己开拓一个空间。虽然启蒙时代的知识并非都是有关科学的,也不是所有科学知识都是在启蒙时代被发现的,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却非常紧密,使得当时的人以及后世的历史学者都无法忽略。

  研究室在法国18世纪晚期在哈贝马斯所称的“布尔乔亚的公共领域”中迅速发展,“布尔乔亚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在近年来十分流行,尤其在了解法国大革命前数十年间的政治与社会的本质,以及社群与个人之间如何创造和散布大众文化上。然而在公共领域中,自然哲学被遗忘,尽管在启蒙哲人看来这是定义他们角色的关键一环;科学活动也在大众如何理解启蒙运动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仅仅是1783年首次热气球带来的冲击,不仅震惊了法国首都的市民,而且造成了人们对自然哲学和科学知识的极大渴求,而对热气球的兴趣仅是巴黎人民对科学知识所产生的强烈兴趣的表现之一。

  近年来,关于启蒙文化的研究开始转向了启蒙知识与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在这其中,沙龙和研究室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黛娜·古德曼(Dena Goodman)在她的研究成果《文人共和国: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史》(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中,她强调沙龙在启蒙文化中的主导性,她也指出,研究室从很大程度来说是一个在18世纪末形成的男性空间,相比于沙龙中两性都有重要地位,而研究室则有意识地不让女性承担支配性角色。但是古德曼的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些场所的科学和商业面向,研究室重新包装并且使这些科学知识商品化,用书籍或期刊的方式来贩卖启蒙思想,这种做法形成了大众科学文化,并使得启蒙思想与商业结合。

  

  第一份化学专业期刊Chemisches Journal

  

  文人共和国期刊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研究室给民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阅读、交流和倾听的场所。在法国,沙龙、咖啡馆、阅览室、共济会和地方学会都给民众提供了风格、目的各异的场所,让民众有机会接触各种思想。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机构中,研究室占据了关键的位置,路易斯·塞巴斯蒂安·蒙希(Louis-Sébastien Mercier, 1740-1814)说:“读小册子、与启蒙哲人对话、买书,这些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有研究室。”

  

  路易斯·塞巴斯蒂安·蒙希

  研究室与阅览室,不像学术学会、沙龙和共济会那样具有排外性(研究室付少量的钱就可以参与,而其他三个则需要某些人脉才可以加入),又比咖啡厅和读书会要正式很多,研究室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俱乐部形态。虽然研究室混合了很多其他机构的特质,但是其成功之处在于为业余者提供了参与启蒙文化的渠道。科学知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研究室鼓励大众科学文化的创造与商品化。特别是,有一些人来到研究室,希望扮演连接起启蒙思想与普通大众的媒介,他们希望给大众提供各类科学文化材料,例如书籍、仪器和机器;并且让文化人与大众有了具体的场所为各自的利益进行互动,研究室的组织者和课程的授课者通过这样的交流获得大众的认可并通过扩大听众群来获得经济回报。他们很像是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所说的那种“落魄文人”(Grub Street philosophers,他们并非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难以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于是通过研究室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以贩售知识谋生)。

  资讯与思想的交流吸引了很多人,这些人要么是希望学些有价值的技能,要么是希望通过实用而非纯娱乐的方式来填充他们的休息时间。18世纪末,文化成为一种商品,它被贩卖、购买、私下交易,文化的标价或是订阅期刊、或是讲座入场费、或是一杯咖啡。

  研究室因混合了18世纪其他社交场合的特质而闻名。克劳德·马默(Claude-Mammès, 1752-1811)在1777年创办了“通信研究室”。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年轻人,希望在文坛留下名声。他希望他的俱乐部可以为巴黎民众提供一个讨论新思想与科学技术潮流的地方。他也编辑出版期刊,他的俱乐部每周聚会,并将会上的活动内容记录在期刊中发表。一般来说,人们每周三早上聚集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起观看和讨论工匠们新设计和制造的机器以及文人们的新思想,例如被眼镜制造商制造的新型显微镜、可以预测天气的机器等等。因为对科学知识特别重视,克劳德·马默得以获得皇家科学院的支持,这种形式实际上非常类似于沙龙,但在沙龙中,发起和引导谈话的是沙龙女主人,而在这里,人们是自主地聚在一起来关注这些新发明。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克劳德·马默的研究室的运作还是太像是沙龙,他重视彬彬有礼的形式,但是这对于科学技术来说不是那么必要。

  另一个研究室则是1780年由安东尼·高布林(Antoine Court de Gébelin)创办的“巴黎研究室”(Musée de Paris)。这个研究室则是学习的专业学会,而非沙龙,他希望一个低于学会但是高于大众文化的空间。巴黎研究室在初期获得了一些赞美,但是后来,由于无法调和学术与通俗之间的鸿沟造成了内部的分裂,它的名声也不可挽回地受创。但是在分裂之前安东尼·高布林一直努力创造一个学者和业余爱好者可以共同分享的空间,他希望巴黎研究室可以不要太过附和大众的流行,但也不要太过掉书袋导致过分艰深,也不要是图个热闹,希望得到国家和大众的认可。这个研究室主要是少量学者为大众讲堂的形式,然后安东尼·高布林再把这些成果放在他们的通讯期刊《巴黎研究室通讯论文集》(Mémoires du Musée de Paris)中。

  在早期的努力并未能如期达到效果时,后面的一些研究室组织者开始根据不同的受众设计研究室,例如女子阅览室(Lycée des Femmes)则为女性敞开了大门,而女性则被早期的研究室挡在门外。她们可以参与数学和实验物理学的课程,一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课程涉及各种内容,包括所有作为淑女应该了解的事,但是科学仍然有重要地位,但是这些课程不会非常艰深和学术,参与的成员大多只是想要做一些有趣的实验,学一些实用的技能,而不是想要了解牛顿万有引力学说和笛卡尔漩涡论的理论冲突是如何得到解决的。

  总体来说,研究室的成员逐渐扩大,覆盖了男性和女性,下层到贵族的各个人群,加入研究室一般需要一个已经是研究室成员的人的推荐,并缴纳15到上百里弗尔(livre,货币单位)的入会金即可。尽管具体的名单现在不可能知道了,但是当时最大的研究室“绅士研究室”(Musée de Monsieur)的成员最高可以达到700人,而上文的通信研究会也有超过300人的成员。我们从巴黎研究室的会客厅的700个座位也可以一窥当时研究室的规模。

  

  会客厅

  一般来说,当历史学者谈论启蒙运动与商业的联系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书籍和期刊的生产与销售,但是研究室的存在则提供了18世纪文化商业化的另一个视角。在研究室中,人们购买启蒙文化的各种产物,包括书籍、科学仪器、机器,并给大众一个参与和讨论文化的机会。通过将各种各样的讲座和知识聚集在巴黎的某个具体的地方,研究室的组织者们让他们的成员体验了一场简单且完整的启蒙,并且收费低廉。

  研究室与阅览室的出现将启蒙思想商业化,并将之转化成了某种巴黎人愿意为之花费时间和金钱的商品,于是研究室的创办者成为了启蒙思想的生产者和散布者。

  研究室为从中下层到贵族的男男女女提供了多种受教育和娱乐的机会,它让精英学者与民众得以在一起交流,进行相对平等的讨论。自然哲学不再是排外的精英文化,慢慢也融入了都市文化中,百科全书中的知识也通过研究室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被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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