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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用人这个工作,决定了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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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8-10-9 16:14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选人用人这个工作,决定了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





  原创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来源:钧正平工作室·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作者:徐东波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通报——《关于情况的通报》, 直言“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5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无助地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一个对解放全国信心满满,一个对维系政权忧心忡忡,战场上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我军战将如云,横扫敌人千里如卷席;国民党则无人可用,节节败退。当时,解放军兵力比内战爆发前增加了121万,而国民党军减少了65万,国共兵力比从3.6∶1变成了1.5∶1。我军进入全面解放阶段,国民党转入战略防御,态势悄然改变。国共在战场上的此消彼长折射出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用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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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回望历史,我党我军对干部选拨工作极度重视。

  192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开学典礼上,开宗明义地要求学员做好“三不八能”:“三不”即不嫖、不赌、不偷;“八能”即能写、能说、能唱、能算、能打仗、能吃苦耐劳、能生产劳动、能诚实可靠。可见,我军从建立之初便有了明确的干部任用标准。我军从无到有,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皆与这“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大大相关。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为此,新四军政治部印发《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专门明确要求:“坚决纠正用感情物质手段任用私人,拉拢干部,以达到培植个人势力的不正确倾向。”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大批优秀干部被选拔使用起来,我军由小到大,成为抗日战争敌后主战力量,对抗战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反观国民党用人,一看派系,二看人身依附,致使“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打起仗来,国军各方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8年初,蒋介石利用权力,将其毫无才能的同父异母哥哥蒋介卿安插在浙江省政府,先后担任省政府委员、浙江海关监督等要职。据史料记载,蒋介卿依仗其弟蒋介石的势力,在任职期间弄权舞弊,中饱私囊,购屋纳妾,名声极坏,而国民政府上下竟无人敢管。

  蒋介石曾在1936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分析他“一生短处缺点与病源”,共列举了8条。前2条便是“用人未及科学方法,并无绵密计划”“用人专用其才,而不计其德,不能察言知言”。对此,何应钦的评价则更为直接: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陈诚对国军将领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贪婪怯懦,毫无生气”。

  2

  “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

  淮海战役中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时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这就是我军为何越打越多的“秘籍”——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特别强调发挥官兵民主推选干部的作用。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指出:“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这也使得俘虏兵3个月被提升为副排长。

  1946年,胡宗南大规模进攻晋南,用11个师与陈赓4个旅交战,结果却是一败再败。陈赓每逢捉住敌军将领,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陈赓,和你们胡长官是黄埔同期。”1948年淮海战役,未曾上过任何军校的粟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击溃杜聿明、黄维、黄百韬、张灵甫、王耀武等名噪一时的黄埔名将。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这样说过:“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为什么土包子能打败洋包子呢?

  公道正派用干部是一个关键因素。正是把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的传统落到实处,“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使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足足提前了2年多时间。

  3

  经历挫折,经验愈显弥足珍贵。我们党正是在与错误用人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并坚持了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的好传统。

  1933年初,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在干部选拔使用上走宗派主义的路线,凡是与共产国际“扯得上边儿”的人就受到重用,而对那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连红军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也被排挤在红军领导岗位之外。这一时期干部选拔使用上的“左”倾路线,导致整个军队政治生态的混乱,进而直接酿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5年10月,张国焘另立中央,率部南下。对此,毛泽东严肃地批评道:“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经过延安整风,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宗派主义得到彻底清肃。“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不公道的作风”,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前些年,郭、徐、房、张等任人唯亲唯利,严重违背干部选拔任用原则,严重破坏政治生态,给党和军队带来极大损失。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果断决策,正风反腐,恢复选拔任用干部好传统,重整行装再出发,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新时代,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突出政治标准和打仗能力,深入解决选人用人突出问题,把强军事业需要的人用起来,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岗位上。”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把培养干部、培养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贯彻军队好干部标准,公道正派选拔任用干部,端正用人导向,强化干事导向,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着力集聚矢志强军打赢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形成群星璀璨的人才方阵,凝聚强军事业务期必成的磅礴智慧与力量!

  

  (钧正平工作室·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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